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代俱乐部：未完待续的历史——多元世界的乌托邦-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绪论
“在违反了某个规则之后仍然能够全身而退，这是真正的智慧。如果你想遵守所有的小规则，那么你就有可能破坏大规则。”——乔治•奥威尔《1984》
“这当然与古代那些混乱无序的选举不同，那时人们还不能预先知道选举结果，这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把政府盲目地建立在某个偶然因素之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几百年过去了，人们才明白这个道理。”——叶夫根尼•扎米亚京《我们》
俄罗斯瓦尔代辩论俱乐部2020年10月发布了名为《正在上演的历史：多元世界的乌托邦》的报告
这个庞大、多元、互相关联的、全球化的世界会突然由于某种蔓延全球的恐惧情绪停下来吗？各国会匆忙关上自己的“门窗”吗？在2020年春天之前，答案是否定的。人们一直以为这颗生机勃勃、人类活动永不停息的地球会一直这样运转下去，人们很难想象早已全球化的世界会突然安静下来。不过，这一切真地发生了。各国都被自己的脆弱惊呆了，他们开始意识到全人类是一体的。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完全颠覆这个世界。国际规则和制度所受到的侵蚀始于20世纪下半叶，那些规则和制度在冷战中幸存下来，但侵蚀过程在21世纪真正开始了，疫情只不过刺激了这一进程的发展。疫情加速了历史的演进，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并没有向里面添加新的东西。这一场大流行病的规模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它已经为我们的世界秩序划下了一条边界线，在边界线的那一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关于当前的国际政治，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此前的机制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一个危险、混乱、缺乏秩序的新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在2020年以前，“世界正在逐渐滑向失序”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瓦尔代俱乐部曾在从2014年到2019年的多份报告中反复提及这一点。不过在2018和2020两份报告中，这样的委婉说法消失了，因为“失序”已经成为我们肉眼可见的现实。
不过，国际体系的失序并不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状态。一段时期的混乱其实是两种秩序之间的过渡。每一种秩序都是有寿命的，一种秩序的终结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国际互动方式的建立；一种旧的组织方式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体系的出现。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大大加速了历史的演进，那些需要数年才能走完的历史进程在几个月之内已经完成。
2020年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就是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史无前例的边境关闭现象，这其实是一种匆忙之中进行的主权最大化行为。在主权范围内关闭边境，目的在于使自己免受跨国问题的困扰，但是这样做同时也暴露了各国医疗卫生和国家安全部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惊慌心态。边境的关闭以及面对面人际沟通的停止导致线上技术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政府治理、科学和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受到了这一技术进步的影响。
最令观察家们感到恐惧的是，这场大流行病已经成了组织解体和个体独立的催化剂。全社会都已经意识到，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许多机构都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了。这促使许多国家在决策时变得更加独立、促使社会大众对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负责了。
在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方面，一切都在向个体化方向发展。在教育、雇佣形式、工作时间以及雇佣关系的本质等方面，人们的选择正在变得更加多元。草根阶层的互助现象正变得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为他们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有效手段。这一点无论在地方层面（例如公民抗议活动中参加者共同发起的联合行动，以及疫情期间人们在医疗和运输方面进行的合作）还是在全球层面（例如在环境问题以及再分配问题上）都已经展现出其重要价值。人们越来越希望在由志同道合者或有共同利益者组成的集体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向那些正式的机构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社交媒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作用。
政党制度正在走向衰落。即便是那些“新型政党”（即几年前兴起的所谓的民粹主义政党）也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本质上他们仍然与此前的政治制度存在亲缘关系。那些经典意义上的政党正在失去政治代表性，他们正在被没有明确意识形态特征的、从表面上看无组织的公民运动所取代。那些公民运动乍一看似乎体现出某种无政府主义特征，但他们的确是致力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议程的制定中来。
新一代领袖人物正在走上世界舞台。那些在“后英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将越来越多地在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当然，军事风险等重大风险和威胁仍然存在。不过，最为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人物正在寻求自我实现，他们希望能够在每一个可能的领域突破舒适区。这必将对国际政治的大环境造成影响。
社会内部的动态对各国在国际上的行为也会产生影响。环保活动家格雷塔•滕伯格（Greta Thunberg）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大众对疫情的反应表明，官僚们的政治偏见十分严重且危机应对也十分迟缓。对于那些官僚来说，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形成一种真正（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恐惧）的替代者。从结构角度来说，这些替代者是无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子化的，因此他们更加适应当今的社会现实，并且正在从社会大众那里获得回应。
