李铁：疫情折射中外城市管理的差异

这次中外疫情演变，也是一次对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由于城市化进程在全球已经处于主导地位，人口在城市高度密集，城市一旦处置不当会加剧疫情传播并放大风险。

面对突发疫情，过去我们基本无可奈何，现在则有不少手段可以干预疫情的演化，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疫情引发的风险。大体上来讲，我们要做的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降低感染及死亡人数，另一个是如何降低经济和社会成本。

在城市治理方面，具体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对生命的绝对尊重和对社会过度恐慌的担忧之间的平衡;二是对疫情演化趋势的医学分析和决策判断是否能够十分吻合，并且决策速度尽可能快;三是一个国家或者某些城市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时调动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各种医疗手段的内外部供给能力;四是国家和城市在进行危机处理时的强制力以及执行力等。

过去，我们研究城市治理问题，大多是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反过来寻找自己的不足。但是，对比中外城市在此次疫情应对上的举措，可以说，在危机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上，我们在一些方面正超越发达国家。

选择对生命的绝对尊重还是选择尽可能降低社会恐慌，这是国家和城市管理者在决策的初始阶段都曾经面临的问题。被普遍视为城市治理样板的一些国家和城市，此次竟然放弃了对生命的绝对尊重，有的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掩盖疫情传播和蔓延的真相，还有的采取更为“佛系”的态度任凭疫情蔓延。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对于疫情的医学分析和演变趋势，其实在各个国家和城市中都有过不同的争论，但是这种争议是服从于对生命的尊重还是服从于政治的要求，这次中外也体现出一些差异。我们在疫情初发时有过判断失误或者服从于其他选择的情况，但是及时得到纠正，很快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了疫情在全国的迅速蔓延。许多医疗水平和城市治理能力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肯定不会缺乏对疫情的医学判断能力，然而，现实中它们最后的选择并不尽如人意。

在危机中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这方面要优于很多国家。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体现的，有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城市治理能力的问题，有的则是如何通过调动一个城市外部的力量迅速支援的问题。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曾经面临过多次灾难和危机，在迅速地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去克服危机方面，我们确实做得很好。这跟我们制度和文明的特点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在看待突发性事件和危机时，都不是仅仅站在某一个城市和发生地的角度看问题，往往都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去看。正是这种特点确保了国家调动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外部资源迅速应对危机的能力，无论是医疗资源还是社会经济资源。

通过中外疫情治理的比较，还可以看到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强制力上的明显差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如果城市治理中的强制力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疫情的传播将会变得不可控，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将远大于个体的自主诉求。因此，对于城市中民众的不同诉求，在危机时期多要让位于城市治理的强制力，这是特殊阶段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我们在城市治理上还有一些发展方面的优势，例如互联网和信息社会的支撑，使得我们在采取比较果断的封闭措施之后，城市居民在社区和家庭中的生活，并不显得枯燥;城市中发达的快递和外卖，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我们日常的生活需求;各种大数据的检测手段增加了我们的疫情防控能力。可以说，我们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已经走在了国际前端。

尽管这一次我们在城市危机治理上有做得比较不错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值得反思和注意之处。比如，强制力和良好的执行力是我们疫情防控制胜的关键，但也要做好疫情防控阶段和正常生产生活阶段的过渡，不能将其作为城市和社会治理的常态，更不能用于经济运行的管理中。如果这种执行力和强制力不分地区、不分疫情发生的严重程度、不分发展的时间和阶段，也不分领域，可能引发的经济社会的负面后果也是我们难以承担的。这是我们在走出疫情阶段或者后疫情阶段的城市治理中要尽力避免的。

同时，仍然要看到我们城市治理中固有的且亟须改善的一些问题。例如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城市内部医疗资源的供给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如何更多地把科学的思维和手段纳入城市决策和治理中等等，这些在本质上是如何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体系。

城市治理各国都有各自的优势，我们即使及时解决了当前的疫情危机，并不等于我们所有的方面都全面超越了其他国家。毕竟在完善各种体系和制度建设过程中，在加强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在改进对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性内容，特别是在如何有效地配置城市社会资源、尊重和充分利用市场化的规律等方面，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体系还是有太多需要我们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内容。(作者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