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汇丰事件”为诫——警惕中国企业海外金融政治风险

作者何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当前，中国致力于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将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渠道。无论是在海外建立销售渠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的企业总会面临许多在国内经营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比如汇率风险、法律文化冲突、社会习俗差异以及政治动荡。这些风险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重要影响，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企业经历了多次教训，交了很多学费。近几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变，美国打压中国崛起的态度愈发明朗，手段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美国当局还直接针对具体的中国企业进行全方位打击，比如孟晚舟案与汇丰事件，再比如芯片禁运政策。中国出海企业开始面临一种全新的风险：金融政治风险。这类风险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凭借其在金融领域建立的市场优势、信息优势和监管优势，打压中资机构，最终目的是实现某种政治意图。

为何金融体系如此重要？现代商业社会中，银行在全球支付和结算过程中扮演了中枢角色，几乎所有的大额交易都必须依赖于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换言之，金融体系同时也是信息体系，这也是为何金融机构的首要义务是确保客户的信息隐私和信息安全。而美国可以凭借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运用所谓的长臂管辖权来强迫金融机构提供信息，并肆意制裁他国企业。

金融政治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往往会比较大。首先，企业在面临类似风险时非常被动，缺少反制手段来保护企业隐私和商业权益。在华为事件中，汇丰银行向美国提供了诸多有关华为的业务材料，这些材料显然属于客户隐私。虽然根据汇丰银行的解释，汇丰银行出于合规的要求，必须要配合美国方面的调查，但这种做法确实难以从基本的商业伦理来理解。所谓的长臂管辖权，实质上是美国全球霸权力量和霸权意识的体现。这也值得我们深思当前国际金融体制中的诸多标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其次，某些细节信息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事件的支点。同样以华为事件为例，美国凭借汇丰银行提供的一份来自孟晚舟女士的PPT，就可以曲解为华为向汇丰银行掩饰部分业务的“关键证据”，并据此要求加拿大拘押孟晚舟女士。而事实上，汇丰银行始终了解华为的业务范围，并没有受到华为的欺骗。随后，华为公司都受到了美国全方位的打压。

最后，金融政治风险往往会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行业层面的溢出，二是国家层面的溢出。一旦典型企业受到制裁，同行企业都会立刻提高警惕，相关的成本和费用也会增加，甚至会影响到本来已经决策好的投资项目。与此同时，金融政治风险背后潜藏着国家之间的外交博弈。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断开展，全球主要国家越来越难以置身事外，在具体问题中往往会带有一定的立场性，这又会引发许多连锁反应。

中国企业在类似的金融政治风险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本土化的业务难以开展，更多为中国企业提供跨境结算服务。因此，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本土市场，或者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的时候，只能更多依靠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本土金融机构。这些国际金融机构都受到本国监管机构的严格管制，特别是受到美国当局的监管干预，面临许多合规要求。可以设想，如果欧美国家想要打压某个中资机构，首选的信息来源就是为中资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本国金融机构，美国则可以利用其长臂管辖权向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施加压力。

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逐步升级，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多的暴露在类似的风险之中。如何有效防范、化解相关的金融政治风险，关乎中国的海外利益，更关系到中国出海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尽早意识到这类风险，提前做好准备，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

就政府而言，可以选择继续加强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这种做法好处是可以强化中美之间在金融领域的融合程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直接增加美国的制裁成本。但是，这会给国内宏观金融稳定带来全新的挑战。深化金融开放要求中国要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并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潜在问题，如短期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泡沫和汇率超调等。

平衡利弊的关键在于切实加强国内金融监管能力，改革监管体制。如果这种开放带来的压力能够真正促进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提升监管效率，补齐监管短板，那么开放过程中伴随的诸多潜在风险就会顺势得到化解，至少可以在可承受范围内得到控制。如果只是为开放而开放，只是在政策规定上做出删改和修补，那么我国现有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能力将经受巨大考验，市场和投资者的利益也未必可以得到有效保护。

企业应对金融政治风险的策略则简单明了，即加强合规建设。但这里的问题是，加强合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增加条线管理。在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运营经验的情况下，完全纳入一套与国际金融监管相适应合规体系，会直接改变现有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体系，不啻于一次脱胎换骨。

同时，合规建设也会带来相应的成本支出，而且这种成本增加是刚性且持续的，并非一次性支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台了许多加强金融监管的法案。这些法案是否真正提高了美国金融系统得安全性仍有待商榷，但其对美国银行利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为了满足新的合规监管要求，美国银行部门不得不雇佣相当多的法律专业人士来研究新的法律规定，以避免出现合规问题，由此导致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运营成本增加。此外，受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影响，企业加强合规建设往往意味着要放弃部分甚至大多数商业隐私，这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独自自主性和运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