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木：美式高考的百年变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修木】
高校入学考智力测验
美国的大学招生没有统一的考试，只是大部分院校都会要求申请者提供一个“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缩写SAT）的成绩。
测验内容只有数学与语文两部分：数学像是智力游戏，相对容易；语文有阅读、填空、词义辨析，总会碰到生词，有些麻烦。
二者都不是中学课堂上教的内容，因为SAT号称考的是学习能力，不是知识的掌握。天资高的学生随时就考都会有好成绩，天资不够不管怎么准备，成绩都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设计第一套智力测验给学童使用的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资料图/Slideshare）
SAT其实是从智力测验演变而来的。考试在古代就有，智力测验却是现代才有，最早出现在1905年[1]，法国巴黎教育部门委托心理学家设计，用来测试小学生。目的不是选出天才儿童，而是找出成绩落后的学生在心智发展上的问题，以便进行特别辅导。“智力”本来只是模糊概念，现在可以进行定量测定，让人觉得很是神奇。
第一次大规模智力测验由美国军方举办。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全国各地征兵两百万，来自南北各州，包括白人、黑人、新移民，有的目不识丁，有的连英文都讲不利索，如何将新兵分流成为一道难题。热心为国家出力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出面帮忙，由一位哈佛教授组织设计智力测验给军人打分，留下的数据不但有测验成绩，还有受测者背景资料，等于是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
专家组中有一位普林斯顿毕业的Carl Brigham，战后回母校心理系任教，整理分析相关数据写成一部题为《美国智力研究》的专著，出版于1923年，获得不少好评。[2]1926年，他受大学理事会委托设计一套与智力测验类似的题目，作为大学入学考试，SAT因此而生。
公校私校招生方法不同
美国的教育缺乏全国性规划，按宪法规定教育属于州政府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权限不多，要到1980年才设立教育部，也只是负责收集数据，协调国会发放教育补贴。
在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学靠州政府提供经费，不收学费，开初以农业与机械为主要课程，讲究实用，学生基本来自普通家庭、公立高中的毕业生。
私立大学靠收费、捐赠以及自身的基金来维持，教学讲究博雅，读拉丁文学与历史，希腊哲学与悲剧，外加一些自然科学。学生大多来自私立中学，有拉丁文与希腊文的基础，毕业后可以当律师医生，进华尔街，成为社会名流与专业人士。因此私立大学名气更大，但是学费昂贵，一般百姓子弟读不起。
进入二十世纪，两类大学在招生上遇到的挑战不同。[3]
州立大学原则上对州内高中毕业生是来者不拒，但是各地高中水平参差不齐，不少学生基础不够，还得额外办预科班给他们补课。解决办法是由大学老师下到州内各地指导高中，订下课程标准，建立认证制度，高中成绩合格成为读大学的基本条件。
一直到1960年代，申请州立大学通常只需要交上高中成绩单，并不需要任何入学考试。入学条件放得松，也是因为州立大学拿政府经费，不在乎学生的流失，入学之后功课不合格就刷掉，淘汰率甚至可以超过一半。
位于麻省的私立寄宿中学格罗顿学校。在二十世纪初，那里的毕业生几乎都能进哈佛耶鲁。因为这种学校的课程衔接私立大学的课程，所以又通常称为预科学校(Prep School).（资料图/pa59ers.com）
私立大学却不能如此运作，学费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付得起中学、大学私校学费的家长本来就不多，学生退学意味着失去一份不易填补的收入。
大学理事会主要由东北部的哈佛耶鲁等等私立大学发起建立，协调招生标准，主持通用的入学考试，按照私立中学的课程考核学生语言、历史、经典、数理化生的掌握程度，一方面筛去太差的学生，另一方面也避免私校之间恶性竞争。
考试本身并不难，私立高中生一般都能通过，却是对公立高中生设下一道阻拦。对比州立大学只看高中成绩的录取办法，由考试筛选的私立大学更有高人一等的感觉。顺带着，私立高中也被人称为“预科学校”，给学生做过特别训练，让他们做好上大学的准备。[4]
智力测验彰显种族优越
出人预料的是，到1920年代大理会的考试竟然挡不住犹太学生的申请。他们大多是新移民子弟，家境只能算小康，身上带着土气，在家里还讲着他们特有的意地绪语（德语之中的犹太方言），没有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他们虽然从公立高中毕业，但是学习认真刻苦，不但没有被入学考试难倒，还时常取得优异成绩，足以申请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奖学金。
美国社会当时流行着种族优越理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被大众传媒庸俗化曲解，应用到人类社会之上。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之后的欧洲横行全球无敌手，足已显示白种人是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最优秀人种。在一国之内，富人是进化的成功者，而穷人则应该被淘汰。
