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木：申请美国大学，最早遭歧视的不是亚裔而是…犹太裔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修木】
生活在当今世界，许多十八岁的少年都要经过申请大学的成年礼。
在中国是准备高考，由分数决定能进什么学校、专业。在美国过程要复杂不少，不但要交考试成绩、平时成绩，还要提供简历、自传、推荐信；录取的标准也甚为复杂，分数只是一个指标，还要综合考虑课外活动、领袖素质、体育奖项、艺术才华，校友子弟还可以得到特别照顾。
若撇开教育公平不谈，高考在中国受过不少批评。因为科举的传统，我们注重考试，崇拜分数，造成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相形之下，美国招生制度对学生能力的考察更为多元，不会死抠分数，有利于全面发展。
如此对比却遗漏重要的一点，美国的招生制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有一段历史演变。而且美国的私立名校，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曾在其中扮演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
西方没有学而优则仕
西方的大学始于中世纪的欧洲，以培养教士为最初目的。封建制度之下，穿盔甲的王公贵族垄断政治权力，讲究血统家谱，没有任人唯贤一说，更没有科举传统。中世纪西方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教会培养教士。城堡之中有些帮着记录文书打理庄园的人，通常也由教士兼任，算作文官。要到接近现代，国家制度慢慢成型，才开始需要专业的文官，连武官都得有点学识。贵族子弟这才有必要进学校沾些文化气息，大学成为他们的镀金之处。
美国不同于欧洲，没有王公贵族，社会地位高低由钱财决定。但是美国大学也经历过类似的演变，大致以十九世纪中期的南北内战为分界线。战前大学还是以培养教士为主，战后工业化脚步加快，产生一批百万富翁，大学也开始承当起给富家子弟镀金的任务。
开创生意的富翁们本身多半没受过什么教育：比如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十六岁就离开学校，在一家谷物公司当会计；钢铁大王卡内基年少时随家人移民美国，没上过几天学；银行家摩根倒是出身富裕，却也没正经读过书，只是应老爸的要求，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过一段德文，前后也就只有半年时间。但是他们的儿孙在1900年前后长大成人之时，却基本上都被送去哈佛、耶鲁等传统名校浸泡几年[1]。
1895年的哈佛校园
这些位于美国东北地区，纽约、波士顿周边的名校，原本是教会兴办，仰仗教会的资助，到此时主要财政收入变成学生的学费与富翁、校友的捐赠，校园也渐渐变成富家子弟投入社会之前，多享受几年无忧无虑少年生活的乐园。
他们高中上的就是私立寄宿学校，单单学费就多于普通人的年收入。付得起学费的孩子才上得起私立大学，高中毕业后不论成绩好坏基本都可以进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连被高中开除出校的学生都进得去。[2]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申请读大学的人更多一些，私立大学才设下难度不大的入学考试，第一次不合格可以考第二、第三次。考过了就可以录取，实在考不过也还有通融余地，先收入预科班补几门课，而后才转为正式的大学生。[3]
在没有学而优则仕传统的西方，读书不是飞黄腾达的途径。美国的富家子弟有财富可以继承，毕业之后根本不用找工作，来学校也不是为着学本事。商场上讲究人际关系，正好富家子弟都聚在名校之中，青春年少时期就建立同窗情感。
校园里的活动以娱乐为主，大家特别热心体育竞赛，而不是枯燥的功课。大学口头上讲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顺序却是体德智：同学们最看重体育，校长老师还是会教诲品德的重要，学习只是没人惦记的老三。只要有个“绅士的及格”，学生已经满足，家长并不在意，教授们看着摇头也没什么办法。[4]
开心的学生社团
进入哈佛这样的学校，新生首先要争取加入各种体育团队，以美式橄榄球队最为热门。体育场的重要性在于学生既锻炼体魄又培养竞争精神，有益于将来应付生意场上的竞争。体育不出众的孩子，可以给学生刊物写文章、当编辑，算是另一个展现才能的场所。与这些课外活动相辅相成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学生社团，结交朋友组织活动。你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才能进入这些社团，确立你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
