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拜登能否克制团队内部的这一冲动，对中美关系走向很重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趋于清晰，在排除极小概率的重大颠覆性事实出现的前提下，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的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新任总统可能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更加重要的，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更深入、全面和准确的认识将对中美关系走向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

2020年11月16日，已经97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2020彭博创新论坛”的线上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中美双方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利用这一机会开展政治对话，为当前紧张局势降温。他认为，中美关系今年以来的快速恶化，意味着“中美之间正滑向一场‘新冷战’”。而这种趋势中，蕴含了中美“有些危机会从言语交锋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冲突”的风险。

基辛格博士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日，美媒爆料称特朗普计划在任期尾声，基于所谓“人权”“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及贸易限制措施，意图压缩拜登就职后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

客观来讲，当前中美关系，的确需要必要的修复，尤其是修复特朗普总统任内造成的严重损害。但是，拜登的某些观点，比如所谓构建对抗中国的国际联盟，显然也预示着中美关系不会因为白宫换人，就自发重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

很明显的是，2017年至2020年间中美关系经历的剧烈下行，再次提醒人们，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所具有的巨大权限，以及对中美关系变化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基辛格博士的归因是，更直接或间接地将中美关系遭遇的问题，归结为某位具体总统的具体政策，这种观点仍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如基辛格博士指出的，真正的挑战，其实是中美两国、尤其是美国，首次面临一个真正与自己拥有同样体量的国家，并难以运用冷战等历史上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就能简单找到有效应对方法。

因此，对于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产生了错误认知：美国总统更多发挥的是调整、加速或催化作用，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决定或实质性改变。换言之，按照比较学院派的分析框架，具体某个美国总统发挥的作用，真正影响的是中美关系这一结构性存在中已经出现的某种趋势，可以加速、放大，也可以迟缓、缩小，但很难彻底消除或凭空创造。

就上述认知，可以说，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两组彼此嵌套、且受到时代性科学技术边界约束的结构：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结构。中美两国国内的结构，影响的是两国在特定时空环境下，实力累积和成长的速度，并催生出具有显著国别特色的认知和理解，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各类问题的认知结构。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结构，受两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互动关系、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决策者的观念体系等影响。国际和国内两套结构，彼此嵌套，互相影响，并持续演化升级。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从美国一侧来看，冷战结束以后，面临的真正挑战始终只有一个：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收益及成本在国内各阶层之间如何分配。研究者关注的通常是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政策以及精英的认知，而美国民众则通常是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1992年克林顿凭借对经济的重视击败踌躇满志的老布什，2008年奥巴马用医保计划为代表的政策主张成为政坛黑马，2016年特朗普通过倾听和表达锈带群体的主张实现了意料之外的翻盘，都是典型的表现。

为减少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美国一些地方为居民发放免费食物。图自新华网

这些典型表现背后共同的原因，在2016年年中福山教授有关美国民主政治衰朽还是重生的文章中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归纳，关键就是0.1%的阶层攫取了收益，而其他人承担了成本；更加微妙的是，民主党及共和党的建制派，无法对此作出恰当回应，从而给了特朗普崛起的空间。而特朗普崛起的真正挑战则是：他提出的所谓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如此荒诞，用福山教授的话来说，任何修过有关国际贸易基础课程的人，都会指出其政策的荒诞之处。但客观事实是，这种荒诞不经的主张，却得到了相当数量美国民众的支持，而且其支持者在四年之后，还增长了几百万，在2020年的选举中甚至超过2008年奥巴马的普选票数。简单的用反智、民粹、乌合之众这样的负面概念来进行标签化的解读，并不能真正回答问题。2017年年初，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讨会上提问福山教授，没有记错的话，他自己公开否定了2016年文章中的论述，转而表示，有非常清晰的数据可以解释特朗普2016年的胜利，主要是外部力量用社交媒体发送假消息进行干预和操控的结果。

这就是当下及可见的将来。美国及中美关系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精英不愿直面美国的真实问题其实出现在美国国内，甚至某种程度上根植于美国制度的深处；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寻求一个具有形式上合理性的外部替代性解决方案，即处于崛起通道上的中国。或者说，美国的精英们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这样的共识：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外部存在一个可以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只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或者为美国面临的问题找到形式上合理、结构上科学的解释，而无需面临来自事实和实践层面的冲击和挑战。

显然，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得出的判断，很难说是乐观的：即使拜登顺利入主白宫，组建自己的团队，上述结构性的问题，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总统而自动得到解决。正因如此，对未来中美关系进行调整和改善的程度，自然也很难做出乐观预测。在某些时间段，甚至还可能出现更加糟糕的情况，即因为民主党政府历来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偏好，让中美关系呈现进一步恶化或动荡的态势。

当然，拜登并非完全没有作为的余地和空间，他至少可以做这样三件事：

第一，接受中方关于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通过务实谈判解决具体矛盾和具体分歧的基本思路。从2020年8月开始，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副部长乐玉成，乃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密集、显著、公开、连续地向美方表达了中方的基本态度与核心立场。从认知上来说，中方表现出以务实态度将中美关系中的矛盾降维而非升级的积极取向。在实践中，近期刚刚签署的RCEP，中方将其定调为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充分显示中方在战略观念上的务实、开放、灵活，弹性。

拜登团队在执政后，如能做出积极回应，对中美关系的和缓与改善，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已经反复表示，与美国的对话渠道是全面敞开的，随时可以谈。拜登能否及时接过中方已经递出的善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基辛格博士对于中美对话可能产生作用的评估，即通过对话相互理解对方的关切，“没有必要一定得解决问题，但至少将问题缓解到未来可能取得进展的程度”，这是比较客观的。当然公允地说，中国始终没有断绝过对话的渠道以及努力，球现在美国一侧。

11月16日，97岁的基辛格博士在“2020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线上）开幕式中讲话。视频截图

第二，回归务实的态度，调整和转变那些“七伤拳”政策。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很多政策，无论是关税战或基于泛化国家安全认知的技术管控，又或者对中美人文交流的疯狂阻断，都是那种“未伤人，先伤己”的战术盲动。拜登可以用务实的态度去改变这些政策。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这种改变需要得到跨党派支持，而就目前美国国内政客的普遍表现来看，将遭遇巨大阻力。拜登本人的国会议员经历，可以带来积极帮助；但其个人特质以及核心团队的复杂成分，会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影响，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值得慎重观察。

第三，克制通过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来交换短期政治回报的冲动。特朗普执政四年，留下的最主要的负面政治遗产，就是一个近似神经质的对华恶意的政治氛围，乃至政治生态。这种态势，有点类似美国历史上出现的红色恐慌。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结构，当进入这种生态时，恶化中美关系的政策或政策宣示，短期内可以带来一定的、甚至是相当显著的政治回报。

考虑到政治共识在美国国内遭到破坏的程度，以及2020年选举过程中各方表现出的高度政治化乃至突破边界的政治化操作，出于功利化的政治精算或许会出现这样的交易思路：在全球多边主义与传统盟友方向，进行大规模调整；同时强化对中国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压制，从而实现美国国内政治的交换和对冲。能否克制或约束团队内部的这种冲动，将是对拜登战略判断和领导决策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

综上所述，观察人士也许可以做出审慎且倾向乐观的判断，毕竟拜登不是特朗普，周边团队也具备更多的可沟通性和可谈判性。但是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注定不会因为一个领导人的更替就发生如善良的人们所乐见的那种大范围、急速的调整和变化。当然，在做好相应的心理建设之后，完全不妨碍、甚至更有助于各方尽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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