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美国的问题，真的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错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内外似乎陷阱入一种焦虑和恐惧之中，认为选举结果将决定性地影响美国和世界的未来走向：国际秩序、自由贸易、全球产业链、气候保护甚至西方制度的未来，就在此一选！
隐隐地，还有另外一层越来越深的担忧：大选结果不被任何输的一方承认，美国会不会陷入第二次内战？
毕竟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声称不论选举结果怎样，他不能够保证权力的过渡是没有暴力的。甚至在总统和副总统辩论上，特朗普和彭斯都拒绝承诺败选交出权力。特朗普在辩论时的原话如下：“如果这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我百分之百支持它。但如果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选票被操纵，我不能同意。”
民主党方面，虽然拜登多次承诺接受选举结果，但10月10日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表示，他输掉选举的唯一可能就是对方在投票站“耍诈”。其言外之意跃然而出。更令人惊悚的是民主党中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前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时曾建议拜登“无论如何都不要承认败选”——谁能想像得出美国这样指标性的政治人物竟然说出如此违反宪法的话？
问题在于，在美国政治极端化的今天，即使候选人接受，民众也未必接受。2016年大选结果出炉后，抗议选举结果的人群立即涌向全美街头。我当时正在美国观选，被这一经常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幕所震惊。现在四年过去了，民主党支持者已经再也无法忍受特朗普，假如拜登败选或者特朗普不承认选举结果，一场令人恐惧的全面大冲突——因为双方都有枪——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除了两位候选人的立场，还有一个技术原因：由于疫情极其严重，邮寄投票超过上届大选的十倍以上。邮寄选票的一个后果是最终结果的公布可能会延迟半个月之久。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北卡罗莱纳和密西根等将接受邮寄选票的期限延长至11月中期——当然邮戳一定得是11月3日。即使是要求在选举当日必须将选票寄达的州，也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计票。《华盛顿邮报》曾统计过3月份民主党的初选计票，发现各州平均要耗时4天才能得出结果。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今天美国的混乱似乎是个意外，但在我看来，一切早已注定。
此前我在《丑陋的美国选举》、《美国给了全世界最坏的示范》文章中，谈到金钱政治、选举人制度、政治极端化等面上的问题，今天则分析一下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主张西方民主制度的学者往往都声称，**这种制度可能不会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但绝不会选出最坏的领导人。但事实证明，正是这套选举制度，选出了特朗普。
借用《纽约时报》的评论：“在这个历史性的种族清算时刻，特朗普还不断煽动分裂、恐惧和仇恨，同时粗暴践踏法治以及我们的民主规范和制度。几乎每一天，似乎都会发生比前一天更疯狂的事情，进一步损害着我们的群体信任”。甚至都打出这样的标题：“特朗普还有人性吗？”
10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结束美国国家危机》，声称“特朗普滥用职权，否认政治对手的合法性，打破了几代以来将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规则。他将公众利益与他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他对美国人的生命和自由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漠视，他不配担任他所担任的职务。”结论是“他寻求连任对美国民主构成二战以来最大威胁。”
如果说《纽约时报》代表所谓“白左”，观点未必公正，可是许多专业性媒体也破天荒地表态反对特朗普。权威科学杂志《自然》（Nature）此前不久也发表社论，批评特朗普在应对新冠大流行的问题上堪称灾难，并且破坏了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
除了《自然》之外，还有医疗杂志《柳叶刀》(Lancet)，美国《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都发表文章呼吁选民不要支持特朗普。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1812年创刊以来首次就大选表态。
我记得特朗普刚当选时，全球一片哗然，把它视为西方民主的危机。但中国的自由派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出席一次研讨会时这样辩护：这说明美国是真民主，金钱和家族政治都不能决定选举结果。
我也承认2016年美国选举是真民主的结果，但这正是可怕的地方：假民主选出特朗普，世人可以不在乎。但真民主产生特朗普，才是真正的危机。别忘了，希特勒也是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获得权力的。
