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背景下的国际战略格局”系列（1）：全球抗疫的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和应对挑战

全球抗疫的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和应对挑战

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会长杨洁勉

综合和辩证思维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之一，在与时俱进地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研究中继续呈现出智慧的光芒和理论的指导。当前的全球防控新冠肺炎战疫更加需要国际社会以综合、辩证和前瞻的方式分析战略态势和应对举措。

数百年来的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大多与重大安全挑战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军事和战争的传统安全往往是主要的催化剂。20世纪下半叶开始，非传统安全因素逐步上升，6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环境污染、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恐怖事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9·11”事件、2004年的印尼大海啸、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都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仅以重大传染时疫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就发生了2002年的SARS、2009年的H1N1、2014年的埃博拉、2015年后的寨卡等。3月18日，钟南山在记者会上说：“SARS已经过了17年，我们一度当做是偶然事件，并没有坚持一直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工作，所以这次还是没有准备。” 同样的遗憾也发生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研究上，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们要吸取教训，对包括新冠肺炎时疫在内的超级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持续和深入的研究，从而应对今后同类甚至更大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对国际战略思维产生重大的冲击。在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全面和紧迫的威胁时，传统的种族宗教差别、贫富贵贱区分、经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对抗等已经退居次位。现在全世界除少数人（如美国当政者），时疫防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明显发送，欧盟和中国都在投桃报李，连挪威首相也公开请求中国不计前嫌而给予支持。人类社会的地球村和共同体意识在新冠肺炎的威胁下得到了增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超越国界和碎片化，开始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战略思维。

新冠肺炎疫情将加快大国战略布局的调整和磨合。全球和地区大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兼具相对的稳定性和调整的动态性。当前世界主要大国的国际战略格局尚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大国布局的局部调整非常明显，已经处在量变蓄势待发的重要过渡阶段。首先，此次疫情将会明显提升非传统安全在国际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甚至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其专注于传统安全的战略布局。其次，提升公共卫生在非传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形成非传统安全的“3+1”重点，即金融、反恐和公共卫生+其他问题（如难民潮）。第三，大国间国际战略布局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进行磨合。当前除美国以外的大国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共识要远大于传统安全，下一步目标是要在相关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和专项应对的共识基础上，调整战略布局，减少战略摩擦和增加战略协调。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国际战略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国际战略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往往只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中进行国际交流。但是，随着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增多和加重，发展中大国相互间以及同发达大国间的交流也在增多。大国间的国际战略交流内容正在向纵深发展，它们不仅要讨论政治、安全和经济战略问题，还会更多地交流诸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等超级非传统安全挑战。因此，本次疫情正在加速进行国际战略交流的形式变化。作为国际战略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各国首脑正在开启“虚拟峰会”的新时期。疫情形势下的压缩会议在后疫情时期可能常态化，主场外交将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达沃斯“赶集式”的大型战略研讨会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等超级非传统安全增加了国际合作战略的难度。在超级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前，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的行动、机制和思想，但面临的最大矛盾是疫情的全球性和应对的国家性。首先是协调行动的困难。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世界各国的应对很不一致，有的各行其是，有的以邻为壑，有的白白浪费了中国以巨大代价和牺牲换来的机会窗口期。其次是协调机制的困难。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缺少权威性和执行力，正如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世卫组织不是“老板”而是“秘书”。在地区范围内，公共卫生机制形同虚设，而且一些原来开通的边界重又关闭。再次是协调思想的困难。在疫情的生死考验面前，一些国家先前的脉脉温情被抛在一边，各种错误思潮相继抬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叠加势力，不断冲击着国际抗阻疫情的有效合作。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忙于应付疫情的“硬任务”而无暇顾及思想意识的“软任务”。一旦错误思想形成错误社会思潮，世界各国需要花费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应对和消除其恶果。

新冠肺炎疫情向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学者提出了新的使命。首先，学者们不能只当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和评论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仅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学者们要抓住历史性挑战而投身到抗疫之战中去，从国际战略、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科技革命、社会嬗变等方面去研究新冠肺炎等超级非传统安全问题。其次，学者们要从专业的视角去解答问题。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具有较强的历史观、全局观、角色观，他们要将此专业特长运用于新冠肺炎等超级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上去。当前，缺少国际战略家成为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战略研究的瓶颈之一。第三，学者们要用现代的思想、智慧、机制进行专业和学科建设。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与医学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分工，但要根据当前抗疫的需要而建立跨界合作和建设新的专业。推而广之，国际战略界的学者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