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两个半因素决定中欧关系走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中欧，简单讲，就是北京和布鲁塞尔的关系，也就是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中国和欧盟都是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实体，所以两国之间的利益纠葛非常多。
合作的方面有：全球化、自由贸易、气候保护、核不扩散、反恐、疫情应对等。竞争的领域也有不少，比如欧盟每年和中国大约有2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5G技术，美国没有，只有欧洲和中国有。
冲突的领域也有：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技术转让、中东欧合作框架、人权和价值观问题包括新疆以及香港国安法。还有没作为冲突但仍然不愿意接受的如“一带一路”。
但哪些才是决定中欧关系的根本性因素呢？
比如欧盟和俄罗斯，一个是能源，一个是地缘政治安全。能源决定了双方要合作，地缘政治安全决定了对抗。中俄关系虽然也有能源和军事技术转让因素，但当下决定两国关系的根本性因素是美国。没有美国对中俄的遏制，就不会有今天的中俄准盟友战略关系。中英就是香港，动了香港关系就改变了，不动双方就可以承受其他大多数风波。
从这个标准来看，中欧之间不存在这样决定性的根本因素。上述任何事件发生，都不会决定性的改变中欧关系。但从影响力来讲，有两个半因素是最重要的。
欧盟实质上是以法德为核心。图片来源：美联社
第一个因素是指欧盟开始具有真正和实质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要摆脱二战后跟随美国的外交框架。
二战以后，面对欧美巨大的实力差异和苏联的威胁，欧洲成了美国的小跟班。在经济、科技特别是安全方面依赖美国，即使冷战结束，这种路径依赖惯性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一方面欧洲没有这个意识，另一方面美国还仍然想维持这种格局，避免欧洲成为一种竞争和挑战力量。欧盟成立后，美国一直保持警惕，奥巴马在任内发生大规模监听欧洲盟友领导人的丑闻。
但特朗普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这四年不仅促使欧洲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更给它们走向独立自主创造了条件：美国放手令欧洲不用担心独立惹怒美国和付出代价。
所以在选举前后，不管结果如何，欧洲政治人物而且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核心国家的政治人物不断提出和美国脱钩，这个脱钩是指不再依附美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大选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继续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自主性，就像美国打造属于美国的自主性，中国打造属于中国的自主性一样”。
2020年6月，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承认，昔日良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过去，即使美国民主党重新掌权，也不太可能恢复往日的辉煌。
2020年11月17日，法国和德国外交部长联袂在《世界报》发表文章《鉴于动荡正在重塑世界，重新思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提出“今天，欧洲不再只问自己美国能为他们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自己做什么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安全，建立更加平衡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德国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代表团主席明泽尼西呼吁德国必须吸取过去四年的教训，重新审视同美国的关系。他表示，欧洲应在更大程度上同美国"脱钩"。“欧洲已经有人在认真考虑同美国进一步脱钩的问题，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欧洲改革中心的外交政策主任庞德在媒体上表示，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欧盟在国际上都需要减少依赖美国的领导力。“欧盟必须想办法开始为自身做决定。”他的观点引发共鸣。欧盟议会自由民主党主席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在推特上发文写道：“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欧盟都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法国前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10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率地指出欧洲不要理想化一个没有特朗普的世界。美国即使拜登获胜，除了气候变化会和欧洲合作之外，其他老欧洲就不要再心存幻想了。美国的主要精力会放到亚洲。
欧盟自主独立对中欧关系的根本性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中欧关系基本上摆脱了外部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美国因素在中欧之间已经不是根本性因素了。特朗普时代，中欧有必须合作的相互需要，这也算是一个根本性因素。但现在这个因素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以后这个因素也不会再存在了。即使2024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在欧洲已经觉醒的情况下也不会了。