国家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与大众在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是相同的。结果，国家和大众都越来越少地受到制度的束缚，并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去行事（无论那种利益是否是短期的或是否真实存在）。因此，反复无常和冲动的行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确定性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无法预测国际体系会在5年或15年后变成什么样子。因此，我们决定就乌托邦写下一些文字。如果当前的发展趋势能够为人类造福的话，我们希望据此描绘出一个想象中的、可能变为现实的理想世界。
我们将刻意避免受到目前普遍存在的由恐慌所导致的对未来的悲观预期的影响。我们相信，每一场重大危机都将为我们提供翻开历史新篇章的机会，下一个时代也许比已经过去的时代更加充满希望。
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滕伯格现身“为气候而罢课”活动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
“如今，乌托邦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变为现实，我们事实上正面临着一个很令人感到痛苦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乌托邦变为现实呢？乌托邦的确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正在朝这一方向迈进。也许，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新时代里，有文化、有智慧的人们思索着该如何避免理想国度成为现实，他们希望回到那个不太完美却更加自由的社会中去。”——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民主，社会主义与神权政治》
乌托邦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度，这个概念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古已有之。这个概念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在于治疗社会的各种顽疾、指引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对未来进行描述。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乌托邦”这个概念是最近才产生的呢？很显然，除了发展周期的盛衰消长，国际议程基本已经穷尽。我们已经失去了有意义的、能够获得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玩弄一些人造的概念、搬出过时的意识形态或早已腐朽的制度来做些修补，不过这种延缓不可避免的结局的行为只会让最终到来的大崩坏变得更加惊心动魄。
我们仍然生活在20世纪的阴影当中，当时两种强大的、互不相容的信条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两种信条最开始都是乌托邦一般的概念，它们在发展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又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乌托邦。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这样的概念从未受到国家边界的束缚，他们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战线似乎安静了下来。全世界在经历了冷战的风暴之后暂时喘了一口气，但很快气氛又变得紧张起来。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又回到了世界舞台之上。苏联解体之后的平静让人们误以为，在对立的乌托邦缺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主导全球。但这只是看到了表面，哪怕最和谐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早晚会被结构性的矛盾冲破。当然，在当今的世界上，早已不存在任何和谐的意识形态体系了。
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话来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集团”的信条所构成的体系，而“乌托邦”这一概念对那些信条进行了否定，“乌托邦”甚至对存在本身进行了否定。事实上，“乌托邦”发出了摧毁那些信条的号令。无论“统治集团”还是“革命者”，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都是扭曲的。统治者们无法看清那些可能削弱其主导地位的事实。而在另一方面，某些受到压迫的集团也只看到了对压迫进行否定的那些事实。正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划下了一条边界线。
我们能在哪里闻到新的乌托邦的味道呢？在美国城市街头的抗议示威人群中、在被推倒的塑像旁边、在那些被改了名字的街道和地铁站里、在为了平息那些群情激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怒气而进行的无处不在的忏悔中、在那些气候变化活动家们充满激情的恳求中。
真正的大戏就要开场了。或早或晚（可能并不需要太久），拥抱不同价值体系的人们将会通过民主手段获得权力，他们的心早已被自己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占据了。他们的乌托邦将会对自由主义政治和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但这种质疑并不是对既有社会主义信条的简单重复。问题并非来自社会不公，而是因为既有的政治模式缺乏道德基础。当下政治模式中的官僚们当然有他们生存技能，他们可以通过公关技巧、下达行政命令以及动用各种资源来解决问题，但这样做只会让当下政治模式道德基础不稳的现实更加暴露在世人面前，当前的国际局势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21世纪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乌托邦是建立在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为所欲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乌托邦应该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的核心问题（即“大国永远在寻找战胜对手以获得权力的机会，霸权是大国的终极目标”）提供解决方案。如果霸权在客观上是无法获取的（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众多事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对霸权的追求就不再是一种理性行为。在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测国际政治中将出现一种反乌托邦的情况：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它将成为人类政治进化道路上的终极形态，意味着自由主义获得了终极的肯定。罗伯特•卡根（Robert Cagan）在他的《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一书中指出，国际政治将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下一轮竞争准备好舞台，福山错了，自由主义还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虽然它本该获胜）。当今的所谓“新冷战”正是源自罗伯特•卡根的上述观点。
