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朝贡，只是明朝在赔本赚吆喝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人多了就会有江湖，国家多了就要有国际秩序，当代如此，古代也是一样。当我们谈起古代中外关系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朝贡。

有人说，朝贡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也有人说，朝贡是大国身份的象征；还有人拿今天的国际组织、贸易条约类比古代的朝贡体系。

那么，究竟什么是朝贡？为什么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朝贡的现象？在整体上，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朝贡体系？笔者愿就这些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朝贡首先是政治事件，其关键是明确国际关系，中国是宗主国，前来朝贡的国家是藩属国的关系。

作为藩属国，这些国家必须承认中国在政治、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并且按照中国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派遣使节朝觐，表达对中国的归顺与臣服，具体表现在谦恭的文书、使臣的跪拜礼仪等等。

作为对藩属国归顺的政治回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统治政权给与认可，颁发金印、敕书等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凭证。

确定了朝贡视野下的政治关系之后，才会有为人所熟知的经济交流。作为宗主、藩属政治关系的延伸，藩属国在前来朝觐之的时候，必须向中国皇帝进呈本地的土特产，以示恭顺。

这些外国使节跋山涉水，甚至远跨重洋而来，所带的东西的实际价值并不重要，往往以新奇为主。中国没有什么，他们就带点什么。比如明朝的皇帝喜欢狮子，可中国又没有狮子，于是外藩使者看准了皇帝的口味，既有走海路，也有走西北陆路，经常向明朝进贡狮子。

《皇都积胜图》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如此海陆并进，积极进贡狮子，固然有投其所好，讨好明朝天子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丰厚的赏赐。富有四海的中国皇帝，接受了异域藩属不远万里送来的礼物，当然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回。包括明朝在内，历代朝贡都存在“薄来厚往”的情况，中国给予的赏赐在经济价值上远高于藩属国的进贡。

仍以狮子为例，帖木儿王朝曾经向明朝进贡了一头狮子，得到了三十箱礼物的回报。由于受益太过丰厚，各国热衷于进贡狮子，甚至出现了假冒的“狮子”。成化年间撒尔马罕进贡了两头狮子，却“状只如黄狗”，只不过头大一点，尾巴长一点而已，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就是藏獒一类的大型犬。

这种经济上的交往，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抱怨，古代中国在朝贡的过程中吃了太多的亏，白白花费了真金白银，只不过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而已。但归根结底，对中国而言朝贡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主、藩关系的互相认同，是一切有关朝贡的基础，否则就会像清朝时的英国使团一样，无论来得多热闹，不跪下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只能败兴而归。

朝贡首先是政治，更确切地说，朝贡是一种外交政治体系，是传统时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近代以来，这一体系受到了许多人的诟病，主要是出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就此种外交体系而言，中国高高在上当宗主国，其他国家必须表示臣服，并且承认中国的优越感，这是一种自封“天朝上国”的自大。第二类批评则是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以经济意义衡量是得不偿失的活动，属于“花钱赚吆喝”。

这两方面的批评，都或多或少存在失实与夸大。作为古代中国主导的外交体系，朝贡当然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今天看来，臣服具有不平等的屈辱属性，但在传统时代的政治格局下并非完全如此。

如航海家费信所言，当时各国使臣争先恐后向明朝朝贡：“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朝贡体系的建立不是强迫或征服的产物。较之于近代以来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朝贡体系要温柔地多。

作为朝贡体系下的世界中心，中国有责任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特别是调节各藩属国的矛盾。但除非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这种秩序的维持大多不会上升到武力层面。用明朝人的话说，“譬如邻人自相讦讼，我乃鬻田宅、卖儿女为之佐斗，不亦惑乎？”

虽然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是宗主与藩属国的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对各国的内政并不感兴趣，更不在意实际控制权。更何况朱元璋早早地就定下了十五个不征之国，生怕子孙后代兴兵。由此而言，较之于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古代的朝贡体系更富有和平的因素。

“不征之国”资料图

第二类批评从纯经济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混淆了作为国际关系的朝贡与作为对外贸易的朝贡之间的界限。梳理学术史会发现，用经济得失评价朝贡体系，主要是在上世纪中叶，受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的影响。

从西方列强的发展经历来看，殖民时代的对外关系促进海外贸易扩张，甚至鼓励海外抢掠，由此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表现于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西方在赚钱，中国在亏本，长此以往，最终中国全方位的落后了。

