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4+15”议席空缺，香港立法会改变运转模式的新契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随后，香港特区政府依据该决定，宣布原定于2020年9月6日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决定所列情形被特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4人，即时丧失议员资格。
当天下午，胡志伟等15名反对派议员宣布“总辞”，以显示与4人同进退的立场。但“热血公民”郑松泰、医学界议员陈沛然并未随之辞职，而是决定继续留任。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对此表示：有一部分被标签为“反对派”的议员没有被绑架上“总辞”的战车，而是选择继续履行议员职责，这样的明智之举值得肯定。
15名反对派议员宣布“总辞”。（图自光华网）
如此一来，第六届香港立法会将一下子产生19个议席空缺，这在香港立法会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建制派将因此在立法会中占绝对多数。这一决定，或将深刻改变香港立法会的运转模式，进一步强化“爱国者治港”原则，也为彻底解决香港问题迎来了新的契机。
反对派挟洋自重是打错了算盘
11日，中联办发言人对反对派议员“闹辞”发表谈话，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六届立法会依法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后，反对派议员对于去留问题一直百般纠结，反复无常。先是在8、9月份大张旗鼓搞民调，以“民意支持”为由作出留在立法会的“政治决定”，如今胡志伟等15名反对派议员，又高调宣称“义无反顾总辞”，也没见他们做什么民调。前后变化，耐人寻味。
我们注意到有消息说，其中一部分人是被裹挟的，整个“闹辞”有幕后黑手操纵。这些人的“闹辞”，更加暴露出他们根本没有把履行议员职责当回事，更没有服务市民的政治担当，他们考虑的只是一己之政治私利，念兹在兹的只有“政治揽炒”的图谋。
反对派虽然口口声声“齐上齐落”，但从这次15名议员辞职的前后情况看，还是有“步调不整齐”的地方。虽然15人早在11日下午就宣布辞职，但直到12日下午，立法会秘书处才陆续收齐15人的辞职信，而且辞职的时间还不一样。其中许智峰的辞职于11日递交时立即生效，毛孟静辞职的生效日期为13日，涂谨申、胡志伟、尹兆坚、林卓廷、黄碧云、张超雄及邵家臻的辞职生效期为12月1日。这无疑又增加了立法会秘书处的工作量。
反对派策划集体辞职，目的是为了形成集聚和规模效应，对香港社会形成“核弹级”的政治动员，进一步掀起揽炒热潮；并在国际和外交场合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迫中央政府作出让步。
然而笔者分析认为，他们并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首先，总辞之后立法会依然可以合法运转。
11日，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即使反对派集体辞职，令立法会减少19名议员，余下的议员数目仍然过半数，立法会仍能够继续运作。
第六届立法会共70个席位，其组成比较复杂。先后有梁颂恒、游蕙祯、梁国雄等6人被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裁决失去议员资格，范国威、欧若轩被裁定为补选资格无效，郑泳舜、谢伟铨、陈凯欣通过补选当选，何启明于今年6月1日辞职，陈志全、朱凯廸、陈淑庄于9月份决定不再延任。
如果再算上今次被取消资格的4人、宣布辞职的15人，立法会议员还剩下42人，超出半数所属的35人。这是特区政府应对“总辞”的底气所在，即辞职并不会破坏立法会的正常运转，反而会减少干扰因素，让立法会运转得更顺畅。
2020年5月，香港立法会内发生冲突，有反对派议员被保安抬走。（图自大公报）
其次，中美战略博弈让中央意识到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紧迫性。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中美关系呈现急剧撕裂之势，这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央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即不再顾忌美西方的看法和反制，抓紧运筹把一系列治港策略落实落地，从而在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层面为彻底解决香港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环球时报》对此评论称：
香港反对派所希望的外部实质援助不会到来。在美国反华动员力的高峰期，华盛顿施出各种压力，也未能打乱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下稳定局势的施政，美方的各种制裁措施遭到无情蔑视。如今美国深陷疫情，又堕入大选后的严重争议，早已把牌打出来的华盛顿能拿出什么样的王炸来呢？
再次，反对派的“总辞”难以掀起大规模黑暴。
反对派“总辞”实际上打的也是悲情牌，是为了树立“捍卫民主、自由”的形象，从而诱导市民参与他们组织的大规模街头暴力活动，并借机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取得好成绩、卷土再来。
然而，今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的形势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改变，特别是继续策动“港独”分子闹事，很可能就会受到驻港国安公署、香港警队的沉重打击，很难再像此前那样掀起持续一年时间的黑暴。
此外，他们搞“总辞”，也会对自己带来直接经济损失。
《星岛日报》预计，每人将损失约458万港元，19人合共损失达8700万港元。有爱国爱港组织在网上发起共同支持人大决定、踢走揽炒议员的网络联署活动，至12日晚已经有超过50万人进行签名投票。
有团体发起支持人大决定的签名活动（截图自脸书）
“剪布”还需修订议事规则
让我们来看一段会议记录，相信这有利于读者加深对香港立法会运转方式的直观了解。
10月22日上午，香港立法会召开全体委员会，审议《2019年成文法（杂项规定）条例草案》。会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全委会主席：郭荣铿议员，请发言。
(涂谨申议员示意拟提出规程问题)
全委会主席：涂谨申议员，你有什么规程问题？
涂谨申议员：我要求点算法定人数。
全委会主席：秘书，请响钟传召委员返回会议厅。
(在传召钟响后，多位委员返回会议厅)
全委会主席：郭荣铿议员，请发言。
郭荣铿议员：今次这项修正案……
(涂谨申议员示意拟提出规程问题)
全委会主席：涂谨申议员，你有什么规程问题？
涂谨申议员：会议厅内似乎没有足够法定人数。
全委会主席：秘书，请响钟传召委员返回会议厅。
(在传召钟响后，多位委员返回会议厅)
全委会主席：郭荣铿议员，请发言。
郭荣铿议员：有足够法定人数吗？
全委会主席：我叫唤你发言就必定有足够法定人数。
郭荣铿议员：数分钟前你叫唤我发言时，没有足够法定人数。
全委会主席：我刚才叫唤你时，原本是有足够法定人数的，但有一位委员当时刚好离开了会议厅。
郭荣铿议员：即是法定人数不足。
全委会主席：现时会议厅内有足够法定人数，你是否想发言？
郭荣铿议员：这样便没有问题了。我只想确定有足够的法定人数，无须动气吧。
全委会主席：你是否想发言？