低年级的社团多半是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在许多大学设有分部，通常以希腊字母命名。最出名的是Delta Kappa Epsilon（ΔΚΕ），又称为DKE，好几位美国前总统读大学期间都曾是会员。社团以“绅士，学者，开心伙伴”为座右铭，但是更为人所知的是它的入会仪式，时不时闹上媒体，比如说在新会员的后背上用烟头烙一个Δ，或是在仪式上要求新会员骑上母羊做下流事，甚至有玩过头闹出人命的报道。[5]
大学生活的高潮在毕业的前一年，每所名校都有几个毕业班俱乐部，名望有高有低，大家都希望进入最酷的那一个。在哈佛名望最高者是幼豕俱乐部（Porcellian Club，或被音译成“坡斯廉俱乐部”），在耶鲁则是骷髅会。入会不靠申请，而是现有成员根据你在课外活动中的表现，觉得你有人缘有能力，对你发出邀请。获得这样一份邀请才是大学期间最高的荣誉。
最难进的幼豕
幼豕据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生社团，创建于1791年，来历有些搞笑。
当年有一位哈佛学生藏一头小猪在宿舍里，晚自习的时候揪一下那对猪耳朵，闹出几声哼哼，逗得整个宿舍乐呵呵。老师过来查看的时候，小猪却已经被藏了起来。闹过几次之后，校方准备对宿舍进行大搜查，几位闹事者这才在校外找个地方将小猪宰了烤肉，饱吃一顿觉得很是过瘾，比学校食堂的伙食味道好多了。几个人从此结成一伙，定期烤猪打牙祭。[6]他们读过一些经典，从拉丁单词porcus（小猪）延伸出来Porcellian作为社团名称（在此译作幼豕），而不用一般英文中难听的猪（pig）或小猪(piglet)。
幼豕俱乐部的内部，摄于1909年（图/波士顿环球报）
十八世纪末的美国是农耕社会，大学生还能自己杀猪烤肉。到十九世纪末，幼豕的成员多半是百万富翁子弟，毕业后怀念读书期间在俱乐部中的欢快时光，有时还想着再回来聚一聚。他们慷慨捐赠，专门请人为幼豕买地建楼，不准外人进入，搞得很神秘，吃烤肉也不再需要自己动手，有仆人侍候。聚餐时最常见的活动是喝酒[7]，每年专门设置一天当作“书日”，跟读书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从早喝到晚，饭桌上喝，饭后还要每小时一杯，到晚上活动结束时还站着的就算是大牛。
俱乐部靠会费维持，一般人家的子弟根本付不起，进幼豕者首先家里肯定得有钱。每年新招的会员不到十名[8]，受邀者都在课外活动中表现杰出，受人尊敬，将来肯定前途无量，有一份特别的酷感，简直就是世界上最顶尖最难进的组织，连当上总统的小罗斯福、肯尼迪，读哈佛期间都没能得到邀请。到后来，俱乐部的名声越传越神奇，号称你要是大学期间进得了幼豕，毕业之后到三十岁还没当上百万富翁，幼豕发给你一百万[9]。
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
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哈佛校园里却出现一批犹太学生，冲击了富家子弟玩耍的氛围。美国社会以种族论高低，主要受歧视者是来自亚非拉的有色人种。在二战之前，连来自欧洲的白人也有高低之分，高高在上的是北欧新教徒，看不起天主教徒（多半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波兰等等），垫底的则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
十九世纪工业化的美国需要大量劳力，许多移民涌往新大陆。欧洲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在俄罗斯与波兰。东欧的工业化比西欧要慢几拍，属于贫穷落后地区，政治与经济动荡不已。犹太人遭受各种歧视，时常成为宣泄社会压力的出气口，不少人因此加入移民的行列。在欧洲他们不准拥有土地，多半是小商小贩手艺人，来到美国也很少去内陆当农民，基本留在东边的大城市，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等等，去中西部的也是挤往芝加哥。[10]
那时候缝纫机已经发明，但是还没有流水线式的制衣厂，成衣制作由手工衣店承包，雇佣许多犹太新移民。纽约的制衣业规模最大，收留的犹太人也最多。曼哈顿下东区的贫民窟是典型的新移民居住区，拥挤杂乱肮脏贫穷，条件十分恶劣。要到二战之后生活才好起来，犹太家庭搬往市郊，留下的区域渐渐迁入不少华人，成为现在的唐人街。
摄于1898年的纽约曼哈顿下东区的犹太贫民窟（图/维基百科）
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美国犹太人总数已经达到350万，纽约就有150万[11]，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其中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是也有少部分当上店老板。那时的一般家庭之中，步入少年的孩子要帮着养家糊口，上大学依然是奢侈。
