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群众动员是社区工作的精髓

2月16日至19日，武汉市委下沉1.6万余名机关动员干部、国企职工和教师到社区，完成第二次“四类人员”大排查。此次大排查基本上摸清了底数，为疫情的有效防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说明，社区工作基础薄弱，疫情防控工作量大、要求高，仅仅依靠社区工作者不够。

当前，以网格化为主要代表的社区工作有三个特征。一是社区工作聚焦于“事”而非“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居民小区逐渐从过去的单位、街坊组成的熟人社区转变为以新市民为主体的陌生小区。社区工作的主要内容逐渐从调解纠纷、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转变为执行社会政策，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其结果是，不仅居民之间的社会关联比较少，居民和社会组织的联系也不多。二是社区工作越来越正规化、标准化。具体表现为，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专业化、工作报酬薪金化、工作流程标准化，社区工作者俨然是市政部门的雇员，承担着大量的行政工作。结果是，社区工作者看似忙碌，却未必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或许是一个合格的办事员，却未必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群众工作者。三是社区工作陷入制度供给过剩的境地。近些年来，社区治理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制度看似健全，却有着不适应性。治理主体之间还相互内耗，社区治理能力没有得到提升。

当前的社区工作趋势，与社区工作的主要功能渐行渐远。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社区是城市最为基层的治理单元，社区居委会的法律定位是居民自治组织。因此，社区承担了市政体系和群众自治有机衔接的任务。一方面，社区需要将市政职能有效地贯彻执行，服务社区居民，并规制社区秩序;另一方面，社区还需要有效地组织动员群众，尤其是要发动社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自治，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工作的精髓便是组织和动员群众，社区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社区工作需要在群众工作过程中完成工作任务。社区不应是一个政务服务大厅，社区工作者也不应坐在大厅等群众上门。这就意味着，政府须为社区减负。这并不是说社区不应该承担行政事务，恰恰相反，协助市政部门完成行政事务是社区工作者权威的来源之一。而是说，社区工作者的价值，更应在于其为群众解决了多少困难，在于其与群众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

社区工作基础扎实与否，主要在于是否有一大批熟悉基层，对群众工作有热情的社区工作者。社区治理的最大资源不在于有多少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有多么完善的制度，而在于社区组织和群众之间是否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和感情。社区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强社会关联，不仅有利于日常的社区治理，方便于社区工作者回应群众诉求，有利于群众自治;也有利于在关键时刻迅速组织和动员群众完成共同事务。

因此，社区工作不应被那些似是而非的“现代化”做法迷惑，而应回归社区工作的本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