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欧洲医疗被病毒冲击得千疮百孔

随着欧洲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新中心，救治确诊病例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欧洲国家医疗资源短缺，成为人们关注焦点。长期以来，在人们印象中，欧洲国家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世界一流水平，为什么这次疫情暴露的情况与人们的印象相差这么大？

据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该国18日新增475例新冠死亡病例，比之前任何一天都高，总死亡人数则达到2978人。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和死亡人数的激增，新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医务人员的感染率非常高。据意大利循证医学组织GIMBE于1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疫情暴发以来，意大利至少2629名医护工作者被感染，这一比例超过医护总人数的8%。就在同一天，法国公共卫生当局报告新增89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总死亡人数达到264人，单日增幅超50%。

目前，意大利和法国是欧洲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如今都已经采取了更严格的区隔和封城等措施。出台这些举措是意料之中的，根据意大利和法国的疫情发展速度，此前就有欧洲专家认为，防疫措施提高到第三级是早晚的事情。如果说把疫情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发现阶段，即检测到有确诊病例;第二个是出现疫情传播的阶段，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加以限制;第三个是疫情大暴发阶段，必须进行全面管控;第四个是疫情的后期阶段。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第二到第三阶段，或者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从医疗资源角度看，由于此次新冠病毒具有与以往疫情不太相同的特点，无症状病毒携带者造成的传播非常广泛，从而让疫情短时间在欧洲暴发，令很多欧洲国家的医疗部门猝不及防。回顾近一个月欧洲疫情的发展，有几点值得深思。

首先，前端的防控不到位，让后端的医疗单位在面对确诊病例不断涌入时，压力呈指数级增长，最终到了崩溃边缘。例如，一开始法国政府有点低估了疫情蔓延的形势，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直到现在尽管法国政府已意识到防控问题的重要性，但法国民众还是没有特别当回事，街上没多少人戴口罩。由于欧盟国家人员相互往来非常通畅，这实际上也加快了疫情不分国界地扩散。尤其是新冠肺炎对西欧这种老龄化社会威胁最大，所以如果早一点在前端加强防控举措，一方面能提高人们的警觉意识，另一方面也能让医疗体系有喘息的机会。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伦巴第大区主席已经表示，现有的医疗设施将“很快”无法帮助新出现的新冠病例，他敦促意大利人待在家里。

其次，欧洲国家普遍存在一个特点，在疫情处于第一阶段没到第二阶段时，能控制得非常好，致死率比较低。而一旦确诊数量过千上万，医疗体系很快就承受不住，致死率上升很快。这跟当前欧洲国家医疗体系结构的特点有关。在这个金字塔中，广大的私人诊所和全科医生相当于塔基部分，覆盖了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民众日常出现的疾病。而国家性的综合医院在这个金字塔中是占比很少的。

在新冠病毒引发的高传染性疫情面前，私人诊所和全科医生很难发挥作用。确诊病例一旦病情严重，只能靠大医院的ICU来解决。再加上短时间内的“挤兑”，必然会出现心有余力不足的情况。这跟中国平时民众看病治疗就依靠数量庞大的三甲医院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人口结构的特点，也让欧洲国家医疗系统在面对疫情时压力巨大。意大利是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约为22.4%。根据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所在3月4日对前105名死亡病例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死者平均年龄为81岁。15人在90岁以上，50人在80至89岁之间，34人在70至79岁之间，9人在60至69岁之间，3人在50至59岁之间。这些老年人平时基本主要出现的是一些常见的老年病，因此在社区医院、私人诊所和家庭医生这个层面就消化了。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确诊感染的老年人很容易诱发严重的并发症，从而加剧病情。

根据相关资料数据显示，2018年欧洲国家的千人拥有床位数和千人拥有医生数并不低，德国分别为8.3和4.3，法国为6.5和3.4，意大利为3.4和3.4，中国卫健委公布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4.2和2.6。但是，区别在于中国迅速采取武汉封城的措施，有力地控制了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蔓延，同时还调集其他省市和军队的医护人员及医疗资源，集中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分别针对重症患者和轻症患者的医院(方舱医院)，形成了局部性的医疗资源倾斜。中国的做法，有些是欧洲国家难以实现的，但有些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在扩展医疗资源方面，除意大利在建设“方舱医院”外，奥地利和法国政府正在将一些大型展览馆改造成临时性医院，用于收治轻症患者。

由于各国国情和文化习俗不一样，生活理念和管理体系也都不一样，因此在应对疫情时，采取的应对手段也必然存在差异。有些国家表现出比较好的适应性，有的国家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则稍逊。另外，欧洲也存在政治正确的问题，政府必须要考虑在稳定社会的同时稳定疫情，这本就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最后反映到疫情中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数字上，而医疗系统则是后果的直接承担者。(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