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芬：为何越来越多农村孩子被长辈认为“不懂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丽芬】

“现在的孩子太难管了，懂事的越来越少。”近些年在农村调研，笔者常能听到一些父母如此感慨道。

相比于过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年来农村学生也逐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不论是抗压能力还是独立性，似都已大不如前。而在调研时，笔者甚至还听说了许多实际发生的极端案例：

2020年暑假期间，牟镇某家长回家，发现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成天玩手机，作业全都没动，一气之下没收手机。没想到孩子竟然受了刺激，跳河自杀了。

2019年，广西某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政府扶贫压力大，教育扶贫是重要举措，乡政府和学校领导在控辍保学方面都有较大压力。有的学生上课玩手机，老师要没收，没想到学生公开威胁老师，“你赶紧把手机还给我，不给的话我就不上学了，到时候你们还得去我家里求我返校。”

这些年，这些农村孩子为何会发展至此？

家庭教育：人工营造的“飞地”与规训不足

家庭经济上摆脱绝对贫困的“糊口经济”，生存危机解除，并且大多数家庭有所剩余，从而不需要孩子担负家庭发展压力，当然是最显在和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儿童养育过程和方式也很关键。

儿童养育其实是社会化的过程，是性格养成的过程，这部分可以从家庭、社会、学校养育观念的变化进行解释。

农村孩子家庭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亲代教育，二是隔代教育。与父辈相比，80后与90后年轻夫妻更加注重孩子的性格养成，影响他们教育观念的机制有两个：对自己成长过程的反思、对社会流行教育话语的习得。

相比00后、10后，农村的80后与90后成长于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存在“成长的遗憾”，面对自己的孩子，存在明显的“弥补心理”。

例如，觉得自己小时候拥有好吃的、好玩的太少，面对自己孩子时，就会想着“在能力范围内，只要是孩子喜欢的，就尽量满足他”；觉得父母管制太紧，导致自己性格不够活泼，面对自己孩子时，就会鼓励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向外用力；觉得自己小时候承担家务太多，玩的时间太少，面对自己孩子时，就会给予他们充足的游戏时间，只要偶尔参与简单的家务就可以了……

不少农村年轻妇女表示，从怀孕开始，她们会有意识地通过书籍、网络、公众号等方式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现在最深入人心的话语有两个：物质富养、民主沟通。

富养对资源要求较高，部分家长为了实现对孩子的富养，选择“自我剥削”，自己不买衣服，给孩子多买两套；自己不吃水果，给孩子买草莓、红心火龙果等比较贵的水果；自己减少社交，给孩子多买玩具……

可以发现，通过反思自我成长的遗憾、比对城市育儿方式，越是重视教育的村庄年轻人，越趋向于在家庭内部为孩子打造一块“飞地”，也就是用力营造和维持的人工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孩子是家庭核心，大部分家庭资源向孩子集中，依靠人工营造，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一块相对富裕的养育环境。同时，孩子对家庭目标、发展压力、代际关系、日常生活的参与力度较小。孩子被塑造为权利主体，匹配给他们的义务却较少。

结果，孩子向内用力的面向没有得到充分养成，向外索取的面向得到充分发展。一方面没有充分参与家庭，另一方面通过高强度的资源输送，感受到“资源富裕的假象”，在此情况下，想要培养一个懂事的孩子自然比较困难。

村庄还存在相当一批留守儿童，主要以隔代教育的方式发挥性格养成功能。除了意识特别强的祖辈，多数隔代教育有两个结果：放养或者溺爱。然而，无论放养还是溺爱，都会导致社会规训不足，最终表现是爷爷奶奶管不了孩子，“孩子越来越难带”。

采取放养方式的祖辈，大多以二三十年前养儿子差不多的方式来养孙子，目标是保证基本安全，确认孩子写了作业；但他们对不同时代孩子自身变化所知不多，不了解孩子的世界，所以在养育过程中存在明显代沟，孩子的叛逆期在小学高年段就出现了，他们经常发出疑问，“我也是这样养你爸的，怎么就不像你这样不听话呢？”

采取溺爱方式的祖辈，大多从与孩子的互动中获得较多情感愉悦。一方面是客观存在“隔代亲”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儿子媳妇赋予的管教权相对有限，所以祖辈大多通过溺爱的方式不断退让，在生活和学习中的很多方面，原本应该规训的事情，因为孩子喜爱或者哭闹，规训就被中断或者推迟。

溺爱的祖辈无法保持亲密感和权威感之间的平衡，并且经常性地滑向过度亲密，尚未得到充分规训的孩子成为关系的主导者。

社会教育：部分成人化的儿童

如何定义儿童？这是社会教育的前提。

传统农业社会对儿童的定义遵循家庭再生产的逻辑，只要没有结婚生子，就是社会性的未成年人，受到村庄社会结构保护的同时，无法以家庭代表人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在这套保护机制下，儿童向成年人的转化是梯度化的、得到周遭社会监控的缓慢过程，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被相对区隔开来。

现代社会中，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媒介的发达，用统一化的年龄大小、生理成熟、家庭发展阶段已经很难界定谁是儿童。有的小学生很成熟，不仅知识量大，而且社交能力强，掌握了许多成人世界规则；有的人已经结婚生子，但还是“啃老族”，被贴上“巨婴”的标签。

现在比较可靠的定义方式是知识习得程度和心理成熟程度。在知识-心理定义体系下，儿童养育得到精细化的科学解释，与营养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高度交融。

在知识-心理定义体系中，出现了很多部分成人化的儿童。

网络的发展，使得世界文化知识全息性地展示在儿童面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成人世界的运行规则大幅度向儿童展开。

