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张桂梅身后的贫困县高中，面临着都市精英难以想象的困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东勃】

张桂梅老师因其关于全职太太的有关评论，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具体讨论的问题，然而一些评论者撇开乡村教育这个具体背景的抽象批评，实际上偏离了真实的语境和问题，带偏了节奏和方向。我们有必要在这个脱贫攻坚的最后关头，站在大山深处来想一想，张老师这番话背后的故事。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口号，它无比正确，更无比政治正确。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实际上直到今天，教育与贫穷之间仍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路径”，这不是一句空话。

按照截至2020年的绝对贫困标准，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就达到了脱贫的门槛。如果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坚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还能更进一步去读一个高中或中职，甚至再读大学或高职，他们毕业后可能从事某个技术工种，考上公务员，当上教师，还可能自主创业、经营小买卖，他们的月收入会轻松超过4000元。而他们只需要每年拿出一点来接济自己的父母，就能够让整个家庭脱贫。

高中教育，是目前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容易被忽视的盲区。我们看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要比东部发达地区慢一个节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全国的目标是“促两基”，也就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本世纪初到十八大这十年左右时间，是“促均衡”的阶段，也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叫做实现“基本均衡”的阶段，这个基本均衡，就是贫困县脱贫摘帽必须的一个前提条件：“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有多项量化指标）。十九大之后，又提出了“优质均衡”的目标。实际上，贫困地区比全国的节奏总是要慢五到十年左右。

上面这四个阶段的所有这些目标，都是指向义务教育的。但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在于，如果义务教育水涨船高之后，高中教育的源头活水是丝毫不必发愁的。贫困县的高中最发愁的是两件事：留不住好老师，招不来好学生。为什么非要强调好，因为高中教育本身并不是法定义务，理论上，高中有权力“挑肥拣瘦”、“嫌贫爱富”——我指的是偏好更好的生源。哪怕现实中的义务教育也在挑拣“学生”，但政策导向和道义上是不被支持的，因为它违背了义务教育要求适龄儿童少年普遍接受教育这种有教无类的基本定位。

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对贫困的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到了高中教育这个阶段，就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他可能面临因教返贫的境遇，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费用固然能够减免，高中阶段对于贫困县的贫困生也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毕竟还是会产生额外的不少开销。所以一些贫困地区的父母倾向于不支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后继续读书。

笔者前不久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一个研讨会现场，听到来自教育部门的一组数据，实际上贫困地区辍学的四个主要原因就包括：因学习困难而辍学、因外出打工而辍学、因早婚早育而辍学、因信教而辍学。早婚早育辍学而造就的“全职太太”，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小布尔乔亚意义上的“全职太太”，恐怕是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天壤之别吧？

张桂梅们做的是一件逆水行舟的难事。难处之一，是她要办一所不收费的普惠型高中；难处之二，是她的第一届学生完全是来者不拒、“敞开收购”，高中入学分数线之低、学生生源质量之参差不齐可想而知；难处之三，是她把生源完全锁定为女生，矢志办一所女高。迎三难而直上，真真好大的口气！

我在没看张老师的视频之前，也先入为主地在心中提了一个视频中同样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办纯而又纯的女高，是否有些不切实际、追求女权主义的极端实现？但张老师的回答很实在，只用了一个例子，就让我信服。她讲到去看一个高三的女生，因为家中重男轻女思想的作祟，宁肯给小学、初中的弟弟们补习，甚至任由他们给姐姐备考添乱，也不愿给高三的女儿投入一点点关爱。张老师爆了一句粗：“我说你脑子有病吧？”妥了，要的就是这句话，争的就是这口气，就是要办一所女子高中！

结果是，第一届的毕业生90%上了大学，一本上线率到了40%。这个数字在很多人看起来觉得没什么，但就我短短一年挂职扶贫期间对县域高中教育的了解，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早几十年，包括我们读书的九十年代，每个县的高中都有足够的各自为战的勇气、底气和绝活儿。时过境迁，今天不同了。今天的县高中，特别是贫困县的县高中，面临着自下而上的优质生源匮乏和自上而下的地市层面对于县域教育的挤压和虹吸。