我们当下所讨论的乌托邦与历史的“终结”或“回归”并无太大关系，它是历史的一种自然发展。即便最有实力的国家也没能在一个群体中或在一个伦理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从原则上来讲，任何国家都不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主导地位了。历史正在发生，全球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将到来，“多元”将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看到如此之多的来自各国的各种不同的伦理标准、国家利益类型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当取胜不再可能的时候，斗争就不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了，个人选择的极大丰富也使得垄断变得不再可能。国际政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它所遵循的原则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公平。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样一种“乌托邦”具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呢？因为当今世界的变化正在为此创造条件。
没有革命者参加的革命
“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很少，他们的宪法决定了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法律。他们对其他国家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那些国家的法律以及对法律的解释过于冗长；他们认为强迫人们遵守如此冗长、神秘的法律条文是不合理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根据我们仍然在坚持的价值体系，20世纪提出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其实被看作一场正在迫近的灾难。下面，我们为此作出解释。
在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诸多国际组织与机构构成了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互相协作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经历数百年探索之后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可靠、可持续的全球安全与发展模式。毫无疑问，核威慑是一种体现等级和霸权的国际行为，但它同时也是对全球安全威胁进行遏制、对国际秩序陷入混乱进行预防的唯一有效手段。在核武器出现之后，“全球核秩序”使大型战争变得不再符合人类理性；虽然各国在理论上能够通过战争来获得决定性优势，但“全球核秩序”使各国很难再做出发动战争的鲁莽决定。其实，每个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大家都在试图改变规则的执行方式而不是改变规则本身。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循环，在这一轮循环里，大国实力不再集中于一两个国家。主导型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剧，为了获得全球主导地位，其中每一个国家都在积极打造自己的军事力量，全球各地的冲突点正在不断增加。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一状况意味着一个互相遏制的平衡体系正在形成，冲突升级将因此得以避免。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各地区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这一过程尚未完成，此前国际秩序的解体也为这一进程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近些年发生的多次压力测试（包括乌克兰危机、俄土关系恶化、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以及美中危机、中印危机和印巴危机）说明，我们的世界并未处在大战的边缘。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多个层面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而且当前的国际体系很符合大多数大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人希望当前的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一些国家对某些领域里的失衡状况以及日益加剧的国际不公越来越不满，但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冒险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玩家也许有意对一些国际规则作出微调，但他们并不愿对其进行根本性变革，更不要说废除或取代了。
不过，一场没有革命者参加的革命的确正在发生，这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已经获得了体现。这场革命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国家或国家集团发起的，它的驱动力来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没有国家或国家集团会有能力再次获得全球主导地位，没有一个价值体系会再次成为普世的价值体系，制度和政府治理在加速走向崩坏。结果是，无论在硬实力领域还是在软实力领域，这个世界在未来将不再有一个稳定的支柱性力量。上述诸多变化构成的这样一场革命要比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大国地位更替更加具有革命性。
普京与埃尔多安
制度的危机
“若获胜者心中没有公平正义，那么他所获得的胜利就是不完整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君主论》
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在过去数十年里深深根植于我们内心的那些观念，那么传统模式的崩塌和国际制度的危机就不会被我们视为一场悲剧，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摆脱那个不再正常运转的旧国际制度对我们所造成的羁绊的良机。我们应该破除思维惯性，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许多国际制度已经成了构建能够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国际体系的障碍，那些旧的国际制度已经无法确保全球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一本关于对各种不同国际制度的理解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对国际合作的分析不应与对国际合作的赞美相混淆”。
从国际层面来说，原子化趋势正愈演愈烈。各国发现，自己正独自面对外部世界，他们不得不依靠政治直觉和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理解来独自制定国家战略。这意味着，各国的中长期国家战略必须推翻重构。很自然地，一段试错期是难免的。沿用旧的思路或过于依赖来自他国的经验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毕竟，如前所述，既有国际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各国领导人都倾向于采取最自私的举动，他们不会再把伙伴国家的利益纳入自己的考虑。
