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就却：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丘就却】
他们是犹太人，有的笃信犹太教，生活方式传统；有的是世俗人士，却也坦然承认自己的犹太背景。与此同时，他们却对以色列国——战后犹太人公认的新家园——报以激烈的批评。因此，他们被一些人看作数典忘祖的叛徒，乃至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者”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Self-hating Jews）。而另一些人则夸赞他们是淳朴的传统犹太人以及正直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他们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批评以色列？他们的批评是基于怎样的事实和思想背景？
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犹太”和“锡安主义”、“现代以色列国”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围绕民族、宗教、占领、正义、回归、发展等困扰着巴以和平前景的重要概念，曾产生过怎样的摩擦与碰撞。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们当中的几个代表，看看这些“反锡安主义”而并不“反犹”的犹太人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城市守护者”及其他正统犹太教徒
在以色列分布着不少正统犹太教徒社区。正统犹太教徒往往笃信宗教，比较传统而保守。从穿着上看，正统犹太教徒男性穿大体（黑色为主，也有其他颜色），戴礼帽，留鬓发。女性则一般穿长裙，可能包头。一般情况下，男性一生学习犹太宗教经典，女性负责生育和抚养孩子。他们一般排斥现代科技，在某些社区，最常用的公告方式可不是我们这种微信群或公众号，而是在公告栏里面贴告示。在经济方面，他们需要拿国家资助，但因为孩子太多，妻子往往需要靠打零工补贴家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拿着以色列政府资助读经学院的人，却有相当一部分反对以色列政权，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呼吁摧毁“锡安主义政权”。这里面最激进的一派恐怕就是曾经会见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城市守护者”社团（Neturei Karta）了。除此之外，还有Satmar、Toldos Aharon等若干团体。
别说以色列政府和世俗人士对此大为不满，是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刚刚了解到这一现象的时候，都难免诧异：为什么被政府养着，他们还反锡安主义？反过来，为什么以色列政府即便如此还要养着这群人呢？
正统犹太教徒在游行时高举反锡安主义口号和巴勒斯坦国旗（https://www.adl.org/resources/backgrounders/neturei-karta）
说来话长。从神学信仰上来看，传统的正统犹太教徒反对世俗锡安主义政权倒也不难理解。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在政治上的复兴要等到“弥赛亚”救世主到来之后。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神的工作，人力不可干预。而作为一种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锡安主义，就自然被解读为对天意的粗暴干涉，其罪当诛了。此外，从生活方式上看，正统派比较保守，对锡安主义早期倡导的世俗生活方式比较抵触，这更是不难理解。
因此，正统犹太教徒一边领着资助，另一边还和政府对抗。他们宁死不服兵役，上街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时，激烈程度不亚于巴勒斯坦青年与以色列军警的碰撞。他们甚至曾经殴打闯入耶路撒冷正统社区Mea Shearim的以色列士兵，引起这位士兵母亲的大为不满。她表示这些正统犹太人“和加沙的‘恐怖分子’一样”。她质问道：我的孩子在前线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的不就是你们这帮不劳而获的教徒？
这质问是不是挺振聋发聩的？但正统派未必那么想。他们可能确实无法理解：你们去轰炸加沙和我的安稳生活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因果联系？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正统派定居奥斯曼巴勒斯坦的历史，其实远长于世俗锡安主义移民。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正统派移民是出于宗教信仰而非政治上独立建国，也没想过自己是这片古老而复杂的土地唯一的合法主人。锡安主义背后的现代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扩张背景，在十九世纪其实并不为大多数传统犹太人所熟知。对于正统派而言，在锡安主义者到来之前的那么长时间，即便自己和当地巴勒斯坦穆斯林、基督徒的相处未必完全和睦，但后来从三十年代开始打打杀杀的局面却并不常见。从他们的角度看，混乱是你们带来的，建国本身违反神的意图，而现代性又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现在你们居然还要强迫我们也去服兵役杀人？那自然是宁死不从了。
耶路撒冷Mea Shearim正统社区；旗帜上写着“我们不当兵”（作者摄）