西方文化对读书没有特别的尊重或追求，但是犹太人却比较特别，不能进教会任神职，不能拥有土地，不能当军官或官员。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学校倒是渐渐对他们开放，先富起来的犹太人特别喜欢将孩子往学校里送，指望孩子当上职业人士，比如说律师、医生、记者等等，总比风吹雨打之下，在经济起落中颠簸的商贩好出许多，社会地位也高出不少。
身上还穿着旧衣服的犹太移民子弟，出现在高中已经产生不小的冲击。后来有人回忆那时在波士顿拉丁中学[12]，当地最好的公立高中，原本新教欧裔学生读得优优哉哉，突然之间要面对很不一样的犹太同学。
他们放学之后，晚上竟然还肯花上四个小时读书，每天早上交出的功课写得工工整整。课堂上背书，你出点小差错老师都没注意，他们在下边齐刷刷举起二十多支手臂要指正你的错误。原本同学们一致对付老师，犹太学生却是老师的跟屁虫。到期末，各门功课的奖项全被犹太学生夺去，本是可有可无的学习，竟然被他们当作竞赛，成绩排名下来新教欧裔学生全数垫底。两类学生相互之间，不免充满强烈的敌对情绪。
犹太学生让哈佛好紧张
对高校的冲击，先出现在犹太人口最多的纽约市。首当其冲的是城市学院，属于不用学费的公立高校，到1910年代犹太学生的比例竟然上升到80%。
接下来是不远处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战过后犹太新生占到40%，到1921年紧急刹车限制，才降到20%左右。哥大是常春藤名校，生源原本是纽约周边的富家子弟。眼见犹太学生数目增加，他们不愿与穷孩子竞争学业，转而跑去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即使后来犹太新生比例减半，富家子弟却是一去不回。在他们眼里，“哥大已经被犹太人给毁了”[13]。
再接下来受冲击的是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都以保守著称，学生每周还必须上教堂，不管信不信耶稣[14]。哈佛却自由许多，不用上教堂也不用背经典。鉴于当时美国高中教育正在扩张，哈佛觉得完全以富贵子弟为生源并不妥当，应该多招公立高中的毕业生，甚至为家境清苦的学生提供一定的助学金[15]。犹太学生因此得以从公立高中迈入哈佛的校门，到1920年比例已经达到新生的20%。但是私立名校的经费靠富家掏出的学费与捐助，学校的声誉与影响力都有赖于他们的青睐。有哥大的麻烦在先，哈佛很是担心。
现在的美国大学基本都是自由派的大本营，对种族歧视特别敏感。但是在二战之前，种族优越很流行，在哈佛等名校之中也相当普遍。
当时的校长罗威尔出身名门，参加过限制移民联盟，主张保持美国白人的种族同一性。其实，面临犹太学生比例增加问题的大学有好几所，基本上都是私下处理。公开声明要限制的，只有罗威尔主持下的哈佛。他还写信向媒体解释，哈佛没有反犹倾向，但是社会上的确有一股反犹潮流，犹太学生比例过高会形成推动作用，因此限制犹太学生的数目会给反犹降温，其实是保护犹太人[16]。
挑犹太学生的毛病
哈佛为此专门设立委员会，对学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7]，犹太学生成绩优秀的比例为28%，高于其他学生的15%，学业上挑不出毛病。但是参与课外活动的犹太学生只有25%，明显低于其他学生的48%。参与学生社团方面问题更大，犹太学生只有3.6%，远低于其他学生的58.6%。更有甚者，1912～1918六年间的毕业生中，犹太学生竟然没有一位入选毕业班俱乐部！
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哈佛的学生有明显的贫富分隔[18]。私校来的富家子弟住校外私人套间，在会所吃饭，有专人伺候。公校来的清贫子弟住学生宿舍，有的甚至都没有中央暖气或自来水。犹太学生基本挤在宿舍之中，住的那几层楼人称“小耶路撒冷”[19]。他们的家境最多只是小康，还要受一层歧视，不大可能在课外或是社团活动中崭露头角，想进幼豕连门都摸不着，只能在学习上多下功夫。
罗威尔因此认定犹太学生不适合哈佛教育的博雅氛围。可是委员会由教授组成，不赞同实施犹太配额。哈佛对外号称体现人人平等的美国传统，以课外活动不积极来限制特定族群难以服众，舆论的争议也很大。哈佛校长高估了自己的道德权威，摔了个大跟斗[20]。限制措施无法到位，犹太学生比例又进一步上升，1925年达到新生的27.6%，问题越来越严重[21]。
情急之下，罗威尔玩起行政手段。委员会的报告之中提到申请人数增加，入学标准应该收紧，却没有规定具体怎么做。其后委员会解散，教授们各忙各的去了。成立招生办，挑选负责人，招生标准的具体拟定与执行，完全由校长手下的行政人员来拿捏。罗威尔学乖了，不声不响使出新规则，到1926年就把犹太新生的比例降到15%[22]。
哈佛校长罗威尔（在任期1909-1933年）（图/Digital Commonwealth）
美国高校招生办法的产生
