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富：古希腊有过“修昔底德陷阱”吗？说说艾利森教授的“圈套”

【文/陈村富】

近几年来，“修昔底德陷阱”又成了学人们口中的热词。追根溯源，它原本是1980年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 Wouk，1915—2019)在一篇文章中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冷战”的，苏联解体后，该词变“冷”；然而，在2015年前后，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又将该词捡起，重新赋义，用于比附美中关系。

他除了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与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外，还在2017年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随着该书不断重印再版，2018年9月，八旗文化公司出版了包淳亮的中译本(以下简称“包译本”)；201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陈定定、傅强的中译本(以下简称“陈译本”)。

在美国，2019年的原著重印本在醒目位置刊载了40则“赞誉”，其中既有美国高官、全球名人，也有重要研究机构和媒体。在中国，包译本的封面则写着：“未出版已轰动全球的权威分析”，“‘美国优先’与‘中国梦’能否和平共处，关键在突破‘修昔底德陷阱’”。一时间，“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全球政界、学界热议的话题。

诚然，如果真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者真是为了世界和平、美中友好，那么这倒是全球性福音。但如果艾利森教授托名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搞的是“伪修昔底德陷阱”(Pseudo-Thucydides’strap，“托名修昔底德陷阱”)，那他所奉献和设计的“安全出口”(safetyexit)，恰恰就是“艾利森圈套”的“入口”(trap，原为捕捉动物用语，有汉语的“陷阱”“圈套”“捕夹”“诡计”等多重意思)。根据我对古希腊哲学史六十年的研究，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纯属艾利森托名修昔底德搞出来的圈套，而且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  图自youtube“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账号

一 、雅典与斯巴达不是什么“崛起国”与“守成国”

雅典、斯巴达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城邦制形成时代，大体上属于同时产生的古希腊两种政制、两条发展道路的代表。在城邦制初始阶段，爱琴海两岸的米利都、爱菲斯，内地的底比斯、阿戈斯、埃利斯、科林斯，成为了强势城邦的代表。公元前7世纪末至前6世纪初，古希腊有几个城邦发生了一场改革(改制)运动，其突出代表就是雅典的梭伦(Σόλων，约前638—前559)与斯巴达的莱格古士(Λυκοῦργος，Lygurgos，前700—前630)，从此双双崛起。《希波战争史》(也译作《历史》)的作者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Herodotus，前484—前430/420)说，那时(指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在多利斯人中是斯巴达，而在伊奥尼亚人里则是雅典人”。从此至希波战争（前490—前449年）中期，斯巴达与雅典走上两条不同的强国之路。

斯巴达又称“拉凯戴孟”(Lacedaemon)人，先是占领伯罗奔尼撒拉哥尼亚平原肥沃地，后至美赛尼亚(Missenia)，将当地人赶到边界成为“边民”，反抗者失败后，都被变为奴隶，史称“希洛人”（helot）。这些居民已经是希腊祖先亚该亚人与西亚移民、当地土人经过几百年混合的后裔，而不是什么“天生的奴隶”。从斯巴达建国起，三百多年间，他们不断起义。经过莱格古士为代表的改制，斯巴达从此走上以二王制、监察官(Ephors)和元老院为上层领导、九千份地为基础的耕战合一的贵族制。希罗多德说：“由于这样改革，他们就成了一个享有良好法制的城邦。……他们既然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很快就强大起来……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呆在那里了”；最后，“他们把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征服了”(Hdt.1,66、68)。

雅典则是靠海为生，走上了手工业、商业、海上贸易的道路。在政制上，新兴工商奴隶主逐步取代元老院，实行民主政制。它不靠军事控制其他城邦，而是以工商经济和民主体制影响其他城邦。以民主制或贵族制为主要形态的党派斗争贯串于城邦制时代的始终。所以，从理论上说，不可能有雅典为代表的“崛起国”(rising power)与斯巴达为代表的“守成国”（ruling power）的关系。**因为，两种体制都起源于原始部落解体时王制的两个走向：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弘扬部落成员大会功能，就走向了民主政制；一个是强化军事部落中首领和氏族领袖，就走向了贵族制。**其根源是原始公社内部的分化，演化为城邦内不同利益群体、党派的斗争。**从历史与逻辑考察，两种政制与城邦内党派是同步发生的。所谓“崛起国”与“守成国”,不仅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有违历史事实。**以下分三个阶段，对照艾利森教授的说法，加以辨析。