严格地说，正统犹太人和世俗锡安主义者的真正矛盾所在，乃是传统文化与一种西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具体到二者身上，这也是关于谁才能代表“犹太”这一身份的争夺战。与此同时，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正统犹太人又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生育率高。只要他们还在继续繁衍犹太后代，只要以色列对他们有一些表面的容忍和帮助，那么在国内外舆论中以色列的“犹太性”就不容置疑。
当然这种容忍不是没有限度的。政府致力于迫使正统派年轻人入伍当兵以接受锡安主义大熔炉的改造，如此一来，正统派高生育率所造就的下一代就可以忠于锡安主义并接受锡安主义话语体系中“自我”（处于“危险时刻”的犹太民族）和“他者”（周围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民众乃至全世界对犹太人“不怀好意”的“罪人”们）构建。到那时，正统派的转化就成功了——就好比曾经的东方犹太人最终变成了“宗教—锡安主义者”，而且比欧洲裔犹太人还要敌视阿拉伯人一样。锡安主义化的正统派，也就不会再是世俗政权的敌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守护者”们能守护的那座“圣城”，彻底改旗易帜也是早晚的事情。谁能代表“犹太”？这场争论还在继续，但胜负的天平肯定会向掌握着舆论和教育工具的现代国家机器倾斜。
美国左翼犹太知识分子：诺曼‧芬克尔斯坦
但上文提到的现代犹太国家，一定要走坚定的“锡安主义”道路吗？即一定要号召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挤走当地人，并在此建立一个排他性的世俗民族主义犹太政权吗？这种行为所引发的地区紧张和人道主义危机如何处置？此外，犹太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会不会掩盖以色列这个移民社会内部本身具有复杂的社群关系和阶级矛盾？
随着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有一些犹太（包括以色列籍）知识分子，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着“谁能代表犹太人”和“如何建立犹太国”的问题。一些继承了欧美左翼犹太人传统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过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左翼运动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成为了这场争论的积极参与者。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著名犹太裔语言学家诺安‧乔姆斯基不仅反越战、批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以色列批评家，并曾因此被以色列拒绝入境。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左翼犹太学者就是他的晚辈朋友，美籍犹太人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芬克尔斯坦1953年出生在纽约，父母都是二战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青少年时期，他受父母左翼思想的影响，参与反越战运动，同情社会主义。八十年代中后期，芬克尔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他就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小城Beit Sahour。当时以色列军警和巴勒斯坦民众之间的冲突对他冲击很大。之后三十年，他一直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两国解决方案奔走呼号，并撰写了多部有关犹太历史和巴以关系的著作。
然而，与乔姆斯基的功成名就不同，芬克尔斯坦的政治立场却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一部关于他人生经历的纪录片中，乔姆斯基曾提过：因为芬克尔斯坦对以色列某些举措及其对美宣传的批评，他的博士论文在普林斯顿大学无人审读，几年后才勉强获得博士学位。他之后的工作经历也不顺利。几经辗转之后，48岁才在德堡大学（DePaul University）找到助理教授职位。2007年，54岁的芬克尔斯坦因批评某哈佛犹太裔教授的论述抄袭而卷入纷争。巧合地是，在那一年他没有通过德堡大学的终身教职评估，从此失业至今。
芬克尔斯坦的成名作《大屠杀产业：反省对犹太苦难经历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不过，职业发展上的不顺并没有耽误他的研究和写作。九十年代他就出版了两部关于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历史的专著。之后，芬克尔斯坦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反犹主义”及对“反犹主义”的滥用。在《大屠杀产业：反省对犹太苦难经历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一书中，他认为，西方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在当代已经被某些政治团体所利用，成为了他们攫取政治资本、为自身行为找正当性的借口。