具体说来，首先要降低学习成绩的重要性。成绩定高了富家孩子进不来，犹太学生却有优势，因此要强调课外活动、领袖素质、推荐信、校友子弟等因素。以当时的生活水准，小康人家送孩子读书已是不易，哪里顾得上课外活动。领袖素质的评价主观，富家孩子表现的积极主动，放在穷家孩子身上很可能就是惹人白眼的不懂规矩。让高中校长老师写推荐信，为的是了解学生的背景，筛出犹太人。至于说对校友子弟的照顾更是赤裸裸的裙带，照顾已经享受过哈佛教育的富贵家族。
这些措施并不是哈佛的独创，其它名校不声不响之中也有类似的做法，为着同样的目的。只有罗威尔犯倔，硬要公开讨论种族配额，留下一个污点。现在讲起对犹太学生的歧视，人们总会提到哈佛的当年，面子上很难看。相应的招生办法却慢慢成为样板，毕竟哈佛耶鲁是美国高校的领头羊，后来连公立大学都有样学样，尽管大的州立大学每年招生数目可以上万，根本就看不过来那么多自传、推荐信。
哈佛看重的“领袖素质”
到如今，哈佛仍然有不少学生社团，内中以富家子弟与校队队员为主，最常见的活动还是喝酒派对。与以前不同的是，哈佛现在也有女生，邀她们来玩是多多益善不受限制，派对的男女比例通常在1:3。有那么多女孩子陪着喝酒，俱乐部仍然是不少男生向往的组织[23]。
二战后种族主义为人所不齿，犹太人终于成为白人的一部分，在大学取录上不再被打入另册算配额，但是高校招生时仍然考虑种族。
对非裔学生有照顾，美国无法从制度上解决非裔受歧视的现实，大学招生照顾一下算是安慰奖，为种族平等做一分贡献。
对亚裔学生有限制，他们注重学业,成绩太好，会占去太多学额。哈佛这样的名校通常将亚裔新生限制在20%上下。但是公开来说，哈佛当然不能承认将亚裔当作另类。它只是号称有一套多元的计算公式，具体算法很复杂，多方面综合衡量学生素质。
前两年被告上法庭时，哈佛的律师号称学校所用的公式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不该在法庭上公布[24]。在法官的命令下，哈佛最后还是得在庭上展现其独特算法，将领袖素质、性格、成绩、推荐折成分数，显示亚裔学生虽然成绩好，但是性格上普遍存在缺陷，以至压低录取机会。联邦法官在2019年判定，这就不算种族歧视了[25]。
问题是,一个以主观因素设计的公式算出明显的种族差异，本身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之嫌。相关案件还在上诉，前景却并不乐观，毕竟犹太人是白人内部用放大镜照出来的精细划分，而亚裔的的确确是有色人种，很难不被美国主流白人当作另类。
民众抗议哈佛对亚裔的歧视（图/纽约时报）
真正受到照顾的还是白人富贵阶层。课外活动其实很花钱，不论是水上、冰上、马背上的运动，还是舞台上的吹拉弹唱，都需要不少投入。推荐信也就是那些内容，但是有门道者可以找到州长议员甚至总统，签名放在那里才叫醒目。家长如果是政商名流，那是学校巴结学生，达官贵人的孩子给学校带来声誉，富翁一捐就是一栋楼。做这种事情的道理学校说得振振有词，收一位学生可以拿到一大笔捐款花在学校建设上，对所有学生都有很大益处。当然能这么做的关键还是在录取方法上考核多元，有许多游刃的空间，既可以对外宣称人人机会平等，又可以在内照顾权贵子弟。
哈佛长于举办各类“领导”、“领导力”训练，现在在网上都开出课程，传授当领导的原理，学过之后还发专门的证书。（资料图）
况且，哈佛从来就没有把培养学术人才当作学校的目的。这些传统名校，讲的都是培养未来的领袖人物，政界、商界、华尔街、律师行的首领。在有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人们总把成绩好与有出息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却没这种想法，就以总统来说吧，出身富裕家庭的人比重可观：小罗斯福、肯尼迪毕业于哈佛，可他俩的高中、大学成绩都很一般；小布什毕业于耶鲁，是个醉酒的浪荡公子；特朗普毕业于属于常春藤的宾大，竞选时专门给母校发律师信，不准向媒体泄露他的成绩单。因此美国名校招生时得衡量学生的前景，重点从来就不在成绩，而在领袖素质，也就是毕业后升官发财的潜力。
纵观天下，中国的科举考试在古代的确是特别，但是大学以成绩作为录取标准在现代却是普遍现象。英国有高级程度会考，德国高中生也要参加统一的毕业考试，两国大学录取均以这些成绩为准。加拿大的大学基本参照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习成绩。以培养众多大学者闻名世界的巴黎高师用严格的考试来选拔尖子，日本名望最高的学府东京大学也是一样。
在大学招生方法上美国才是奇葩，成绩为次要因素，跑跑跳跳，课外活动，甚至校友裙带反倒是主要因素。都到了二十一世纪，哈佛竟然还能展现公式，算得出特定肤色的族群存在特别的性格缺陷，那才叫天下一绝。
参考资料：
[1]R. L. Geiger,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65-369
[2]W. Isaacson, E.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Chap. 1
[3]J. Karabel,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p.22
[4]Karabel, pp.19-21
