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法国“恐袭”和言论自由有关吗？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正在法国第二波新冠疫情失控，单日新增一举突破三万例，在全欧洲“夺冠”之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就在电视上郑重声明没有失控），一起“恐怖袭击”震动了法国。之所以震动，一是受害者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二是手段过于惊骇：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直接砍头。
案发现场，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其实早在9月25日，巴黎街头就已经发生类似事件了：讽刺刊物《查理周刊》原办公楼外，法国电视二台下属的新闻制作机构“前线”的两名雇员遭砍伤。随后内政部长达曼宁称袭击是“极端伊斯兰恐怖行为”，但之所以没有这次轰动，主要是两人都只受了轻伤。
嫌疑人采用如此手段当然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以把复仇或者恐吓的效果最大化。说起来，双方并不是有什么个人过节，深仇大恨，而是完全在“公”的层面上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位历史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针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漫画。伊斯兰是严禁圣像展示的。这种行为当然会被穆斯林认为是冒犯和亵渎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而法国主流社会包括这位历史老师则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堪称代表：“今天，我们的一位同胞因向学生讲述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被杀害。”“当恐怖分子袭击一个教师，他想要打倒的是共和国”。马克龙随后宣布将为他举行国葬！
把一起事件政治化、道德化并非法国一国，整个西方概莫如此。在我看来，这起事件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关系。假如同一位老师，在教室里展示的不是穆罕默德的漫画，而是反犹或者否定纳粹集中营的内容，不但不会有人以言论自由为他辩护，他还会丢掉工作，被起诉，然后判刑入狱。
就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三周左右，一位学者Herve Ryssen就应发表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人的观点而被判刑入狱（司法部门没有具体透漏他到底说了什么，但指责以色列侵略巴基斯坦和叙利亚领土，批评以色列非法建立定居点应该是正义的吧。但美国就以这样的理由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说起来，在任何国家，一个人如果发表和本国主流价值观不符的观点，都会是这样的下场。但非常蹊跷的是，这位学者被判刑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以致于几乎无人知道！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掩盖一件事，只要不炒就可以了。在不起眼的地方报一下，追究起来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并没有封锁消息。
法国社会之所以如此低调处理，原因也很简单。
一是不管法国有多少理由，但无法否认因言获罪的本质。Herve Ryssen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实践他的观点。
二是法国号称人权大国，甚至喜欢充当人权教师爷，发生这样的事，不仅是不光彩的事，也会伤到软实力。
三是不希望成为它国攻击的把柄。比如法国经常批评的国家就有可能反击它是双重标准。
还有美国这样的人权教师爷，也会说三道四。比如有一位法国历史学者通过研究而质疑二战纳粹的集中营，就被判刑。当时美国就批评说评判对错是历史专家们的事，不是政府的责任。
不同的处理结果可以说明一个现象：在法国有的群体根本不需要诉诸暴力就能达到目的。但穆斯林要想通过法律程序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则一定会遇到言论自由的理由而败诉。2015年针对《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前，法国温和派穆斯林团体也曾希望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最后失败。结果就是极端恐怖主义登台。这一次悲剧发生前，也有一个女生的家长去学校面见校长，要求撤销被害老师的教职。
法国的这种言论自由，早在《查理周刊》悲剧事件发生时我就鲜明地表示不赞同，并在文章里直率地表示，幸好中国没有这样的新闻自由。没想到的是，我这一篇发在国内的文章，第二天就被法国主流媒体引用。显然，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他们不敢说，就只好借我的话浇他们的块垒。
以我在法国生活二十年的观察，这起悲剧至少有五点非常重要。
一是表现了法国的双重标准。不仅仅是对言论自由的双重标准，也是对不同族群、不同文明的双重标准。不同的文明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特别是要包容不同之处。不能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对方。比如不能因为法国人都吃牛肉，就要求印度人也必须吃。
