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金融开放，恰逢其时

【文/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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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赞同两位前辈的观点，金融开放的的确确要防范风险。但是我想做金融就是有风险，如果没有风险，那就不用做金融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融开放，我个人觉得是正当时，是可以再一次用开放促进国家发展的改革。

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国家金融的发展，想一想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是有益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金融基本上是没有改革的，我们只不过是开始做一些商业银行。那时候银行全是国有的，金融也都是国有的。

即使是我们严控风险的情况下，金融领域的风险依然越积越大。90年代末， 尼古拉斯·拉尔迪 (Nicholas Lardy)，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写了本书，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为什么？如果看它们的资产的话，基本上是完全的资不抵债。

所以我们在90年代末之后，就来了一场非常宏大的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那次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成立了四个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为了把不良资产剥离。做完之后，我们经历了10年的高速增长。

但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要以创新为主体，创新靠什么？不能靠银行，银行天生保守，不愿意把这个钱给创新的人去冒险。银行代表我们这种普通的储户，是非常保守的。

那这个事要谁来做？要直接金融来做，就是说市场金融来做。

所以从1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搞这个不叫改革的改革，叫影子银行。影子银行的大发展时期，也是直接金融增长最快的时期。当然这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市场良莠不齐，特别是P2P，暴雷的非常多。P2P本来应该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投资者和资金使用者直接见面，但它搞成了资金池，最后出现很大的问题。

到18、19年我们开始去杠杆，开始整顿，那么去杠杆整顿对不对？方向绝对正确，继续这么搞下去金融风险太大了。但是去杠杆去得太快太忙，措施太严厉，去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直接金融的占比只有5%了，我们曾经达到30%以上，去杠杆后只有5%了。

这一年多恢复了一些，到了20%，但是远远不够。刘鹤副总理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金融下一步改革，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因为创新型的国家，必须要搞直接金融。

但现在这样一个经过去杠杆之后的金融监管体系，我觉得是不适应搞直接金融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寻找一个金融监管的新的平衡点。那么引进外资，即外国的这些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做，恰逢其时。

当然前面两位前辈讲的风险问题存在，我感觉主要是游资问题。这些游资进入中国，然后跑出去。但是我们要搞的金融开放，实际上不是对游资的开放，应该是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开放，他们来到中国，促进中国的改革，促进我们金融重新寻找一个平衡，这一点是更重要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展开，我自己也不是金融专家，但是我相信我们所走过的路，过去几十年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开放来促进我们国内的改革，就像我们当年加入WTO一样。我想起当年加入WTO的时候，也有一个激烈的讨论，是不是引狼入室，是不是狼要来了？有些人在讨论前本来是朋友，结果因此分道扬镳。

我们这次讨论金融开放也是一样，是不是华尔街的狼又来了？我觉得不会。为什么？除了游资问题之外，金融是本地化属性极其强烈的一个行当。外国企业进来之后，可能会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想把我们这么庞大的金融全给替代了，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AIG。AIG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08、09年美国第一个救的企业就是AIG。为什么呢？因为美国40%的家户跟AIG多多少少都有关系，它是一家巨型的保险公司。

在座的可能不知道AIG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后来搬回美国去的。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AIG重新回到中国，把它原来在黄浦江边的总部一块钱重新卖给上海市政府，换取AIG在中国独立持牌，所以它是个独资的保险公司。这是中国的第一家，这些年它做下来，做得还可以，但是对我们的冲击几乎是0。

我们能看到现在中国这些好的保险公司，像平安，都是9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顺便说一下，平安在世界500强里排第28位，没有受到在保险业开放后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些外资企业不可能像我们本土企业那样去做。就像我们的银行每个转角都有一家储蓄所或者分行，平安搞保险业，是雇一大堆人做保险销售员，然后挨家挨户地去推。

但是由于文化的影响，对法律的熟悉程度，还有对员工的管理态度等很多的问题，外资企业不可能像中国公司做得那么好。所以我们的开放能够促进国内的改革，但是根本不用去担心说，外资、游资能像狼一样把我们的金融完全给摧毁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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