教育是费钱的。要办好教育，砸钱是必要条件。地市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又因为行政层级的有利条件而具有碾压县域的政策势差，因此近年来经常出现这样一类现象：往往是州市政府举全市之力兴办一所新的高中，再在中招录取批次上给予这所高中以更大的优先顺序，在资金、师资队伍、学校管理层引进人才等方面给以支持，假以时日，三年之后，一个新的教育高峰就能拔地而起。一所州市重点高中崛起的背后，往往是无数具有悠久传统的老牌县重点中学的每况愈下。

由此再反观张老师2008年办的这所女高，能从第一届毕业生开始，连续至今保持这样高水平的培养绩效，实在是创造了奇迹。

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值得宣传呢？甚至与今天官方一再倡导的减负和素质教育的导向都是相悖的。

这就是“何不食肉糜”了。

第一，用张老师自己在视频采访中的无奈回答，就是：“我们只能这么做，否则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考不上浙大、厦大、武大。”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经历过这种高考，也知道刷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心智的摧残，但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在指挥棒规则和基本生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奢谈素质教育都未免是“装外宾”。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贫困县挂职的一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讲，素质教育真的十分有必要，因为整个城市的各个层级的招录环节乃至入学后的很多场合，都十分注重一些综合素质、口头表达、思维逻辑等方面的能力。但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我几乎每次到一个山上的小学，都看到他们九点多开始上课，十一点多就下课吃午饭了，然后午休到两点钟继续上课，五点出头又下课了。你们掰着指头算算，仅从学习时间来说，他们的负担重吗？还要减负？至少应该先拉平到和城市里的孩子同样的学习时长吧！

第二，我想起去年学校主题教育期间，邀请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来学校作辅导报告时，他讲的一个观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八个字是毛主席说的，也是毛主席寄语给少年儿童的。好好学习，就天天向上；追求进步，就永远生长；你不自废武功，就绝没有什么“一入江湖催人老”。实际上，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成长，这种成长不是揠苗助长，而是一种自我激励式的自生长。今年长得比去年高，明年长得比今年高，就是一种成长，就是一种通过好好学习而获得的天天向上。必须看到每一个学生相对于自身的进步。张老师的第一届学生，相对于他们进入高中时的成绩而言，他们的高考成绩，当然是一种飞跃。

阴差阳错地，今年的七月又成了高考的日子。高考结束后，张桂梅老师成为新闻的热点，其实这些年来她早就因为这些近乎完人的无私奉献而名声在外。

人的选择是受到很多历史际遇的偶然性影响的。如果当初她的丈夫没有身患绝症而离世，她也许不会离开大理这个伤心地而到丽江；如果她没有在丽江那所县城的高中身患重病，如果她的同事和全县的老百姓没有热心地为她捐款治病，也许她骨子里的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激情也不会被激发；如果她没有走进大山亲眼目睹那么多辍学女孩，也许她也不会燃起为大山里的姑娘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的想法。

张老师是一步一步活成今天在世人眼中近乎完人的样子。完人，意味着无我，意味着执着，也意味着孤冷。实际上，她把数百万的各类奖金全部捐资助学而没有留给亲人一分一毫，她没有子女而又在福利院收养了不少儿女，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如果你仔细看采访视频，会发现2000年刚到丽江不久的张桂梅，肤色是鲜亮的，丽江的山水是养人的。然而今天的张桂梅，非但浑身伤病，眼角皱纹也十分明显。那皱纹，是教育扶贫的艰辛道路上，这头“老黄牛”负重前行十二年留下的“车辙”。那皱纹，也是为青青幼草遮风避雨十二载的“好大一棵树”，逐渐老去而留下的“年轮”。

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是一头扎进大山数十年的张桂梅毕生的使命和期望；而让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不必再回母校、不必感恩母校和老师，则是她“我将无我，不负初心”的宽阔心胸与博大情怀。

中国是一个腹地纵深的大国，南北、东西，存在发展的梯度、迭代的层次，不同地区面临的发展态势和人们的观念意识都存在差异。当沿海发达地区特大城市里的父母们疲于奔命地希望学校教育能更多加压的时候，贫困山区学校里的教师们还在为如何劝返辍学儿童、巩固控辍保学成果而绞尽脑汁；而当后者刚刚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进而实现脱贫（这是脱贫的先决条件之一）的时候，前者已向着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更高质量发展目标进发许久了。要实现各地同此凉热，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艰巨的工作要做，但目前这还不是同一个时空，所以我们最好也不要以同一把标尺来苛责他人、误伤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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