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让法律赋能疫情防控

随着人类解决了饥荒、征服了自然，SARS、埃博拉病毒等带来的生物安全危机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威胁。现代交通工具发达增强了人口的流动性，也让病毒的传播无国界，未来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会更加明显。人类是技术控，总想靠技术搞定一切。但目前，切断传染病的终极手段是隔离患者、限制密切接触者。新冠病毒事件让各国再次明白，社会管理才是预防传染病的命门。

不久前，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澳大利亚宣布将实施《生物安全法》，对疑似病毒携带者进行拘留，还可以将确诊者限制在某个特定地点或隔离，在法律上确立了“传染病人无自由”的防控机制。这无疑给各国疫情防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隔离疑似患者、检查疫区人员，必然会限制一些人的自由。传统法治理念认为“疾病需要治疗而不是拘留”，临时性的防疫措施面临重大挑战。虽然中国凭借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和高效的数据分析能力，逐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疫情期间也暴露出不少严重问题，而且目前还面临境外疫情输入的压力。如何完善防疫制度，是战疫下半场的重大命题。

笔者认为，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用法律的力量为疫情防控赋能，是我国未来应对生物安全危机的不二法门。在这部关系民族未来的法律中，立法者应当确立“生物安全无小事”的基本理念，具体而言：

一是把生物安全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我国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等作为核心利益，未来病毒实验、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等涉及民族存亡的生物安全也应受到重视。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把生物技术作为文明竞争的决胜因素，2016 年美国将 “基因编辑” 技术列入了 “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 清单。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再次说明，生物安全是经济、外交、军事的基础，没有了安全的生态，一切都是浮云。

二是确立紧急状态下的弹性正义。在疫情期间，封路、隔离、检查等防疫措施，很难履行正常的法律程序。一线防疫工作人员需要当机立断、就地处置，很难履行复议、听证、裁决等法律程序。例如，韩国新天地教会聚集加剧了疫情传播，如果对类似聚集事件还要按照法律程序层层报告、民主裁决，早已错过了最佳预防时机。此时，一线执法人员可以行使基于医学必要性的拘留权，在危险人数过多时，可以设立类似澳大利亚《生物安全法》规定的“人类健康应急区域”，像“钻石公主”号邮轮那样进行就地整体隔离并救助。未来立法应当确立“无奈但有效即正义”的应急制度：紧急状态下的特别措施可以打破常规程序，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合理”即可。

三是确立“举国体制、全民动员”的生物安全危机应对体制。面对重大灾害，中华民族历来有全民行动、万众一心的历史传统。面对生物危机亦然，我们需要顶层设计、国家预案，更应该发挥民间力量。在新冠疫情期间，民营企业如互联网公司通过绿色健康码、在线教学等有效减少了传播风险，大数据可以快速分析密切接触者的信息，大大提高了追踪效率。未来立法应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应急优势，全面动员民间力量和智慧维护国家生物安全。

从历史上看，病毒给人类造成的破坏性，有时会比任何战争都大。幸运的是，人类一次次战胜疫情也变得更加强大，而法律是人类战胜生物安全危机的共同宣言。(作者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