二是欧盟不仅要从自身角度来看多极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处理与各极的关系，那就是合纵连横，既有合作又有对抗。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或者一方决定欧盟的外交政策和它与某一方的关系。谁是欧盟的敌人，谁是欧盟的朋友已经不重要了，也是很难分的清了。
过去欧盟担心中美对抗，但自我意识觉醒后，就会发现中美空前激烈的竞争其实是它走向完全独立的一极和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的历史机遇。可以说，中美竞争时间越长，欧盟的战略机遇期越长。否则一旦双方分出胜负，欧盟就会是下一个目标。所以，如果某一方处于下风，欧盟就会更多的偏向那一方，以使得这场竞争长期化。这个时期短则二十年，长则五十年甚至一个世纪。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有特朗普时代，中国还算比较幸运。假如当年是希拉里执政，欧洲又没有独立觉醒，真的会有欧美齐心协力对付中国的可能性。现在欧洲第一位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是如何利用欧美对抗达到自己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对华、对美关系，而不再是跟在美国后面对付中国。
如果说特朗普把欧洲和中国一视同仁，那么现在轮到欧洲对中国和美国一视同仁了。所以欧洲政治人物提出欧美脱钩，其含义就在这里：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重走独立自主之路。
另外，今天的欧盟走向独立后，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不会再追求霸权，所以在地缘政治上和中国不会有根本性冲突。简单说，中美可能会在南海和台海爆发全面对抗，但欧洲不会。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文明的特殊性。
中国文明一向内敛和平，今天国力虽然大幅提升，但却是大国中参与战争最少的国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是唯一一个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大国。相反，中国更愿意以经济和外交手段协商和处理全球事务。以我在欧洲二十年的观察，尽管精英和大众对中国并不十分信任，也有很多不满，中国崛起后甚至还有恐惧感和敌意，但整体上来看，对中国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颇有两害相较取其轻、退而求其次的味道。
我曾经和一个长期激烈批评中国的学者有过一次辩论，他说根本无法接受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我没有和他争论中国是否愿意、能够和应该主导这个世界，而是说好啊，尊重你的看法。只是西方在衰落，出现真空，总要有力量去填补吧。中国不行，那么下一个有实力的就是俄罗斯。他一听脸变色道：“那更不行了。”“俄罗斯不行，那么下一个就是伊斯兰文明了。”他更是脸色大变说：“那更更不行了。”于是我笑道：“看来，只有中国还算是可以的。”他顿时沉默了。
2019年2月，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在全球各大洲26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实力和影响是对他们国家的重大威胁。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韩国和日本，这个比例更是分别高达67%、66%。特别是韩国，竟然与认为朝鲜核武是主要威胁的人的比例旗鼓相当。欧洲盟友法国和德国都是高达49%；美国的南邻墨西哥高达64%。几乎同时，德国自己举行的民调，民众也将美国视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德国人最怕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一是老年痴呆。
皮尤中心每年都会发布反映世界各国及其领导人影响力和民众信任度的民调报告。根据2018年的调查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中得分最低，只有27%的受访民众对他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持有信心，欧洲国家西班牙只有7%的受访民众支持这位美国总统，其次是法国9%和德国10%。70%受访民众对他没有信心。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不仅促成了自己的迅速发展，而且还和欧美融入一体。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以致于欧美都到了连口罩、医药用品都依赖中国的地步。
中国文明这个特性对于追求全球霸权的美国来讲没有意义，但对不追求霸权的欧盟非常不同。欧盟很难和中国翻脸、承受摊牌的代价。对美国而言，霸主地位的价值超过任何其他利益，它可以为了捍卫霸主地位而放弃其他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中美贸易丧失了压舱石作用的原因。但欧洲没有这样更高的利益，它既不可能和中国成为盟友，也不可能成为敌人。
至于半个因素，是经济。本来以中欧这样的体量，经济不会是根本性因素。从道理上讲，中国用经济捆不住美国，也捆不住欧盟。但是欧盟有一个特殊性，它是由法德作为核心的。因为德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能发展军事，也不能有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它只有发展经济。德国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本来就很大，在疫情时代，由于只有中国经济复苏，这种依赖会更大。德国对华出口占整个欧盟对华出口的一半。随着中国经济进步发展，这种依赖会更强。除非未来德国能够成为正常国家，否则这种就很难改变。德国在欧盟中的份量决定了欧盟不会和中国摊牌和真正对抗，所以我把经济算做半个因素。