制度是20世纪政治留给人们的最为重要的具有符号特征的遗产，但旧的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几乎所有层面，制度都在压缩自身对参与其中的成员的责任，与此同时却在努力维持其对那些成员的行为的控制。这一表述适用于某些国家和某些社会（例如，在社会治安领域和教育行业，义务条文的精简已经在过去40年里变得非常随意），同样也适用于国际政治。确保成员国的利益早已不再是许多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巩固内部各官僚岗位的权力反而正取而代之成为那些国际组织的新目标。而且那些国际组织希望塑造一种氛围，在这一氛围中，各成员国的行为更具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反而不再受到重视。
然而，如果国际组织不再向其成员履行义务，那么成员也不会再向国际组织履行自己的义务，当国际环境日益多元化、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机会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如今一些国家拥有国际组织之外的各种替代性的资源来源。当选择越来越多，选择强大盟友和对从属国的需求就越来越多地进入一些国家的视野。国际秩序中的混乱程度因此正日益加深。
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责任
“之前的300年并不坏，因为偷盗被人们视为一种表达个人自由的行为，而在猫人的全部历史中，自由一直是最高理想。”（原注：猫科动物语言中的“自由”与中文的“自由”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猫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对他人加以利用、采取不合作态度、制造混乱”）——老舍《猫城记》
情况果真如那些旧规则的拥护者说的那样危险吗？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国际政治是从欧洲旧大陆诸大国制定的严苛规则开始的（当时那些欧洲大国对其他国家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二战结束后，由霸权和民主化国际制度共同构成的复合型世界秩序开始逐渐形成。未来的新秩序将是由负责任的国家共同构建的民主化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当前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解体其实是利大于弊的。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行为更趋理性。避免垄断的形成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由于霸权将不复存在，而制度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正常发挥作用，为全球各国制定共同目标将变得不再可行。但大家共同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还是有可能的。
根据传统，相对的单一性是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然而对于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来说，个性和自由选择才是核心特征。个人主义和作为欧洲政治哲学基础的理性主义将在国际关系领域获得体现。个人选择是理性的。根据外交政策作出的选择将不再受到不断累积的义务的束缚，也不再受到那些与当前具体事务无关的约束条件的限制。只要不被卷入冲突或引发生存威胁，无视制度框架去寻求自身利益将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正如基督教新教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指出的：“在人类的群体生活当中，寻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代表着一个人的最高美德”。
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那些毁灭性的战争迫使人们在集体中（也就是在制度中）寻求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时，在制度之外的一切都是无序的。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向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迈出的一大步。然而，大国地位仍然是制度中的关键元素，美国在自由世界的主导地位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期间的各种特权就是例证。不过，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在向民主和多元迈出第一步。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某一国家单独主导或一个国家集团的集体性主导将不复存在，这使得经典意义上的制度失去了效力。人类正在逐渐放弃共同利益的观念（这个观念会不可避免地强行让各国接受某些共同观点）。所谓“共同利益”可以有多种定义，但它一定是无关个人的，参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在共同利益中尽可能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当遇到问题需要人们或国家作出会对自身未来造成影响的决定时，个人或国家将用所拥有的越来越多的自由来克服20世纪的制度遗产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为了获得最好的结果，他们会从种群本能和集体性自私中解放出来，各国将开始变得更具责任感，他们将根据自身能力和客观条件来行事，而不是单纯受到欲望的驱使。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冷战结束时所写的一篇关于外交政策中的道德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人们有责任在自己的承诺和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真正的行动力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
除了核威慑，新的国际秩序将在几乎每一个领域取代二战后形成的旧的国际秩序。新的国际秩序的特征包括：发展模式之间将展开竞争，模式垄断将成为过去；各个力量中心之间将展开斗争，单一大国主导的时代将成为过去；国际秩序中的弹性结构将取代作为一种垄断形式的两极结构；国家之间可能因利益出现联合，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集团并不相同；基于成员之间势力均衡的制度（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制度中一定存在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将让位于多边合作。
近些年，一些人对多边主义非常担忧。所谓“多边主义”，是指在全球层面国际制度框架内部的外交活动。这种对多边合作的理解是很特殊的，是当前国际秩序的特定产物。在某些问题上真正的多边主义解决方案是指，那些与问题的解决有直接关系且有能力影响解决过程的国家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真正的多边主义并不包含那些只是因为自己具有某种地位或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而参与问题解决的国家。这种真正的多边主义有利于问题更有效地获得解决。
美国科技企业巨头脸书CEO扎克伯格
作为公共利益的公司
