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警惕“历史热”背后的史学民粹化倾向

【文/葛剑雄】

对于现在大家讨论较多的公共史学（有的称其为公众史学），如果将其解释为历史科学、历史学科怎样面向公众、引领公众、为公众服务，以及怎样加强历史学的应用功能，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认为也是很必要的。

但是，这种“公共史学”对传统史学、对史学界产生了什么冲击？我感到，“公共史学”或者说“公众史学”，已经被有些人和媒体误解了。

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公共史学”概念，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分歧，有人主张就用“公共史学”，有人认为是有区别的，要翻译成“公众史学”，其实这主要是翻译问题，本质没什么区别。最早是美国学者提出了这个概念，目的是要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培养了很多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但学校里没有足够的专业岗位，没有教职可以安排，所以就要引导这些研究生面向社会，去做一些应用性的工作，走出象牙塔、走下讲台，利用已经掌握的历史学的研究能力，已经掌握的那些历史知识、方法，去服务社会、增强应用性。最早的“公共史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开发出了公共史学的课程，形成这样一个系列。

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历史专业，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哪怕是在现在这样大量招生的情况下，培养目标都是很清楚的，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都是作为未来的应用型人才来培养的。对研究生而言，只有一部分从事研究、在高校教学，研究生教育并不是专门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对中国来讲，“公共史学”一直是我们史学教育的一个方向，并非是美国提出“公共史学”的概念后才这样做的。而美国却是在遇到困境后，才作为应对的办法而不自觉形成的。

有些人认为“公共史学”/“公众史学”造成了历史学界研究方法的改变，其实这是误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果早一点的话，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一向重视文献以外的资料，重视口碑资料；一向重视到社会实际中去调查、去总结，这个传统是一直存在的。对于历史学的应用功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历来都十分重视。正史、官方史书自不必说，地方史、地方志修撰从未断绝。个人修家谱、传记、乡土史志等，都已形成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学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编写各类史书，收集了大量史料，记录了大量口述历史，编写了各种专门史、乡史、村史、厂史、校史、家史。这些都发生于“公共史学”在美国出现之前。像历史地理学，一向重视实地调查，讲究经世致用，与公共史学毫无关系，近年来的发展与公共史学也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我们不应该否定公共史学的积极意义，至少它将历史学的公共性提升到了理论高度，并且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相关的教材。对国内外这一方面的努力，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但现在的社会上，包括一些媒体，甚至在史学界内部，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公共史学扩大化，将其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与历史学的民粹化现象混淆起来了。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是公众引领史学，还是史学引领公众？

有人指责说：历史学界关在象牙塔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公众给解决了。曾经有媒体问我，公共史学对你们有什么冲击，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公共史学的冲击。我回答说没感到任何冲击，至少对我们历史地理学没有。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例子证明有历史学家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靠公众解决的。如果有，那也只是媒体的自娱自乐或是网络上的炒作。正像自然科学界一直都有一批所谓的“民科”，不时提出一些惊人的观点或成果，然后强调我们广大群众比你们科学家还厉害。历史学方面也是如此。

比如，有人说经过多年研究找到了明朝建文帝的下落。还有一段时间有人讨论一些历史人物，实际上都是依靠民间提供的那些“史料”，或者是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制造的“证据”，却声称解决了千古难题，推翻了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媒体上不时见到这样的报道，将根本不懂历史为何物的人吹捧为民间历史学家或某方面的专家。有人声称自己有新的发现，收集了很多专家不知道的史料，而他所谓的“史料”出处，包括《辞海》、某某报纸、新修的某县志等。《辞海》是工具书，不能算史料出处，他连这一点都不清楚。

可见，现在的确出现了一种史学民粹化的现象或倾向。其实这并非中国所特有，外国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一倾向首先表现为，一些人认为真正能够研究历史、能够解决大问题的，不是历史学专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民间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往往曲解“高手在民间”这一说法。

其实，“高手在民间”的意思，是民间也有高手，而非只有民间才有高手。要是高手都在民间，还要专家干什么？如果民间真有水平高于专家的高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肯定会被及时转化为专业人士。即使因特殊原因留在民间或保持业余状态，那么衡量他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也得使用专业标准，而不会存在另外的“民间标准”。何况这毕竟是个别现象。