在欧洲范围内，北欧信新教的英国拥有全球性帝国，出现许多航海家、探险家、征服者，天生就是当贵族、统治者的材料。南欧地中海周边是天主教地区，文艺复兴时期有过辉煌，但是西班牙的海外帝国已经支离破碎，意大利进入现代也属于落后地区，南欧人只能垫底。在阿尔卑斯山脉周边的东欧人，包括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则处于北欧人与南欧人之间。[5]
这种划分在德国不受用，比如说希特勒就坚持日耳曼人完全不同于斯拉夫人，应当属于优越的北欧人。在美国，却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同。他们多半是旧移民，北欧新教徒，属于高贵之列。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几百万来自东欧、南欧的移民涌入美国，北欧新教徒感觉受到威胁。他们想着保护自己优越人种的纯洁性，害怕北欧人与印地安人生下的后代是印地安人，与黑人生下的是黑人。与东欧、南欧人混在一起，前景实在让他们忧心不已。[6]
犹太人有时被划为南欧人，有时又被划为东欧人，有时甚至被当作亚洲人，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亚洲的巴勒斯坦，不论经过多少代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白人。以天资而论，犹太人怎么可能比得过北欧新教徒？大理会的考试犹太学生成绩优异，肯定只是死记硬背，花大量时间复习准备而已。
抵达纽约的犹太人移民（资料图/维基百科）
SAT的机关
这种想法正是在Brigham的《美国智力研究》中得到“科学”的论证。美军智力测验的结果有几个明显的趋势，军官高于士兵，白人高于黑人，旧移民高于新移民。将白人拿出来细分，北欧裔最高，东欧裔其次，南欧裔最低。犹太人的成绩同样偏低，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聪明。[7]
大理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如获至宝。以前为了证明北欧人的优越，学者们只能对体征进行测量，号称北欧人的脑容量要大于南欧人或是非洲人。问题是监狱里有不少大脑袋的罪犯，社会名流中也有不少小脑袋的百万富翁。智力测验却是更为可靠的测量，为北欧人的优越提供科学的数据。
大理会邀请Brigham设计SAT，消除犹太学生科目考试成绩的优势是使用学能测验的初衷。[8]最初使用SAT的是耶鲁，考试结果令校方相当满意，犹太学生的平均成绩果然低于私立高中毕业的富家子弟。
对中文读者来说，理解这一结果要首先理解学英文与学中文的不同。
学中文是先苦后甜，常用字有好几百，每一个都有特定的意思与笔画，记起来费劲费时。但是过了识字这一关，组词却不难，就算没见过的词，甚至没见过的字，只要看看偏旁部首，大致能猜出其中的意思。小学毕业之后读懂报纸小说没什么问题，只是有的字不知道什么读法。
学英文却是先甜后苦，26个字母只要幼儿园学会字母歌就差不多了，把字母串成单词读音也不难，但是单词是什么意思却不大明显，毕竟每个字母都是只有读音没有意义。一般人日常生活用到的单词，也是几百个就足以对付，但是读书看报却需要知道三、四千个单词，一般中学生不翻词典读不懂《纽约时报》，词汇量的积累是学英文的难处。
SAT设计的机关正是在词汇量，试题中塞着日常生活碰不到的单词。家境好的孩子文化生活丰富一些，平常有阅读条件，考起来顺手。家境普通的孩子，父母文化水准有限，平常不大接触报刊，许多单词根本没碰过，猛地出现在考题中让人摸不着头脑。新移民犹太家庭中还时常讲着意地绪语，更是处于劣势。
Brigham逝世于1943年，生前对SAT做过进一步研究，连他都意识到SAT测量的并不是天资，而是学校的课程、家庭的背景，以及考生对英语的熟悉程度，局限性很大。[9]
耶鲁内部同样做过研究，对比学生的SAT与入学之后的功课成绩，发现二者其实关联不大。[10]想要知道大一、大二能不能学好，最好的指标还是高中的学业成绩。问题是用高中成绩衡量申请者，那岂不是与州立大学一样了？以名校自倨的耶鲁，挑选学生当然要有特别的办法。
SAT号称出自心理学的设计，能挑出天资高的学生进名校接受博雅教育，淘汰只知道死读书的清贫子弟，很有几分不凡。反正内部研究的结果不必对外公开，那年头连SAT的成绩都不公开，考生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只有学校招生办知道成绩，却含含糊糊说各项因素综合考虑，让人觉得名校使用的SAT有些神奇。
耶鲁与普林斯顿用它来衡量入学申请，哈佛更是用它当作发放奖学金的考试。不管其实际效用如何，SAT已经与名牌挂在一起。
二战后的扩张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进入教育大扩张时期，特别是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市场，对各类考试的需求大增。意识到这一趋势的大理会，牵头组织一个独立部门，称为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缩写：ETS）[11]，管理一系列与SAT类似的考试。在本科之上有考研究生的GRE，本科之下有中学的考试，后来还有中国留学生熟悉的英语考试TOEFL。又聘请心理学与教育学专家，研究与考试相关的问题，组织研讨会，俨然是一个学术机构，为它的各类考试提供科学依据，而SAT与种族优越论的关系则为人所淡忘。