[5]L. Skene, DKE fraternity’s history includes burning pledges with brand, ‘suspicious activity’ with goats. The Advocate, Feb.16, 2019. https://www.theadvocate.com/baton_rouge/news/article_f59f5326-3148-11e9-87e2-ffb7190fd7f1.html
[6]The Porcellian Club The Harvard Crimson, Feb. 23, 1887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1887/2/23/the-porcellian-club-this-society-was/
[7]Stephen Birmingham, The Late John Marquand: A Biography (New York: Open Road, 1972) Chap. 4.
[8]Karabel, p.17
[9]P. Sopher, Still White, Still Male: The Anachronism of Harvard’s Final Clubs. The Atlantic, Aug. 7,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4/08/are-harvards-final-clubs-on-the-wrong-side-of-history/375699/
[10]H.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5) Section: A reality of American acceptance
[11]Sachar, section: The Struggle for a labor foothold
[12]Russell, F., The Coming of the Jews. The Antioch Review 1955, 15 (1), 19-38.
[13]Karabel, p.86
[14]Siobhan Garrigan, Todd E. Johnson, Common Worship in Theological Education (Eugene, Ore.: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p.6
[15]Karabel, pp.44-45
[16]S. Steinberg, How Jewish Quotas Began. Commentary Magazine 1971, 52 (9), 67.
[17]Karabel, pp.96-98
[18]Karabel, p.14
[19]Karabel, p.51
[20]Karabel, pp.100-101
[21]Karabel, p.105
[22]Karabel, p.109
[23]P. Sopher, Still White, Still Male: The Anachronism of Harvard’s Final Clubs. The Atlantic, Aug. 7,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4/08/are-harvards-final-clubs-on-the-wrong-side-of-history/375699/
[24]A. Hartocollis, Harvard’s Admissions Process, Once Secret, Is Unveiled in Affirmative Action Trial.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9,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19/us/harvard-admissions-affirmative-action.html
[25]E. Gerstmann, Why The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Lost Their Case Against Harvard (But Should Have Won). Forbes, Oct. 1,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evangerstmann/2019/10/01/why-the-asian-american-students-lost-their-case-against-harvard-but-should-have-won/#49225e2b63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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