他大胆地指出，战后关于“犹太大屠杀”的叙事就反映了某些犹太政治精英和后来的以色列官方对犹太历史的滥用。战争是残酷无情的，而且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和波兰人、苏联人、吉普赛人一起遭到了纳粹分子的压迫和屠杀。他自己的父母便是这一场浩劫的亲历者。但他表示，在自己的童年时期，几乎很少有人提到“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大约在六七十年代之后，这个词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并且变成了一场不可更改的、正典式的宏大叙事。而“大屠杀”和犹太之间也被划上了等号，似乎其他民族、其他群体都不曾或不配遭受过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迫害和灾难。
这当然只是芬克尔斯坦的一家之言。不过，笔者曾读过一本出版于二战后期（1944年）的书籍，作者是纽约的犹太学者。这本书中，作者讨论了欧洲犹太“战争难民”的处置问题，也讨论了在巴勒斯坦继续建立犹太“殖民地”（原文如此）的可能性。但确实没有将犹太群体单独拿出来看作二战最大的殉难者。“战争难民”是当时犹太知识分子对欧洲犹太人的定位。
芬克尔斯坦在书中说很多个人曾经从将犹太历史遭遇产业化的过程中牟利。有些人甚至不惜伪造自己的经历，甚至少数“大屠杀幸存者”都无法证明自己在任何集中营生活过——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无法证明自己是犹太人。另一方面，他指出，以色列政府在战后早期对于欧洲犹太人的“软弱可欺”形象是不屑一顾的。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甚至会称大屠杀幸存者为“人体肥皂”（这在一些电影中也有所体现）。恰恰也是在六七十年代之后，以色列开始愈发重视对“大屠杀”宏大叙事的宣传和研究。
芬克尔斯坦在滑铁卢大学与人辩论（视频截图）
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一场讲座中，芬克尔斯坦的言论显然对一些青年学生产生了冲击。一位女学生泪如雨下地“控诉”芬克尔斯坦无视犹太人民的悲惨遭遇。而这位习惯于跟人硬碰硬的犹太学者如此回应她：
“我不尊重，也不喜欢，这种鳄鱼的眼泪……”
台下一下子炸了锅，很多听众纷纷让他闭嘴。但芬克尔斯坦的声音压过了他们。他继续道：
“我从不愿在听众面前打‘大屠杀’牌，但这次我不得不这样：我已故的父亲，曾在奥斯维辛；我已故的母亲曾在迈达内克集中营。我父母两边每个家庭成员都被处决了。我父母也都曾在华沙隔都。他们教导了我和我的两个兄弟——面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我不会沉默。在我眼里，没有比利用他们（犹太人）的苦难和牺牲来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辩护更令人不齿的事情了……如果你还有一点善心，你应该为巴勒斯坦人而哭泣。”
再后来，芬克尔斯坦的研究重心再次转向了以色列在加沙的多次军事行动，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牛津大学的一场辩论中，他和一位听众就以色列空袭造成加沙过万平民死亡以及以色列一方有几个平民伤亡发生了争论。最终，对方不得不承认：“数字不重要，不管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无论多少人死亡都是悲剧！”而他马上接过了话茬：“如果我们犹太人可以抓住六百万这个数字不放，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不能强调伤亡数字呢？”当今西方，除了犹太学者，恐怕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他还曾赴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探望难民后代，并在黎巴嫩的电视台上表示，纳斯鲁拉（真主党总书记）是你们国家唯一能抵抗外敌入侵、捍卫民族独立的人。在西方，他又因此饱受批评。
芬克尔斯坦在纽约的一次支持巴勒斯坦示威中被捕（https://www.worldbulletin.net/america-canada/norman-finkelstein-arrested-in-new-york-pro-palestine-protest-h141674.html）
这位即将年满67岁的老者，一生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他靠著作和演讲谋生，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丢了工作，曾因参加示威在美国被捕，也曾被以色列拒绝入境。连他的律师弟弟都纳闷：为什么自己的兄长因为立场倒了一辈子霉还不改悔？而芬克尔斯坦坦承自己受到了母亲的巨大影响。他的母亲是一位左派，一直告诉他解救欧洲的是苏联而非美国，并且是一位积极的反越战活动家。
在一场讲座中，当一位听众问芬克尔斯坦是否觉得自己“亲巴勒斯坦（pro-Palestine）”时，他当即否认：“我只是亲正义（pro-justice）。”
以色列左翼学者：依兰‧帕佩
依兰‧帕佩（Ilan Pappe）差不多是芬克尔斯坦的同龄人，出生于上世纪1954年的海法，父母系德裔犹太人，于三十年代离开了纳粹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父母双方都有多位亲属在二战中丧生。因此，锡安主义运动——如果只看在远离德国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政治实体的这件事本身——实际上是值得帕佩一家感恩的。
这位以色列历史学家也并不否认这一点。只不过，他对此有极大的保留。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我从未低估过（锡安主义运动）的那些成就。但我的父母并不能预见到建立犹太国的方式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掠夺。”
帕佩（中）与另两位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合影。左为法国制片人Frank Barat，右为著名犹太语言学家诺安‧乔姆斯基