第一个阶段是希波战争之前。艾利森在书中第30页(陈译本第52页)说:“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他所说的“该地区”，指整个古希腊。然而，事实上，希罗多德说的是“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因为，公元前6世纪以降的古希腊，包括本土、爱琴海东岸(小亚西岸)和沿海岛屿，以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而古希腊本土，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外，还有中希腊、北希腊和阿堤卡。古希腊城邦林立，本土城邦并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根据《剑桥古代史》，公元前800—前500年的殖民城邦有140多个。雅典与斯巴达各有其势力，在此之外还有广大地区。从修昔底德原著中也可看出，都是战火烧到那里，才知道那里还有从不知晓的小邦。即使是在伯罗奔尼撒，像阿戈斯，从来就不屈服于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第3—6章就记述了“伯战”第11年(前420年)签订新和约后，斯巴达的重要盟友科林斯，立即找亚哥斯(Argos，阿戈斯)结盟，组成新同盟，欲同斯巴达开战。艾利森教授的意图是改写这一百多年历史，让斯巴达成为唯一的“守成国”，而把雅典说成是希波战争后崛起的“挑战国”。这样，“陷阱论”的这篇大文章才好做。

第二个阶段是希波战争前期(前492—前478年)。艾利森在书的“导言”(陈译本第6页)中借修昔底德之口说，雅典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有权质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其实，公元前490年波斯大举进犯希腊本土时，正是雅典与“铁杆”盟友普拉蒂亚在马拉松击退了波斯，而斯巴达并未参与。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约519—前465)亲率水陆大军来犯时，北希腊、中希腊纷纷“献出了水和土”，斯巴达、科林斯准备在科林斯海腰修筑工事保全自己。正是雅典，促成了古希腊联邦会议的召开，促成了共同抗敌，取得了萨拉米海战、普拉蒂亚决战的全面胜利。所以，希罗多德说：“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Hdt.7,136)修昔底德在追述希波战争中的斯巴达与雅典关系时说：“共同努力把外族的入侵击败。”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国王在讨论是否与雅典开战时还说：“无疑地，他们过去在反抗波斯人的时候有很好的成绩。”公元前479年，尽管波斯战败，但沿海及小亚西岸的古希腊城邦仍在波斯手中，它的盟国腓尼基还有庞大舰队。而斯巴达此时却撤兵了，让雅典与波斯互相消耗。修昔底德说：“他们不想再负担反对波斯的战争了，他们认为雅典人完全能够指挥，并且当时雅典人对他们也是友好的。这样，雅典就取得了领导权……同盟国也愿意雅典取得领导权。”

雅典及其盟邦收回沿海城邦后，逃离的人纷纷回来重建家园，斯巴达获悉后反对。当它获悉雅典要重修卫城时，立即出面阻止，说斯巴达就是他们安全的大后方。修昔底德说：“他们隐藏了他们的真正用意和他们的真正恐惧。”这明明是霸权者式的“恐惧”。可是，在艾利森眼中，却成了“崛起国”雅典“不敬的证据”，露出了“要威胁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认为这才是修昔底德的原意。

接下来再对照核实第三阶段艾利森在史实上的“改造”。希波战争终结于公元前449年，可是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仅写到公元前478年斯巴达撤军，雅典指挥盟军攻陷塞斯托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公元前435年开始，中间的四十三年无专史记载。古希腊史的开拓者格罗特(G. Grote，1794—1871)在《希腊史》第45章(2010年版是第15章)，收集各方面资料补写了这四十三年。格罗特认可了修昔底德及后来德奥多罗、普鲁塔克(Πλούταρχος，46—120)等人的说法。雅典将设在提洛岛的盟邦金库迁往雅典，并用于雅典卫城至拜里厄斯港防卫大道的建造，标志着提洛同盟已开始蜕变为雅典控制、奴役盟邦的工具。格罗特认为，从公元前455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休战和约”起，雅典已经是海上势力的“霸主”(hegemony)。其标志是：对外，公元前466年大败腓尼基舰队，公元前455年大败伊齐那舰队；对内，公元前466年围攻背盟的那克索斯，翌年又镇压背叛的塔索斯。从此，海上称霸，盟主成了霸主。尽管雅典势力在这四十三年中的快速增长是无疑的，然而总的格局仍然是“两强”“两霸”之争，而不是什么“崛起国”与“守成国”之争。修昔底德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共同努力把外族入侵击退。但是不久之后，希腊人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在一个短时期内，战时的同盟还继续存在；但是不久之后争端即起”(Thucy.1,18)。

