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列：关注生物安全岂止疫情时

人类及其生态环境的要素和系统功能，始终能维持在可以永久维系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种安全状态，是我们生存和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正是生态安全的这种基础性地位，人们往往由于其隐性予以忽视，成为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作为生态安全重要内容的生物安全，更是直到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并蔓延，才引发全球普遍关注。

生物安全最基本的要求是通过防控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研发和应用生物技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建立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物安全体系，确保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所处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功能。

历史上威胁人类文明进程最严重的生物安全问题莫过于瘟疫。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大瘟疫使近1/4的居民死亡;165年至191年，安东尼瘟疫造成750万至1500万人死亡，严重打击了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249年至262年，西普里安瘟疫席卷罗马帝国，使帝国四分五裂;东汉末年大瘟疫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加速了东汉的崩溃;541年至542年，查士丁尼瘟疫严重破坏了拜占庭帝国的根基;1347年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过程中，利用天花作为生物武器，使印第安原住民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肆虐两个世纪的黄热病，造成美洲、非洲及欧洲部分地区大量人口死亡，社会活动趋于瘫痪;19世纪初，斑疹伤寒使拿破仑帝国崩溃;肆虐于19世纪的霍乱，横扫全球，仅印度就有超过3800万人死亡;1918年暴发的大流感造成了2000万至4000万人死亡，全球患病人数在5亿以上……进入21世纪后，疯牛病、口蹄疫、甲肝、疟疾、艾滋病等有造成区域性生物危机的疾病传播频现，对农业生产产生毁灭性打击，损害公众健康和影响社会安定。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埃博拉、SARS、MERS等病毒更是给人类生存带来极高风险，破坏社会稳定。外来物种入侵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2000亿元。

生物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已不单纯是人类健康、经济或科技问题，而应当被提升到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同一层次上，构成国家安全的又一种外延。一是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进程，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建立系统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如监测预警体系、标准体系、名录清单管理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体系、决策技术咨询体系等;三是加强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加大对生物安全工作的人财物投入和政策扶持;四是在全社会普及生物安全基本知识，培养公众养成良好、科学的工作和生活习惯，维护生物安全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五是重新审视中医药在生物安全中的作用，中医是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的另一个体系，以中医不科学而加以排斥是对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否定，无数实例也证明了中医药对保护人类健康的作用;六是高度重视颠覆性生物技术(如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发展对生物安全带来的巨大挑战。此外，要时刻关注外来生物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和公众健康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作者是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