美国的教育没有全国统筹，考试的需求由民间机构来满足。ETS拿着战前哈佛耶鲁等名校已经使用的SAT，在战后的考试市场上捷足先登，渐渐被其它高校采用，进一步扩大东部名校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要到1959年才碰到一位有力的竞争者——由爱荷华大学一位教授设计的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美国大学测验），分科目考核英语、数学、科学与社科。[12]相应地，ETS也将大理会原本使用的科目考试改成多重选择的形式，命名为SAT II，与ACT抢生意。
二者还有另一点不同：ACT定位为摸底考试，测出科目学习上的不足，以便补强；SAT却定位为拔尖考试，测出学生的天资，跟学校教得好坏与学生的用功程度都没关系。
从中学的角度来说，考教学内容的成绩会被人当作指标，学生与家长难免以此判定一所学校的好坏。考天资的SAT不在课程之内，学校没有压力，学生也不必复习准备，倒是更受各方的欢迎。就连ACT考题的设计也注重读表、看图、时间的掌握，避免与高中教学内容直接相连，一来美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学大纲，二来不愿引发中学的抵触。
纽约出现“新东方”
只不过在犹太人聚集的纽约市，却有人发现SAT其实是可以准备的。
此人名为Stanley Kaplan，生长在犹太新移民家庭，从小就是学霸，二十岁时以全年级第二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这所由市政府出钱兴办的公立大学，免收学费，其中犹太学生的比例可以占到80%，人称“穷人的哈佛”。毕业后他申请了几间医学院，却没有一间录取。那是在二战前夕的1938年，医学院、法学院与哈佛耶鲁一样，暗地里对犹太人有名额限制。有志难酬的Kaplan干脆在自家地下室开了一间补习社，教人做题，帮人复习考试，顾客主要是周边的犹太孩子。[13]
1950年代的纽约城市学院，内中有许多清贫的犹太学生，号称“穷人的哈佛”。学校虽然不太出名，其本科毕业生中却先后有十三获得诺贝尔奖。相形之下，耶鲁也是十三位，普林斯顿只有五位。[14]（资料图/维基百科）
二战后考SAT的人多起来，有学生将试题带来求他指导。SAT本身并不难，只要熟悉题型，多记些单词，掌握好时间的分配，比写作文或是数理化要容易应付。唯一的问题是它的考卷回收，不让学生带出考场（要到1980年以后，ETS才公布SAT的旧考卷）。
这点障碍其实也难不倒有心人：Kaplan会在考前给补习社的学生留下分工布置，每人记住一道题目，考完之后他请大家一起吃比萨，席间将考题一一记录下来，留给下一轮复习模拟之用。补习社的名气渐渐传开，成为“穷人的预科学校”，连ETS都听说纽约有这么一位补习大神。
ETS的心理专家们很自信，学生的天资不可能通过复习提高，如果某位考生两次考试之间成绩有很大改进，那一定有作弊的嫌疑。Kaplan的成功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他对补习生撒谎，要么就是考前泄题了。只是查来查去，除了请人吃比萨之外也找不到他什么毛病。最后ETS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忽视他的存在。
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各大学、各行业的大门才真正对犹太人打开，加上经济向好，生活水准提高，犹太学生这才享有进入各类学术机构的黄金机会。到1970年，先后有好几千名犹太孩子曾在Kaplan的补习社复习备考，以后成为律师、医生、博士。其中还出了一位名人Chuck Schumer，在补习社帮助下SAT考了满分，得以进入哈佛，现在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15]
SAT成为美式高考
1968年加州大学宣布采用SAT，八所分校一年招收十万新生，成为ETS最大的主顾。
加州的公共高等教育体系庞大，大学就分有两个层次，分别是加州大学与加州州立大学。加州大学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教授们不再愿意承担指导高中课程的教学任务，而读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来者不拒也不现实。于是教育一般本科生的任务推给加州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只接受高中生之中成绩最好的1/8。设计一套考试来甄别学生，涉及考题、考场、监考、改卷好几个环节，费时又费事。不如用SAT来得直接方便，更何况那还是哈佛耶鲁使用的考试方法。[16]
进入1970年代，SAT渐渐成为每年上百万美国高中生必须跨过的门坎。哈佛耶鲁招生采用不对外公布的多元考核公式，要求SAT分数，但是高分却并不保证录取。公立大学更为注重成绩，SAT是重要指标，高分的学生大多流入伯克利、密歇根或是威斯康辛。[17]
高等教育在美国普及之后进大学不难，但是名校的牌子变得更为重要。想进常春藤或是拔尖的州立大学，肯定得交上SAT分数。到此时，大家也都知道智力测验是可以复习准备的，虽说它不在高中课程之内。一般来说，富裕、中上阶层或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愿意花钱花精力让孩子练习SAT，结果又是富学生比穷学生更有优势。
加州大学重新审视SAT
要到三十年之后的2000年，加州大学才拿出电脑中的学生记录，将SAT分数、高中成绩、家庭背景等因素与大学成绩进行分析对比。不出所料，来自父母上过大学与高收入家庭的学生SAT分数更高，大学成绩也更好。但是将家庭背景因素校正之后，SAT分数与大学成绩的关联因子只有0.02，反倒是高中与大学成绩之间的关联有0.28。[18]
其实耶鲁内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早就得出类似的结论，只是作为私校它没有公布相关数据的义务。但是公立的加州大学却必须向公众解释，采用SAT的依据何在。
