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全球化要找出“东西共存”之路

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前几日，主办方发布了以“西方缺失”（Westlessness）为主题的年度报告。从英文原意来看，笔者认为将其翻译为“非西方化”或者“西方民主的衰落”更为准确。具体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传统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以及对全球治理机构的控制能力有所削弱；二是指西方国家内部的裂痕也在加深。

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在开幕致辞中说到，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西方化”，而《纽约时报》甚至将本届慕安会称之为“西方的安魂曲”。的确，一场有关世界秩序“大洗牌”的思考已经拉开序幕。

2019年，我们经历了中美贸易战起伏不断、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国际气候治理合作陷入“瓶颈”等种种全球化挑战。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分裂的趋势已经从贸易蔓延到了政治、科技、军事、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

尽管各种挑战接踵而至，我们仍应看到，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不会被逆转，但处在不断的包容改进与提升之中。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和全球价值链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命运紧紧捆绑，面对“非西方化”这一命题，各国更需要的是探讨如何寻找实现“东西共存”的路径。

首先，西方国家需要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寻找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平等合作模式；中国也需要以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打消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曲解。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显著，若形成“多极割据”的局面，各国将会面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

与此同时，近年来出现的多起“黑天鹅”事件已经反映出所谓的西方民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些危机及其影响动摇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信任，相应地也对“自由主义专家和国际机构管理制度”产生抵触。而民主国家自身的管理制度也出现裂痕，一些公民放弃了民主投票转用更为极端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慕安会年度报告显示，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全球选民投票率相对稳定（仅从78%下降至76%），而2011年至2015年期间，投票率下降至66%。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也应思考是否需要发现其他国家发展历程中酝酿和总结出的智慧。

本届慕安会实质上就是西方国家对自身发展进行一次集体反思、共同寻求破题之解机会。通过直面“非西方化”这一命题，承认自身发展模式存在的不足，慕安会将来自世界各国和各界的精英人士聚集起来，探讨怎样构建一个更好的全球化发展框架。这一举动体现西方希望重新集结再出发的心路历程。传统的“东西之分”已经过时，如何应对西方的整体反思与调整，扩大东西方共识而非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其次，发展中国家也应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与发展。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与20年前相比已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充分证明“历史的终结”并非每一个国家的必然选择。依赖和盲从并不能让一个国家获得真正的繁荣，各国都需要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需要在全球治理中找到包容性的共同发展之道。但是权利也意味着责任。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方面付出更多实质性的努力。

在本届慕安会上，“中国”二字可谓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和挑战，也不乏对中国的猜测与担忧。这也表明中国需要继续扩大与世界的交流，用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的发展与思考。同时，中国可以积极推动WTO改革、参与亚太经贸多边合作、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等。

二战以来，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使得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但面对各种新挑战，分裂对抗、互相推诿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隐藏在“非西方化”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东西思想的共融互鉴，因此我们更需要构建一个包容和平的全球发展新秩序，打破零和博弈局面。（作者是全球化智库【CCG】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