如果尊重客观事实，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不管是直选还是间接选举，都无法阻挠危险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英国的约翰逊、巴西的博索纳罗、印度的莫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匈牙利的欧尔班以及美国的特朗普，都是例证。
如今，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的后果，全球都深刻体验到了。仅应对新冠疫情而言，应对最糟糕的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巴西和印度，而且不是巧合，美国、英国和巴西的领导人都被病毒感染！
如何评价特朗普，不妨引用一下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的看法。他今年4月接受法国《观点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人，我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让我们十分担忧了，但是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他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的团结和集体信任。”
然而，一切都已经发生
**其次，主张西方民主制度的学者往往都声称，**即使选出不适任的领导人，由于有三权分立和制衡，领导人也不能胡作非为，滥用权力。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就是宪政。
那我们就看看特朗普这四年，这种三权分立和制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特朗普拥有行政权，但立法权和司法权是否对他制衡，取决于掌握在谁的手里。当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时，立法权这种制衡就不存在了。行政权最重要的一项是人事任命权，内阁部长级官员是要受国会批准。但特朗普可以让提名人代理，就绕过这一制衡。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最多的时候政府里的部长四分之一是代理，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等重要职位。有的代理部长时间长到被另一个代理更换，也等不到国会批准的那一天。
至于特朗普任命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明目张胆的搞裙带，谁能制衡？当他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离开时，却把太太留在中国继续游玩，谁能制衡？新冠疫情发生后，特朗普犯了多少严重错误，谁能制衡，谁能纠错？
司法权也一样，暂停特朗普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和禁用微信等的法院裁定，都来自民主党执政州的法官（虽然是联邦法官）。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定要在选举时期提名最高大法官。虽然大法官任命后是独立的，但其理念决定了其如何解释法律和对政治的立场。
我以现任西雅图市长珍妮为例。她曾于2009年获得奥巴马总统的提名，成为联邦检察官。2017年禁穆令发布后，她是首批到机场抗议总统禁穆令的人士之一。当年11月她竞选市长时，口号就是“特朗普，把你的脏手从西雅图移开”。后来也是西雅图联邦法官詹姆斯‧罗巴特的裁决，成为首个适用于全美暂缓执行禁穆令的裁定。
甚至2000年大选出现争执，最高法院裁定小布什胜选，很重要的原因是多数法官都是老布什总统提名的。
所以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可以独立设置，但由于组成的人未必独立，相当程度地受立场和被谁提名的影响，所以严重消弱了它的制衡作用。或者说，三权之所以有时可以发挥制衡作用不是因为独立的地位，而是因为控制在不同的政党手上，否则所谓的制衡实质上就不存在了。
另外，特朗普拥有的外交权力是不受制衡的。他退出TPP、世界卫生组织、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等，都无需国会批准。包括他下令轰炸阿富汗、导弹袭击叙利亚、暗杀伊朗高级官员苏莱曼尼、把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这样的决策。所有这些行为都对美国和世界的安全、和平、发展、稳定造成巨大危害。
**第三，主张西方民主制度的学者往往都声称，**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能够做到权力和平有序交接，保持社会稳定。
但现实却是，全球许多采纳西方制度的国家，一场选举过后往往造成国家分裂和动荡甚至战争。委内瑞拉、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泰国、许多非洲国家等莫不如此。就是美国，历史上当林肯当选总统，南部七个州立即决定独立，不接受选举结果。最后也是通过一场血腥内战作为解决办法。
今年的大选则又有重演分裂之势。法新社采访一位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毕凯（Cristiano Piquet），问他为什么要亲自现场提前投票。他说：“我们不能相信那些民主党人。”“他们（民主党人）邪恶透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我想确保自己的一票算数。”类似的现象在民主党阵营也存在。互相视对方为邪恶，还怎么妥协？输的一方还怎么会接受结果？
德国媒体也报道了类似的事件，只过是发生在立场不同的母子之间。儿子宁愿交房租住到学校里也不和母亲同住：“如果继续住下去我们两个都会疯掉，我们实在争吵太频繁了，都快把亲情给磨没了”。朋友同事同学反目、邻居不相往来、家庭分裂，由此可见今天西方民主政治对家庭、对社会的撕裂和破坏。
上述事实说明，选举民主要想成功，是有很多条件的。第一首要的是有集体共识。这个共识一般是建立在经济基础或者民族之上的。正因为美国南北方没有共同利益而且尖锐对立，民主选举就成为矛盾爆发的催化剂而不是解药。