在香港立法会的会议记录中，充斥着大量类似内容，包括点算法定人头、重复彼此观点、进行冗长辩论等“拉布”手法。这就导致了香港立法会议事效率较为低下，估计全程记录会议流程的秘书，整理这种毫无营养的对话，也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吧！
8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明确2020年9月30日后，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根据这项决定，第六届立法会复会1个多月，但已经3次流会，至今只通过了4项法案。常常是1天会议期间，在反对派议员要求下就会点算人数超过10次，花费时间超过2小时。
市民团体上街声讨被取消资格的4人，指责他们狂点人数导致流会害香港。（图自橙新闻）
此次被取消资格的郭荣铿，更是把“拉布”使用得登峰造极，一手制造了“半年选不出一个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闹剧。
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郭荣铿借主持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的机会，容许多名委员就与主席选举无关的事宜提出多项议案，并进行没有必要且冗长的讨论及表决。本来10多分钟就可以结束的选举，结果先后召开17次会议都未能完成，导致多达14条法案不能及时审议，超过80条附属法例在限期届满前得不到处理，一些惠及百姓的民生项目无法落地。
“拉布”背后，则是反对派议员反中乱港的图谋野心。郭荣铿之所以一直卡着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他自己直言是为了阻击《国歌条例草案》的二读。而郭荣铿所在的公民党表示，如特首未在2020年10月在其施政报告中落实“五大诉求”，公民党议员将会否决所有政府议案、法案及拨款申请；如到2021年3月仍然未有回应，将否决财政预算案。
在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前，一些香港媒体预测，决定将对立法会的运作、包括议员“拉布”行为作出规范。但从决定看，全国人大抓住的是“港独”这个核心问题，而把改进会议流程、提高议事效率的任务留给了立法会。
随着19名反对派议员的离开，在第六届立法会剩余不足1年的会期内，“拉布”行为将得到极大压缩，立法会议事决策的效率将会得到提高。
但这只是治标，并非治本，第七届立法会开始运作后，当选的反对派议员依然可能再度采用“拉布”来对抗中央、阻挠特区政府施政。因此，在建制派占绝对多数的有利条件下，应当及时推动修改议事规则，对“拉布”行为作出严格限定，用法律手段进行“剪布”，才能达到治本的疗效。
“爱国者治港”得到进一步落实
“爱国者治港”是邓小平对香港管治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贯穿《基本法》等法规中的一条主线。
香港回归23年多来，“爱国者治港”这一条原则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挑战，集中体现为反对派大举向特首选举委员会进攻，意图控制特首人选；成为香港立法会的关键少数，通过拉布等手法限制特区政府的施政，甚至出现肆意践踏国家主权安全原则的恶劣情况，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司法、教育、传媒等领域保持绝对优势，处处掣肘特区政府，等等。
这一次，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这是对“爱国者治港”的进一步强化，在香港政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更加清晰地划出底线。
这就是决定中列出的的情形：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这些规定，是对《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等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细化，把目前香港反对派中宣扬“港独”、寻求外部干涉等情形都予以列举，打中了反对派的七寸，必将对反对派的行为作出规范和制约。今后，反对派要想策动相关行为，就得好好掂量下可能面对的后果了。
网友乐见反对派“总辞”（图自橙新闻）
二是明确执行主体是特区政府，进一步强化行政主导体制。
这是这次决定的一大亮点，即明确认定议员存在相关违法情形、宣布取消议员资格的主体是特区政府，而非特区的司法机构。这是考虑到，在香港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议员、反对派激进支持者违法乱纪，但“黄丝”法官予以轻判的情形，这也令香港国安法的有效落地面临挑战。
根据全国人大决定，在有关人员报名参加立法会议员选举时，选举主任可以结合他们的实际表现，以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依法裁定他们提名无效。已经当选的议员，在存在决定中所列情形时，也可依法宣布资格无效。特区政府据此宣布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并撤销他们在立法会提出的、尚未进行审议的议案。这样一来，对违法议员的处置将更为高效，也有利于巩固行政在香港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作用。
三是更加强化了全国人大在香港问题中一锤定音的作用。
这方面，特首林郑月娥在11日的记者会上，已作出了充分说明。她说必须重申，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有权就香港在落实《基本法》时遇到宪制问题时，依法作出处理，并依法作出决定，决定具法律权力。林郑月娥表示，此次提请人大是基于延任后的议员资格，问题不能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需由宪制层面处理。
可以预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反对派“总辞”之后，香港社会将出现一些抗议活动，美西方国家也会出现一些谴责抗议的声音，乃至在制裁相关官员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这些问题并不会撼动中央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和定力。
在中美斗争进入到今天这个阶段，香港问题的解决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只有下定决心、不惧干涉挑战，才能彻底割除毒瘤、扭转种种习非成是的怪相，让香港政治社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也许这一过程中会迎来阵痛，但只有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了，香港才能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政策设想。
（参考资料：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有关声明，大公报、环球时报、东方日报、星岛日报有关社论、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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