而对照艾利森的著作，不难发现，它暴露出三个问题：

其一，雅典之所以在希波战后快速发展，根源在于它开放式的手工业—商业—海上贸易；在于外部扫清了波斯这一阻力，内部完善了民主体制。而反观斯巴达，“四百多年以来，他们的政制没有变更”。稳定的政局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没有内在活力，停滞不前了。这是二者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然而，艾利森却避而不谈这个基本事实。

其二，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在《政治学》第2卷评论斯巴达政制的弊端时说：“斯巴达的整个政制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战士的品德，以确保战争的胜利。所以，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他们的威力还可以维持住。一旦获得了霸权地位便衰落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慬得和平时期的生计。他们不会从事高于战争的其他事业。”(1271b3-6)这种畸形的、超稳定的延续四百年的社会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保守怕变，内部和周边有一点风吹草动，它都感到恐慌、不安。所以，“恐惧”(phobon)是它的常态。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了，斯巴达对“希洛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同为贵族制的城邦如阿戈斯等，对盟邦科林斯、麦加拉，对雅典等的“恐惧”和“担心”。所有这些，如果都归咎于雅典，并且在雅典势力的增长—斯巴达的恐惧—付之一战中架设一条因果链条，是缺乏根据的。其实，艾利森有时也不得不说，“现在看来，斯巴达的恐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显然，艾利森也承认对雅典的许多“恐惧”是斯巴达自己的误判。

其三，修昔底德说：“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的同盟者的暴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8章同时介绍了几件事，如伊汤姆(Ithome)十年暴动时请雅典帮忙平叛。格罗特的《希腊史》第45章也叙述了几件事，但艾利森对此只字不提。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与雅典，“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双方扩张的方向与地域是不同的，并不像艾利森说的，雅典“不断挑战”斯巴达的统治。

二 、斯巴达与雅典战争的“真正原因”

艾利森教授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依据，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节的一句话。陈定定的中译本沿用了谢德风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表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包译本则译为：“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引用“Strassler”的译本，同时自己“用更现代的英文去替换他们的译句”。由于这是关系到“陷阱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我曾在《伪“修昔义德陷阱”考》一文中，以“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古希腊原文和希-英对照系列C.F.Smith的英译为主，逐条核实艾利森的解读。这里撮其要点，概述如下：

其一，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阿里斯多芬等，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启蒙运动在史学、文艺领域的代表。几占《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说词、论辩和评论，其语境是智者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及小苏格拉底学派。修昔底德关于言辞与事实，关于从人性入手揭露人的贪欲、荣誉、野心是延绵二十七年战争根源的分析，都可以从当时的思潮中找到原型。

其二，关于第1卷第23节的那句话，史学界争论了多年。艾利森、谢德风的表述，代表了一种意见。但即使这种表述，也不等于是“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而且，学术界的主流认为，“洛布古典丛书”的希英对照更忠实于原文。

其三，古希腊原文“alethesta ten prophasin”,“洛布古典丛书”版本译为“最真实的解释”(truest explanation)，而不是“真正原因”。而希腊文“aitia”(原因)，在这一段出现过四次；在全书后七卷及这一卷的第24—146节(即谢德风译本的第2—11章)，修昔底德还区分了“直接原因”“借口”(导火线)“根本原因”(真正原因)。