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标志性建筑，Sather Gate.（资料图/维基百科）
此时的加州大学校长Richard Atkinson恰巧是一位对教育颇有研究的心理学家，亲自参与相关的研究分析，发表论述。[19]显然，SAT的学能测验根本无法评估学习能力，预计大学成绩的最好指标还是高中成绩单，虽说高中与大学成绩之间的关联因子也就只有0.28。
进入大学之后，学生面临生活环境与学习模式的巨大改变，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孩子也没有完全定型，并没有某项成绩或是某种公式能准确预计学生的前途。现实来说，高中成绩还是最好的指标。它确保学生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奖励学习认真的孩子，考核学校课堂上教过的内容，而不是课外的辅导练习。
入学考核应该与高中课程紧密联系起来，让高中生在课堂学习中竞争，而不是在课外活动与补习上拼家庭背景。使用高中成绩的麻烦则在于分数由学校老师掌握，在大家都想挤入名校的当下，为了不让自己的学生吃亏，老师难以把握评分标准。
大学在现代社会担当着机会分配的重要角色，相关的讨论费时费力，难免牵扯到阶层的冲突、种族的平衡、政治的角力。吵到2020年[20]，加州大学终于决定全面放弃SAT、ACT等民间机构举办的考试，准备花五年时间自己搞一套入学试。不过，考虑到问题的争议性，入学试很有可能办不起来。果然如此，加州大学准备以高中成绩来衡量申请。
对SAT来说，这是沉重的打击，不但失去最大的客户，而且难免会有其它学校跟进加州大学的做法，美国高校的招生方法又要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不过对公立大学来说，以高中成绩论高低其实是一战前的旧办法。
一个世纪下来，美国的高等教育早已改天换地，但是美式高考却又要绕回原点。
参考资料：
[1]N. Lemann, The Big Tes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p.17-18
[2]Lemann, pp.29-30
[3]J. A. Soares, The Power of Privilege: Yale and America’s Elite Colleg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16
[4]Soares, p.19
[5]J. Karabel,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pp.80-81
[6]Karabel, pp.81-83
[7] Lemann, pp.29-30
[8]Soares, pp.22-24
[9]Lemann, pp.33-34
[10]Soares, pp.25-29
[11]Lemann, pp.62-66
[12]Lemann, pp.94-95
[13]Lemann, pp.110-114
[14] S. Hsu & J. Wai, These 25 school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est advances in science. Quartz, Sept. 10, 2015.
https://qz.com/498534/these-25-schools-are-responsible-for-the-greatest-advances-in-science/
[15]M. Gladwell, What Stanley H. Kaplan taught us about the S.A.T., New Yorker, Dec. 10, 2001.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1/12/17/examined-life
[16]Soares, pp.138-139
[17]Soares, p.133
[18]S. Geiser, UC and the SAT: Predictive Validity and Differential Impact of SAT I and SAT II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port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ct. 29, 2001. (Table 6) http://web.stanford.edu/~rag/ed351B/sat_study.pdf
[19]R.C. Atkinson, and S. Geiser, Reflections on a Century of College Admissions Test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9, 38 (9), p.665-676.
[20]D. Belk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ill Stop Using SAT, ACT.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1,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will-stop-using-sat-act-1159009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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