一方面，儿童足不出户就能开阔视野，通过网络的方式，教育信息获取的阶层差异被较大程度拉平，村庄儿童的成长世界已经远远超越地理边界，儿童大幅进入外部世界。

另一方面，儿童还大幅进入成人世界，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间的界限被突破，但儿童对成人世界知识的习得，缺少了身体力行的环节，是知识层面的，而非实践性的。其结果是部分成人化。

部分成人化一方面强调儿童成人化的趋势，包括两个方面：突破身体界限和地理界线、突破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界限；另一方面强调其成人化的非彻底性，一是对成人世界知识的部分涉猎，二是对成人世界知识的涉猎停留在知识层面而不是实践层面。

部分成人化带来成人世界的祛魅，对儿童来说，许多既定规则不再是刚性的，家庭、学校等教育主体的权威性下降，挑战权威的儿童越来越多，掌握成人世界话语的儿童，在与社会教育主体互动时，多了许多策略，这些策略进一步削弱成人的权威性。

2020年调研时，一个小学校长说，“我非常想不通，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学会威胁人的”。因为长期不写作业，受到任课老师的批评，没想到他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威胁老师，“你再说我，我就去跳楼。”

儿童知道教育领域对安全的强调，以此反制老师。上文广西的案例就更是如此了，儿童掌握了相关政策，知道老师的软肋在哪里后，利用这个政策反叛老师的管理。

学校教育：被限制的教育惩戒权

学校是社会化的关键场域，孩子在学校中得到综合性的训练。在学校这个受到保护的空间里，孩子展露自己天性的同时，感受并习得多种社会规范，这即是学校对个体进行规训的过程。

有效的规训，需要老师及时对孩子的各种表现进行回应，包括鼓励和惩戒两个方面，通过二者的配合，孩子能够形成正确的是非观。所以，教育手段中，及时性的鼓励很重要，惩戒同样重要。

近些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一些虐童、过度体罚、学校安全事故相关新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谴责，相关人员受到严厉批评并且公开通报。

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社会正在监督教育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将阳光引入原本“阴暗的角落”。但是，存在教学不规范问题的毕竟只是庞大老师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教学事故的高度曝光带来社会的高度敏感，最后传导至家校互动中，一方面教学方式和教学过程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学校和老师自我保护意识愈演愈烈。

为了规范教学的同时保护老师，部分地区在中心校的引导下，实行“依法执教”，有的中心校还制定一套教学手册，列清不同情况下，老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依法执教”的关键问题是，面对违反纪律的学生，如何做到适度处罚。

首先，完全不处罚是不行的，也不能处罚过度，但怎样是适度的很难确定；其次，不同学生对同样处罚的感受完全不同。

面对不同学生，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因材施教”，遵循“人本”原则，尽力把握不同学生的性格，再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进行教育；二是“一视同仁”，遵循“事本”原则，面对同样的事情，采取同样的处罚手段。在两难选择中，老师应该如何把握？

最后，学校教育是社会性的，不同的情境中，同样性质的违反纪律，带来的社会影响却不同，最终带来违纪性质的差异。老师应该如何判断情境的度，再以此做出适度的处罚？

总之，教育是针对人的，所有针对人的治理，难以做到标准化，“依法执教”理念是好的，但是实操性不强。

在与社会、家长、相关政府部门的互动中，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惩戒权被不断限制，在此情况下，不少学校和老师出于自我保护的逻辑，选择自我限制教育惩戒权。老师们不仅“不敢管”，更“不想管”。

调研中发现，有些原本负责任的老师认为“不管不行”，但是当“奇葩事”落到自己头上，并且受委屈之后，最终选择“不管”或者是“有选择地管”。“有选择地管”指的是，在家校互动过程中，老师能够较快发现每个家长让渡的教育惩戒权存在明显区别，好说话的家长，老师就管得多些，不好说话的家长老师就偏向自我保护，能不管的就不管。

学校原本是一个综合教育的场域，除了知识教育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并且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相互强化，相互支撑。在教育惩戒权被高度限制的情况下，许多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被禁用，在“安全第一”的重压下，学校教育越来越向知识教育倾斜，道德教育的比重明显下降。

结果，孩子在学校也变得不好管了，老师的权威也被削弱。道德教育力量削弱，最终以部分孩子对课堂秩序的破坏表现出来，不仅影响到不听话孩子自己，还影响周围的孩子。

乡村教育的“转型陷阱”

在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城乡教育格局巨变的背景下，乡村教育转型成为必然，这里面既有被动参与的因素，也有主动探索的因素。问题是，乡村教育转型的方向在哪里？又该如何转型？原来的教育方式行不通了，但没有找到新的教育方向，乡村教育就这样处在“破而未立”的转型期中。

调研发现，乡村教育出现多种“转型陷阱”。除了城市教育体系对乡村教育的高度吸纳、资源限制这些已被广泛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乡村教育还存在一个陷阱——减负话语与乡村教育的不匹配。

学生负重过高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城市教育，除了大量的学业任务外，还有各种培训机构，对于城市学生来说，减负是必要的。但对于中西部乡村学生来说，家长大多外出务工，隔代教育只能保证日常照料，相当一批孩子放学后处于放养状态，课后时间主要被网络游戏、小视频、电视节目等占据，连课后作业都无法完成。在家庭教育松泛，家校沟通存在客观瓶颈的情况下强调减负，只会进一步降低乡村教育质量。

总之，众多农村孩子为何不再如前浪那般“懂事”了，这归根结底仍是教育问题，而家庭、学校和社会是教育中的主要三方。如何在鼓励农村孩子独立思考的同时为其提供正确的引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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