其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的主题是阐述撰写该书的宗旨和原则。第23节是第1卷后面10章的小引，说的是破坏“三十年协议”、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近因”“表层原因”)。修昔底德说，交战双方各有各的说法，唯有他的说法才是“最真实的解释”。史学界之所以有人将这句话等同于“真正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修昔底德的语境。高尔吉亚发表了反驳巴门尼德的三个命题：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也无法认识；认识了也无法用言辞传达。他写的修辞范文《海伦颂》，发挥了第三个命题。如果了解中国魏晋南北朝关于词与物的辩论、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当代的语言哲学，就不难理解“最真实的解释”不等于就是“真正原因”。雅典的兴趣是东起黑海，西至现西班牙、法国，南及北非的整个地中海域的贸易，颇像古代西亚的腓尼基商队。在它最强盛时代，也无志于占领周边地区，建立像亚述、赫梯、吕底亚那样的农牧帝国。换言之，雅典与斯巴达的“利益交叉关系”“利益重叠关系”甚少。这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455年“三十年和约”到公元前435年双方决策层都想诉诸“仲裁”、不轻易宣战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在战前的四十三年里，雅典势力的发展并不构成对斯巴达的威胁，更无取代之意。事情的转折是公元前435/4—前432年春发生的两个事件。原本与两大同盟毫无关系的或守中立的城邦，首先将科林斯，尔后将斯巴达、雅典拖了进去，致使斯巴达误判，“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消灭雅典势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巴达第一次宣战的借口受挫后，接着就来第二次；第二次又被识破，最后只好等待时机。这样，才有第1卷结尾这句话：“因为构成破坏和约和成为公开战争口实的一些事件尚在发展之中。”至此，谁是战争的挑起者一目了然。第1卷中说的是破坏和约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的解释，再清楚不过。

雅典卫城。新华社记者赖向东摄。

其五，这场波及全希腊、延绵二十七年战争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2节有过提示，在后七卷中已解答。艾利森在其著作第2章注4中说：“第1卷分析了导向战争的途径，余下的七卷则记录了战争本身。”这里有一个关键词“chronicle”没译出来。包译本倒是按原著表述了：“其他七卷则是战争过程的编年史。”把后七卷说成是战争过程本身的编年史，正好与修昔底德本意相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1节阐述他撰史原则时，特地申明“史”与“诗”和编年史的区别。他批评“chronicler”(编年史家)时认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而“史”（Historia)的要求是，“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他的后七卷正是按第1卷阐明的撰史目的和原则，不用言辞掩盖真相，而是在如实叙述事情真相的基础上剖析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层次根源，即作战双方领袖们的贪欲、权势欲、不顾城邦安危的个人荣誉：“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一旦党派斗争爆发，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城邦的领袖们有似乎可以让人佩服的政纲：一方主张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主张安稳而健全的贵族政制。他们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谋得利益。”(Thucy.3，83)

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6卷中，修昔底德剖析了六件事情发生的原因：（1）科林斯为了离间科西拉与雅典的关系，挑起科西拉内部党争。（2）雅典与斯巴达出兵助威，却都不参战，让科西拉两派互相残杀，最后自己毁了这个第二大海军势力的城邦。（3）斯巴达占领雅典盟邦普拉提亚，杀光全部男丁。（4）雅典占领斯巴达盟邦派罗斯，也如法炮制。（5）雅典盟邦密提林带动周边三个小邦背叛，尽管下层民众反对，平叛之后，雅典领袖克里昂主张将男丁杀光，理由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6）公元前422年，双方统帅都战死在马其顿—色雷斯附近的安菲波里。修昔底德评论说：“这两个人是双方主战最卖力的人：(斯巴达的)伯拉西达主战，因为他个人的成功和荣誉都是从战争中得来的；(雅典的)克里昂主战，因为在和平安静的时期，人们会注意他的不良行为，会不相信他对别人的谗言。”由于伯拉西达屡建奇功，“斯巴达的主要人物妒忌他”，这次竟然见死不救。公元前421年，双方缔结了五十年和约，各个盟邦也签了字。但是，科林斯立刻赴亚哥斯，拉出一批盟邦重新结盟，欲与斯巴达开战。至于趁机煽动远征西西里的阿尔西比亚德斯(Ἀλκιβιάδης，前450—前404，一译“亚西比得”)，更是个朝秦暮楚、野心勃勃，却又擅长雄辩、煽动仇恨的雅典民主制衰落时期的“蛊惑家”(Demurgogue)。由于雅典公民已经蜕变成为“糊涂而任性的老头子”(阿里斯多芬《骑士》的讽刺语)，他们竟然投票赞成阿尔西比亚德斯统率全军远征西西里。修昔底德说，这是一支“花钱最多，外观最美的希腊军队”，舰长、水手都发薪金。士兵和商人们为了做生意，还随身带着货物。修昔底德每叙述一个大的历史事件，都同时发表评论，揭露他们不断挑动战争的内心追求。他对于历史事件根源的观察和解释，为古罗马时期的史家们继承和弘扬，造就了后人所说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对此作了深刻论述。