“商人们成为了行政官员，而行政机构又变为了由持股人构成的公司。所有不能马上盈利的大公司以及成立目标不能被那些狭隘、自私的商人们理解的大公司都倒下了。有政治洞察力和深谋远虑的人都在试图改善自己的风俗习惯，不与商业目的直接相关（也就是无法带来商业利益）的一切都被称为梦想。”——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无名城市》
这个个体化的世界是否正在崩塌？由于经济、技术和交通方面的原因，这是不可能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化行为的实施主体，而且各种社交媒体都在巩固这一趋势。20世纪下半叶，已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最终将对国家行为体现出一种纠错效应。最初，人们从一种很简单的视角来看待跨国公司的角色，在所有大国，政府能够有效地将跨国公司置于其管理之下，以使那些公司其为自身的国家利益服务。但是，在我们所描述的乌托邦里，跨国公司和技术将对国家对孤立个体的重视起到一种对冲作用。结果，人们因此很不愿起来迎接挑战。
最初，“跨国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西方大公司”，因为他们大多是总部位于西方国家的公司。在这个新的多中心的世界上，亚洲国家显然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因此正在失去自己的“西方”标签。在全球经济的新范式中，大型跨国公司以及他们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多边全球性机构作用的下降，在地区性整合过程中，弱协调、强竞争的局面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治理过程中的真空地带很可能会在微观层面被各大跨国公司填满。
一些主要的跨国公司将通过一些国家的“监管裁决”在构造“生态系统”方面获得优势。在另一方面，大公司也在面临来自新平台公司的愈演愈烈的竞争，那些新平台公司知道该如何更加快速且灵活地利用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来参与这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跨国公司和新平台公司之间不断变化的战略联盟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主要跨国公司将加入“新联盟”，这将在国家层面对“旧联盟”造成压力。更甚者，基于领土的旧的平台将会被基于公司生态系统联盟的“新平台”取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众多公司平台将逐渐演变成提供服务的无处不在的经济体系，而那些服务此前很可能都是由国家提供的。以脸书公司欲发行的加密货币为例，这种加密货币就有可能削弱中央银行在交易和储蓄领域的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将会更加重视对经济生态系统的分析和管控。而此前致力于打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的国家冠军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逐渐让位于环境的营造，以吸引各大公司平台以及由那些平台所构成的经济生态系统的进驻，这将进一步促进地区和跨地区平台的形成，他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竞争局面。相应地，公司平台的发展会促进各国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发展，这很可能会削弱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的作用。正如其他国际组织一样，这些多边国际机构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随着公司平台及平台经济体系的发展，我们需要思考该如何改革全球治理结构以对这一新的现实作出回应。数字主权将会在平台经济竞争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除了传统的在国家间和地区间形成的贸易和投资联盟关系，数字联盟将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数字联盟将为打造经济生态系统冠军创造合适的环境，以便自己的经济生态系统冠军在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未来图景
“众所周知，细节能够造就美德和幸福，而粗略却是人类头脑中必要的恶。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由木匠和集邮爱好者（而非哲学家）构成的。”——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的新现实正在逐渐形成。如今全世界的局面的确是复杂的，但一些碰撞现象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未来全新的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众多权力中心正在形成，政治利益出现了重组，势力范围在重新划分，为了自己的未来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在加深，单一的平台垄断局面正在让位于技术解决方案之间的竞争。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的问题，他们都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特征。截至目前，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已经在各国之间引发了很多分歧，但人类一定会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来解决包括大流行病在内的诸多重大问题。同样，人类也会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融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人类应该在展望未来世界时有一个普世的共同基础。
两个或三个互相敌对的主导型意识形态正在被伦理道德的多元化取代。当然，这种价值重塑必然会引发那些习惯于将自身价值观视作普世价值的国家的抗拒。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的多元化是否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对道德政治的需求意味着人类需要在不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
大家都在讨论混乱这一话题，瓦尔代俱乐部也在多篇报告中提到过这一问题，然而未来世界的轮廓更接近想象中的乌托邦而非旧的世界秩序。政府治理是否良好是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进行区分的根据。不过，技术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扩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治理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完全无法进行）。
据我们所知，全球治理并不在新的乌托邦向我们展示的图景中。全球治理可能永远无法真正施行，因为我们不可能令任何国家屈从于这种治理，而且利己主义早已四处蔓延。不过全球治理可能会以建立在新理性基础上的某种形式体现出来，这种新理性是在意识到无法令任何国家和利己主义屈从之后形成的。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10月发布的俄罗斯瓦尔代辩论俱乐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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