不过，这样“算账”，未免太过小气。一方面，在传统东亚世界中，中国无论在各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处于输出的地位，就经济利益而言，与其大费周章从海外获得资源，不如在本土深入发展。庞大的帝国体量与特殊的政治分量，使得明清中国在东亚世界里缺少向外索取资源的兴趣。西方人在东南亚收获几船的香料，就能引起轰动，但在庞大的明清帝国，只是不太重要的小事。

另一方面，虽然朝贡施行“厚往薄来”，但无论是“来”还是“往”，其数量都是有限制的，除了极少的情况，比如瓦剌的“索贡”，朝贡对国家财政的影响非常有限。

以被后人诟病的明代朝贡为例，翻阅明朝史料，几乎找不到正常朝贡往来对国家财政造成冲击的记载。反而是在朝贡体系下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时，明朝被迫亲自出手收拾，才会真正耗资不菲。比如万历年间抗倭援朝的军费，那才是真正的金山、银山，相较之下，朝贡贸易的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

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

事实上，明朝君臣从来就不傻，关于朝贡贸易的得与失，他们心中的小算盘可能比后人还要准，不仅早就控制了“吃亏”的限额，还想法设法“找补”回来。

前来朝贡的使臣只有持有明朝官方颁发的“堪合”，才能与明朝商人、百姓进行贸易，朝贡与海外贸易事实上合为一体，规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正德以后，明朝官府不仅约束朝贡贸易，还从中“抽分”。到了隆庆年间，随着海禁的逐渐开放，朝贡贸易的获利空间就更少了。

就历史传统而言，朝贡体系渊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是儒家“家天下”观念的对外延伸。在这种外交理念下，中国要把各国都纳入共同的大家庭之中，中国是家长，各个藩属国则是家庭成员。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套东亚版的“家天下”。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将朝贡体系称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

推行朝贡体系的，不只是中原王朝。南宋事实上就加入了以金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国家实力的强弱，决定了朝贡体系的中心与国际秩序的主宰。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庞大国际秩序之下，传统时代的东亚世界还存在次一级的朝贡体系，比如日本对琉球、安南对占婆，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并形成了相应的次级国际秩序。无论是从延续时间，还是从接受程度而言，朝贡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秩序，都曾是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基石。

近代以来，由于落后的现实，中国的历史遗产受到了西方人、日本人，甚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质疑。从中国屡遭侵略，不断挨打的情形出发，人们审视朝贡体系，很容易产生嘲讽的情绪，认为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梦境，而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一套国际秩序更是不自量力的幻想。这种对朝贡体系的批评，很容易走入殖民主义的语境。同样是以某一国为中心，殖民时代的“日不落帝国”与霸权主义世界观下的美国，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嘲笑与蔑视。

在朝贡体系的经济交往中，中国的有所损失，但在国际秩序的大局观下，这并不是问题。纵观世界历史，凡是扮演核心大国角色，都或多或少得要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经济上的负担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这种经济上的负担，是获得政治地位、维持大国形象的必然支出。

事实上，如果完整地考虑经济贸易，朝贡贸易也未必就只是损失。外国使节获得了中国皇帝的赏赐，他们又大多凭借与中国商人贸易，在这个商贸交往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经济损失，完全有可能转变为民间的经济收入，甚至于再通过官营商贸、税收等形式返还于国家。

古代尚且如此，纷繁多样的现代经济自不必说。在评判国家对外政策的时候，如果只考虑直接经济效益的得失，恐怕是一种不甚高明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朝贡体系毕竟是传统时代的产物，其效用是有限的。仍以明朝为例，在对外武力强盛的永乐、宣德年间，不仅有万邦来朝，共尊大明的盛况，明朝对国际纠纷的干涉也颇为有效。

比如暹罗王朝入侵邻国，经过明成祖的训诫，暹罗派遣使者入朝请罪。安南发生弑君内乱，更是被明朝直接出兵平定。但从明代中叶以后，再无舰队远航，明朝国家的对外政策也趋于保守，对国际关系的维护停留于缺乏实际效力的纸面文字。

比如正德六年满剌加被佛郎机（葡萄牙）人攻陷，国王派使节向明朝求援，明朝只是谴责佛郎机，并没有更实际的行动。在缺少武力震慑的情况下，朝贡体系很难有效解决重大国际纠纷。

晚明以后，先有日本侵略朝鲜，引发明朝直接出兵，而后女真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明朝为核心的国际秩序遭受连番冲击。面对来自朝贡体系内的挑战，作为宗主与国际秩序中心的明朝已是应接不暇，一步步地走向凶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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