现在美国，各方的利益分歧日益尖锐，相应的，价值观对立也日益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将无法再扮演化解问题的角色。特朗普一再说他如果败选就离开美国，这不仅仅是打同情牌拉票，也是今日美国不包容、不宽容的写照。从本质上讲，自己人才会宽容和包容，现在竞选双方还把对方视为自己人吗？
应该说不是民主建立共识，而是有了共识才能建设民主。
第二，还需要许多制度建设和文化的条件，民主制度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
现在全球已经担忧美国是否能够做到权力和平交接，表面上看是特朗普这个人的原因，但根本上则是制度的基础已经改变了，没有共识，何来妥协？哪怕这一次最终实现了和平交接，只要问题不解决，未来矛盾的爆发是必然的。就如同在林肯之前，南北没有发生战争，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
第四，主张西方民主制度的学者往往都声称，西方的民主可以解决民族问题。但事实却是美国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黑人遭遇的歧视和迫害能够迅速广为人知，警方也无法再编造谣言或者理由。今年弗洛伊德被跪压八分钟遇害，引爆了全美国的抗议浪潮，期间暴力事件频发。
持续不断的美国黑人抗议，图片来源：新华网
不仅美国，法国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也是到了空前的程度。一位历史老师因为展示默罕默德的漫画而被一位祖籍车臣、但在法国接受教育、平时没有案底也没有激进化的十八岁穆斯林砍头杀害。二十一世纪不过才二十年，巴黎骚乱、伦敦骚乱、挪威骚乱，巴黎恐袭、伦敦恐袭、比利时恐袭、马德里恐袭，一波接一波。
西方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无法化解种族冲突，原因很多，比如种族歧视和不平等。新冠疫情下，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2020年拉美裔美国人的死亡率上升53.6%，黑人上升34.6%，白人上升11.9%。但一个原因是政治人物刻意利用这种情绪，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特朗普拒绝谴责极右，拜登则亲自会见受害人家属出席葬礼。法国政府对遇害老师高调处理，既有给国民一个交待，也有和第一大政党极右抢夺话语权以及转移国内疫情和经济困境的目的。
客观来说，种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难题。因为这并非理性所能解决的，它和认同、感情有关。奥地利一个极右小党的副主席积极反犹，后来竟然得知自己是犹太人！于是他退出了这个政党，并成立一个新政党，追求族群平等。所有这一切，就只是因为身份变了而已。
所以欧美这种高调和政治利用的方式处理种族问题，无异于提油灭火。
种族议题之敏感，还可从以下例子窥得一斑。法国历史老师遇害之后，按说华人华侨是第三方，相对中立，本应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结果我所在的一个均有留学背景或者学者背景的微信群，竟然有多人因观点不同而一怒退群。还有一位华人不赞成我的观点，竟给我如下留言：“你简直就是一个潜在的伊斯兰极端人物啊！”、“你真是不仅卑鄙，而且是邪恶势力的支持者”、“你真是个无耻的小人，在这种不仅关乎宗教与言论自由的问题上，而且是正义与邪恶的人类基本问题上，你表现出来的态度，真实得反应出你的可耻小人的丑恶嘴脸”。
一个第三方尚且如激烈，可想当事的双方。
对当下美国现实的梳理，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所谓的民主，不但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还无法阻止最坏的结果；既不能有高效和高质量的国家治理，也不能制衡政治人物的滥用权力；既不能促成社会的共识和和解，反而激化矛盾和冲突；即不能推动各民族的平等发展，也不能化解种族对立。正如英国媒体BBC所总结的：陷入合法性危机的似乎不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面对这场选举，西方不切实际地幻想只要特朗普败选，这场合法性危机就能结束，还可以借此展示纠错能力。但是这个制度既然能选出一个特朗普，就能选出第二个。更何况，不管谁胜选，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美国选出黑人总统，种族问题化解了吗？美国政治的极端化和对立难道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吗？美国疫情极其严重，欧洲的英法德意西比等不也同样如此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乃至全球对美国大选如此担忧纯粹多此一举。公正地讲，美国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特朗普，他也是美国问题的一部分，他的出现只不过令美国的问题更加突出罢了，因此，美国的问题，真的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错。
最后要说的是，特朗普这样修养欠妥的政治人物并非美国首个。1800年美国总统竞选，挑战者杰斐逊诽谤约翰·亚当斯总统，说他是个“令人作呕的书呆子，可憎的伪君子，暗地里有着阴阳人的性格，既没有男人的力量和坚强，也没有女人的温和与敏感”；作为对他的回击，亚当斯总统的支持者则称杰斐逊是一个“卑鄙、未开化的家伙，是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母亲的儿子，是来自弗吉尼亚的黑白混血的父亲的种。”
西谚云：文化是制度之母。有什么文化就有什么制度。这也是理解今天美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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