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半因素能够决定中欧未来至少二十年左右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不会有对抗。至于再远的未来，可能不存在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欧关系了，原因是欧盟的前景很暗淡。
欧盟处于一体化和应对危机抢时间的状态。即目前全球性的挑战和危机越来越大，需要欧盟尽快一体化来应对。但欧盟一体化在主权国家概念下推动迟缓甚至倒退，以致于出现危机和挑战跑到一体化前面的状态，导致欧盟无法有效应对危机和挑战。比如这次疫情，欧盟发挥的作用极小。欧盟对大规模难民问题的不当处理，也是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盟一体化逆转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二十一世纪以来，欧盟频频发生危机，一波接一波：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难民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全面崛起、2020年新冠危机。欧元区用了足足十年才走出2008年的全球危机，意大利则一直都没有走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更大的打击：新冠疫情。事实证明，现在欧盟的邦联形态是无法应对外部重大挑战的。
除了这些危机，欧盟内部经济缺乏活力和竞争力，而且由于扩容过快，严重影响了其效率和应对危机的效能。目前的欧盟可谓内外交困。
经济缺乏活力的原因，我简单总结一下：
一是社会福利成本高，税赋高，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
二是工会力量强大，导致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难以改革。
三是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力人口下降，医疗开支沉重，生产率下降，养老金赤字越来越大。
四是由于传统产业力量强大，导致欧洲互联网经济发展缓慢，创新不足。
五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崛起，欧洲难以与之竞争，许多传统优势产业丧失优势。
六是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许多国家寅吃卯粮，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整个欧洲发展。
七是新冠疫情应对失败，疫情一波未平第二波又爆发，对经济的打击是全方位的：投资、消费、国际贸易。
欧盟各成员国大多存在人口老化、少子化和种族结构伊斯兰化的致命挑战，而且从目前看仍然是无解。未来不管是将之强制同化，或者将之驱逐，甚至种族灭绝，或者甘心接受伊斯兰化，这样的欧洲就不是现在我们谈的欧洲了，很可能欧洲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了。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现在欧盟对中国也基本上只有动口的能力，采取实际措施基本不可能，新疆和香港问题就是如此。有的国家对华为进行限制还是因为美国的巨大压力，中国也把责任主要算到美国头上。
最后做一个结论，没有一个因素能够根本颠覆中欧关系。可预见的未来，决定中欧关系的根本性因素是两国的发展状况，看谁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至于更长久的未来，欧盟解体的可能性很大，欧洲伊斯兰的可能性也很高。到那时，就不存在现在的中欧关系了。
今天的中法关系和中欧关系类似。双方没有压舱石，既不会是盟友也不会是敌人，没有哪一个因素可以直接决定两者的关系。过去还有一个达赖问题和对台售武，现在这个也不存在了。从1964年双方建交到现在，法国在中国外交的份量一直在下降，最根本的原因是实力对比。我2000年去法国时，中国经济总量还落后于法国，现在已经是法国的6-7倍。2000年时，法国媒体很少报道中国，现在则是聚焦中国，每天都是媒体必报的话题。但现在中国媒体对法国的报道很少。
第二个原因，法国和德国不同，单纯靠经济是捆不住它的。更何况中法经济互补性本就不高。中法贸易额仅占法国国际贸易额的7%-8%之间。法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全球利益。它的战略眼光不仅在欧洲，还有非洲、中东以及北美。双方都没有牌能够直接有效的限制或影响对方，不像俄罗斯，有能源和地缘政治牌，法国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另外，由于文化的因素，法国不如英国务实，缺少实用主义。英国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却可以不顾美国的公开反对第一个加入亚投行，法国就做不到。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实际上特例，是非法兰西特性的。
法国只有戴高乐和希拉克两位总统对中国是重视的，其他总统实际都不把中国作为外交重点，法国外交界和战略界也不把中国当做重点。他们分析国际事务的顺序是这样的：欧洲（欧盟和俄罗斯）—非洲（前法属殖民地为主）—美国—中东—亚洲，在亚洲部分又分中国和日本。而且在选举的时候，中国很少成为议题，因为法国社会不关注，也就没有政治价值。奥朗德、马克龙在成为总统前，也都没有访问过中国。萨科奇也是很少，我印象中他被希拉克排除在外那一段时期，曾来过中国。
第三个原因，法国的问题几乎是欧盟的翻版：经济乏力、福利高竞争力差、债务高企、种族结构、民粹主义崛起、反恐等，也都很难解决，最后要么极右执政，要么伊斯兰化。
当然，中法这样的关系也有好处，就是谁也不愿意惹事，属于锦上添花，但关系也不会真的很密切。而且随着两国国力进一步拉大，双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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