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尧：各国忙战疫，制度挺关键

总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地图变化，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各国在防控疫情方面的不同做法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近日，笔者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成员在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介绍了“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人权保障”，并就各国不同的疫情防控模式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官员及多国外交官进行了讨论。对中外疫情防控模式进行归纳和挖掘，能够为我国以及其他正在被疫情困扰的国家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疫情紧急的状况下，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不惜代价优先救治患者，挽救他们的生命。同时，大力切断病毒传染的渠道，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权利。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尤其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更是优先考量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经济成本的考虑是次要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众如果不幸感染，需要自己承担检测和治疗成本，而社保体系覆盖面又极为有限;同时，在维护资本利益和保障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之间，执政党以“权力”和“资本”为中心，很难出台限制经济活动以控制病毒传播的政策，导致病毒加速传播。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发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动员，从中央政府到基层街道，从相关志愿者组织到社区自治组织，所有的基层组织迅速激活，管理单元不断细化，管理链条不断优化，并且有序整合到网格化体系之中。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依赖于人民群众普遍具有的爱国、奉献、担当的价值观，依赖于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依赖于党组织的健全和威信。而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难以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动员碎片化和多元化的民众去配合政府行动，而问题恶化时，民众又习惯于通过街头抗议来表达反对声音，通过选票政治来表达不满，这种“对抗式”的模式很难形成应对危机的建设性合力。

中国建立了高度协同的整体治理体系，上下一盘棋，统一调拨医疗资源支援湖北，有关省市对湖北各地市对口支援，全国处于相互协同的大系统之中，从而能够实现有步骤、有重点的整体性应对。中国的人权观念和治理体系都强调集体，强调以整体治理观去系统化解决难题。而西方一些国家难以实现在不同区域间的资源整合，难以形成纵深防控体系，难以针对紧急问题快速决断并有效执行。中国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一线，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医护人员集体“罢工”或“请假”形成鲜明对比。片面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治理观很难从整体上实现对疫情的有效应对。

中西方国家对是否“戴口罩”的不同态度凸显了二者的文化差异。中国人认为戴口罩既是预防，也是对其他人负责，西方人则认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而不去过多思考是否需要预防疾病的传染。笔者在日内瓦机场下飞机后就看到明显的提示——鉴于瑞士的疫情情况，建议大家都将口罩摘掉扔到垃圾箱里;在日内瓦万国宫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时，门口没有设置量体温等程序，动辄数百人的会场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只是在会议室门口竖立着一张海报，上面提供了一旦感到自己感染时可以求助的联系方式。抵制戴口罩是很多西方国家共同的文化，这种对预防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了迥异的疫情控制行为与效果。

各国在执政理念、组织能力、组织体系、物资调配、人力动员、观念引导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疫情防控的措施和效果。也要看到，我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继续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是我们取得最后疫情防控胜利的根本保证。(作者是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