三 、“陷阱”与“圈套”，“出口”与“入口”

艾利森教授的叙述很巧妙，使人们误以为真如他所说：“修昔底德的主要议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节那句话。这样一来，并存的“两霸”被艾利森改造成了“崛起国”与“守成国”；破坏三十年和约、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的“最真实的说明”，被改成了延绵二十七年战争的“真正原因”“更为根本的原因”；希腊文“anankasaies to polemein”(迫使他们投入战斗，“洛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如实译为“forcedthem to war”)被说成是“注定一战”；“势力增长—恐惧—战争”这句话，也被改造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艾利森的这个套路，说穿了，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托名”“伪造”。

《希腊大辞典》(第2020—2021页)列举了以“pseudo”为词根的名词、动词、复合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古希腊将“说假话”“作伪证”“谎称古圣”以及伪造前人名著或名言等称之为“pseudo-”。例如，《伪普鲁塔克》就是后人考证认定的、假托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伪造。“Pseudo”与一般的学术造假不同，它代表伪造者(托名者)所处时代关于古籍解读的一种观点，或者是借古圣之名传播自己的观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类性质的“伪造”。准确的命名应为“PseudoThucydides’s trap”(“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质是，托名修昔底德的“艾利森圏套”。对此，我曾在《伪“修昔义德陷阱”考》一文中，论述了“伪修昔底德陷阱”的五大构件：崛起国与守成国，结构性压力，真正原因，注定一战，逃脱之路(“安全通道”)。这五项，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原著中所没有的，在全球“史”类学者中也是通不过的。

从理论上说，“结构性压力”来自结构性矛盾，而且一定是双向的。如果结构性矛盾说不清楚，那么，结构性压力也就荒腔走板。“Ananke”像古希腊许多词汇一样，来自神名，如“天”(ouranos)、“时间”(chronos)。命运女神“Ananke”安排的“命运”(如俄狄浦斯“弒父娶母”)是凡人无法改变的。但是，以“Ananke”为词源的名词、动词及其分词、不定式，其词义就是“必须”“不得不”“逼使……”。修昔底德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ananke”的。

油画《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

从史实来说，为了把战争说成是雅典挑起的，艾利森教授还伪造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例如，他在书中第35页(陈译本第59页)写道：“在第 一次对峙的时候，(科西拉)120艘战舰开到了科林斯。”而真实历史是，科林斯派75艘战舰到伊庇丹努(现阿尔巴尼亚附近)与科西拉作战，科林斯战败，被毁15艘。又如，他在书中第33页(陈译本第59页)说，雅典“反复说服中立国家(如科西拉)加入联盟”。而真实历史是，科西拉与科林斯于公元前434年开战后，主动来找雅典；为此，雅典的公民大会开了两次，第一次予以拒绝，第二次雅典才“议决和科西拉订立同盟”。即使如此，也仅仅派出10艘战舰助威，以免破坏三十年协定。

当历史研究者把移情、嫁接、放大等文艺创作手法用于“历史”研究时，“历史”就变成一部历史剧了。或许有朝一日，人们能在荧屏上看到新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为，剧本编得很成功，正反典型塑造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也娓娓动人，还带有“注定一战”的恐怖感。这里，艾利森教授的目标很明确：“聚焦于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以及全球秩序的冲击”(见该书前言，特地用斜体词“impact”，指的是“七十年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这一“世界秩序”的“impact”。陈译本译为“影响”)。

总之，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艾利森教授托名修昔底德的“伪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对于造假者和“拥趸”来说，已沉迷其中而难以自拔，但对于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来说，如何避免跌落“陷阱”，就转化为如何避免掉进艾利森的“圈套”。出路在于，全面而准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美国、认识中国，走出伪“陷阱”的阴影，形成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理论。

（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3期第356—363页。为方便阅读，删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