佩普曾入伍并参加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而这场战争中，阿拉伯联军攻势颇盛，以色列一方勉强不败。因此，这一场战争在以色列的宣传工作中远不如第一次和第三次（即六日战争）抢眼。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社会开始反省六年前的大胜所带来的自负和浮躁氛围。在这个环境下，帕佩踏入学术圈，于1984年在牛津大学取得中东研究博士，进入海法大学任教。
帕佩自认为属于以色列的“新历史学家”一代。这些学者的作品颠覆了传统以色列历史学家关于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建国历史的经典叙述——即大卫对歌利亚式以弱敌强的正义事业。特别是有些学者通过新采访和新解密的档案，指出以色列军队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曾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包括屠杀，迫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形成了二战欧洲、犹太难民潮式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一本出版于1944年关于犹太二战难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书籍（作者资料图）
帕佩并不满足于调整战争史叙述本身。在《现代巴勒斯坦史》一书中，他试图书写一部从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奥斯曼时期的本土犹太人——角度去审视巴勒斯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他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外来者——不论是奥斯曼官僚、锡安主义移民还是后来的英殖民当局——与原住民之间围绕着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在他眼中，巴勒斯坦这篇土地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历史话语，而不仅应该囿于某一方的民族主义叙述。
跨越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是什么？作为芬克尔斯坦的同龄人，帕佩在青少年时期或许也经历了类似的社会和思想风潮。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曾在1999年作为由以色列共产党领导的某党团的候选人参加了议会选举。
帕佩对于锡安主义运动的批判似乎比芬克尔斯坦还要直白和深入。在他眼里，战争暴行以及对犹太人悲惨遭遇的滥用只是表象。他认为，锡安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殖民主义运动，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一个分支，只不过这一支的执行者不是某个帝国，而是在欧洲无力圈地建国的世俗西方犹太精英。
因此，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从一开始就缠绕在了一起，同时还要加上对宗教典籍和古史的利用。面对着早已世代居住于此，操阿拉伯语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基督徒乃至本土犹太人，西方锡安主义者将其视为“他者”。他们是落后的象征，而自己则代表着先进的西方文明。
更有甚者，有些叙事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于是，彼时的巴勒斯坦，被称为“留给无地之民的一块无主之地”。笔者曾亲耳听过以色列在华留学生说过这种观点，让人哭笑不得——圣经传说尚且承认古代以色列部落到来之前此处有迦南人、赫梯人等原住民。因而，除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成分也掺杂在内。而这一切，都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思想和政治潮流息息相关。
锡安主义移民运动宣传画（图底为欧洲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帮他建设“以色列地”；英文为“帮他建设巴勒斯坦”）（https://hautevitrine.com/2011/09/20/1930-united-israel-appeal-poster/）
土地上已有的居民，却完全不配拥有这片土地，这种叙事还在哪里出现过？不外乎北美、澳洲、南非。因此帕佩认为，以色列和这些地方一样，就是一个完全一样上的“移民—殖民”政权。只不过，北美和澳洲原住民在政治意义上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还没有完全放弃。一次在澳大利亚参加访谈节目上曾出现滑稽的一幕：帕佩这位以色列人激烈批评锡安主义，而几位澳大利亚嘉宾则极力维护锡安主义。帕佩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说：不意外，反正其实你们都是一路货。
帕佩将以色列这个西方眼中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称作殖民政权，对巴勒斯坦人实行了“种族清洗”（他一本书的题目），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赫策尔《犹太国》和直到四十年代的犹太作品中，都从不避讳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只不过后来，随着反殖民运动的开展，“殖民”成了贬义词，称以色列“殖民”也就成了西方舆论中大不敬的罪过。