史学民粹化的倾向，还表现为随意泛化历史，将所有涉及过去的内容都当成历史，自以为了解过去就有资格谈历史，甚至评论、研究历史。如一位著名作家曾经用《水浒传》中的内容批判宋朝的腐败，一位非专业人士以自己的采访和“考察”为基础重构秦朝历史等。

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不仅体现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它最终指向的问题是：历史学和历史研究靠谁引领？是靠“民间高手”，靠所谓“公众”，还是靠历史学界？

从政治上讲，中国的传统，就是主流的历史都由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引领，由正统政治来解释。而从学术上讲，当然应该由历史学界的专业人士，经过专业训练，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来得出结论并进行普及传播。

我一直认为，历史是后人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对已经存在的人，对过去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记录和研究。根据什么意识、由谁来选择呢？应该是在历史价值观的引领下由历史学家来记录和研究，而从来不是由什么“公共史学”来引领，我们专业历史工作者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

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公众对史学的冲击。所谓“冲击”的表面现象，无非是媒体或网络制造出来的“热点”或某些人的自娱自乐、自我炒作，而史学界对此其实波澜不惊甚至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史学界也不怕冲击，因为真正的历史记录和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冲击的。

因此，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分析当前所谓的“历史热”，不要在“历史热”面前自作多情、盲目乐观。当前的“历史热”很复杂，一方面的确反映出公众对历史很感兴趣，但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贴着历史标签的故事、小说、段子、戏说，或者是某某人在媒体上的表演。甚至连报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不知道自己要学的是什么。有家长反映孩子喜欢历史，报考历史系的理由却是“金庸的书他全看过”。

其中，一部分人感兴趣的只是历史知识，或者是猎奇。对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肯定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但下一步应该是积极引导。也许引导的结果是，有人发现你们所讲的原来不是我喜欢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减少了，热度消退了，其实这是好事。当初中央电视台开设《百家讲坛》栏目，早期我曾经帮他们筹划，也邀请我去主讲。他们根据市场调查对我说：“你不管怎么讲，你要明白，你面对的这些听众、观众，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所以我后来很奇怪，有人在《百家讲坛》一讲，就变成著名学者，难道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肯定你，你就非但成了学者而且是著名的了吗？在所谓“历史热”的情况下面，到底是要维持表面的“热”，维持自己那些粉丝或者吸引更多人来听你的课、买你的书？还是要坚持历史学本身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的学术意义、历史学本身的价值观，从而对大众进行引领？

还有很多人的“热”，是要求历史学家把历史演绎成故事，甚至要变成游戏，然后一并称之为历史。以前一些家长、教师批评电子游戏《王者荣耀》，说里面把荆轲变成女性，把华佗改为下毒师。这样的批评本来很正常，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吃惊——“要是这样的话，今后我们的孩子还怎么学历史？”难道学历史只能通过游戏吗？难道玩游戏的目的就是学历史？这些家长和教师自己是怎么学习历史的呢？所以我在一篇评论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话：“一个民族不重视历史是可悲的，但一个民族只能通过玩游戏来学历史，那不是更可悲吗？”

电子游戏《王者荣耀》中的角色荆轲 图源《王者荣耀》游戏

还有一部分“热”，是利用历史为商业利益服务，甚至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比如现在网络上好多内容都打着讲历史的旗号，有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有些表面看是很愉快或耸人听闻的内容，实际上是违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违背我们的外交政策、违背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所以我们要对此警惕，有些人利用历史热，打着历史的旗号，其实表现出的是史学民粹化的倾向，是要把历史的解释权、历史学的教育职能，从我们专业学者、专业机构这边争夺过去，让它变成一种纯粹的商业利益，或者达到他们本身的政治目的。就像现在的美国，难道真的是公众在传播历史？其实完全是由政治势力操纵的，完全是为解释历史价值观的这批人所操控的。

比如现在有人讲，华盛顿本人家里也有很多黑奴，美国的开国领袖都有不光彩的另一面。这些难道是今天才知道的吗？这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以前不提，今天却成了政治口号，甚至要付诸激烈行动呢？显然这不是公众自然自发的结果，更不是什么公众史学的成果。

所以，在任何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对历史的解释权，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绝对不能因为存在像现在这样一种表面的“历史热”，就觉得应该让公众主导。公众可以参与进来，但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历史热”而去迎合公众，而是应该由我们专业史学工作者做引领工作。而从政治上讲，对历史的解释、应用，完全应该服从当前的政治。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把公众史学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专业的人员，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