2005年前后，帕佩觉得自己在以色列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在一次报刊采访中，他表示那时候自己已经收到死亡威胁。以色列议会谴责他，教育部长公开呼吁海法大学开除他，甚至有专栏作家称：我不会让你杀掉他，但有人如果这么做了，我也不奇怪。在海法大学，同事已经不敢和他交往。他支持和指导的硕士论文被勒令修改，学生被起诉，只因论文揭示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前人未知的一场战争暴行。最终，帕佩远赴他乡，至今执教于英国的埃克塞特大学。
作为一个老左派，他的理想是建立和平共处的两族国家——除了古代的传统帝国和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谁做到过呢？他说，自己曾统计过，即便几百万巴勒斯坦难民都回归故土，巴以地区也有足够的土地让他们安家。他只是想说：为什么从未涉足于此的很多犹太人有“回归权”，而真正被赶走的巴勒斯坦难民后裔却只能生活在难民营中呢？他认为，在一个殖民氛围浓厚的地方建立两族一国，第一步就要给以色列社会“去殖民化”。这种观点在很多人眼里，自然又是异端学说。看来，这位老者可能终将只得在异国结束自己的学术生涯。
尾声
其实这些人，只是千千万万不认同某些宏大叙事的犹太人的代表。这个名单远未完结：以色列著名记者Gideon Levy，以色列开国将军后裔Mike Peled，犹太历史学家Avi Shlaim，曾经驻扎在约旦河西岸的以军士兵，等等等等。甚至以色列某大学一位并不著名的古代语言教师，都曾经在讲解某个语言现象时说：“你们觉得这个锡安主义政权，还能撑到希伯来语变化到那一步的时候吗？”
作为他的学生，我也曾诧异：你为什么那么“恨”自己的国家？
当我后来了解到那些或传统或现代的“反锡安主义”犹太人的言行时，我才明白，他们对犹太民族、犹太文化其实充满了热爱。他们只是在争夺——在有些人眼里，或许是以某种堂吉诃德式的方式——“犹太人”的代表权和解释权。在他们眼中，犹太或许是一个古典的文化传统，或许应该是与巴勒斯坦兄弟共存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成员，只是未必应该是现在这副样子。现实令他们苦恼、愤怒、反抗。同情弱者、反抗强者，绝不是什么营生的好活计，但他们甘愿付出代价。
我们不必同意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只需记得，有那么一群犹太人在默默地告诉这个世界自己本应是谁。他们可能被一些人批判为“反犹”，但恰恰是他们的存在告诉我们“犹太”或任何民族、宗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标签，而“反犹”是一种多么无知的错误行为。除了正义以外，别忘了那里所发生的，所宣传和塑造的，与我们中国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利益息息相关。我们更不应该模糊了焦点。
参考资料：
J. Jalil, “IDF officer attacked in Jerusalem’s Mea Shearim,”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df-officer-attacked-in-jerusalem-ultra-orthodox-neighborhood/
Chris Arnot, “ ‘I felt it was my duty to protest’ The Israeli historian, Ilan Pappe, tells Chris Arnot that speaking out for the Palestinians turned him into a pariah”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09/jan/20/interview-ilan-pappe-historian
Simon McGregor-Wood, “Noam Chomsky Denied Entry to Israel. Israel admits error in denying Chomsky entry into controlled territory,”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noam-chomsky-american-left-wing-intellectual-denied-entry/story?id=10664920
Neturei Karta官方网站
Noam Chomsky, Ilan Pappé, and Frank Barat, “New Texts Out Now: Noam Chomsky, Ilan Pappe, and Frank Barat, On Palestine,”
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31957
[以色列] 艾兰·佩普（即依兰·帕佩）著，王健，秦颖，罗锐译，《现代巴勒斯坦史》（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以色列] 依兰·帕普（即依兰·帕佩）著，张金凤译，《以色列理念：权力与知识的历史》，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
Finkelstein, Norman G. Beyond chutzpah: On the misus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abuse of histor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appe, Ilan.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Simon and Schust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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