放到这起事件，不能因为基督教可以展示耶稣的像，就可以破坏伊斯兰教传统的画像禁令。更何况，直到12、13世纪，天主教才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画像。自己有过这个过程，怎么就不能理解别人呢？
就是法国自己认为的事件核心“言论自由”，不同的国家标准也有差异。在美国，企业的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不能限制。但在法国则是严禁。欧洲经常刊登冒犯伊斯兰教的漫画，但美国和澳大利亚就禁止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画。
二是这种不对等显示了法国严重而尖锐的族群问题。法国既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也有着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社会。犹大人在法国地位崇高，与主流价值观也基本一致，在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界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前总统萨科奇就有犹太人血统。第五共和最年轻的总理、现在仍然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的法比尤斯就是犹太人。其他教育界、媒体界甚至哲学界都有相当多的代表人物。
但穆斯林群体的经济状况普遍明显差于法国社会平均水平，它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也无法同化（他们高举信仰自由的大旗，法国也无可奈何）。杀害历史老师的嫌犯是在法国成长起来的，只有2岁时回到过车臣一次。可见法国的教育根本没有作用。
更令法国社会心惊的是，由于穆斯林群体出生率高，一代代几乎是指数级增长。在可预测的未来，法国的种族结构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在这种担忧之下，法国某些精英就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把矛头对准了这个群体。因此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一次，中学历史老师的遭遇就是这种难以化解的矛盾的体现。
相应的，这也是为什么极右能够成为法国第一大政党，如果不是选举办法的限制——假如采用台湾地区这种一轮决胜负的选举方式，极右早就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执政了。这次悲剧发生后，极右翼领袖玛丽-勒庞立即高调表示：“伊斯兰在向我们宣战！一名老师在课堂上展示默罕默德漫画就被斩首，我们还是在法国吗？难道要承受这种野蛮行径吗？我们应该用武力把他驱逐出境。”这对于处于愤怒和恐惧之中的法国人来讲该会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
第三，则是价值观与现实脱离甚至对立的危机。西方自冷战后，政治正确日益盛行。客观而言，政治正确有其进步意义和合理性。也有助于捍卫西方价值观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如果把它极端化，不顾现实，就走到真理的反面了。
这一次历史老师被害，难道就不能把它视为不同族群之间的一种冲突，在法律框架上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吗？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本就难以完全避免啊。
可政府和媒体上来就升级到言论自由和恐怖袭击的层面上了，一下就堵死了任何妥协的可能性。言论自由是神圣的，必须捍卫。恐怖主义是邪恶的，必须反对。完全忽视了事件的起因和未来的解决之道。
对于穆斯林社区，他们能接受这种定性吗？这不就是把七百多万占法国人口十分之一多的穆斯林群体推向了对立面吗？至于法国主流社会，一方面更觉得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对行凶者的群体又会怎么有好感呢？这种做法是激化了矛盾还是缓和了冲突？
从化解矛盾的角度，其实还有一种处理方式。法国既然能以低调的方式处理Herve Ryssen的因言获罪，以低调的方式处理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以低调的方式处理前卫生部长爆料今年1月就向总统和总理发出疫情警报（第二天该消息就完全从法国媒体上消失了），为什么就不能低调处理这起种族之间的冲突呢？
实际操作则完全相反，媒体连续24小时不间断热炒。按照计划，10月17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开始宵禁，两千多万人晚上九点以后不得外出。这样重大的事件，在晚上9点开始实施时，媒体也都没有任何关注，完全把焦点放到这起事件上。
当年查理周刊遇袭时，我在文章里曾发出这样的质疑：这种新闻自由在法国和在世界上是缓和还是激化了法国以及整个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减少还是增加了双方的对立与仇恨？是增强还是进一步破坏了法国的族群融合？是缩小还是扩大了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影响？是助长还是遏制了极右势力？
当时我还预测，等社会平静下来后，法国政府会想办法限制这种自由的。显然，我的预测完全错了，高估了法国的政治精英。这么多年过去了，法国没有任何反思和改变，悲剧也就自然一而再地上演。2016年我去台湾观摩选举，台湾朋友非常不解地问：为什么法国和欧洲要如此频繁地冒犯伊斯兰社会，难道还嫌它们自己的麻烦不够多吗？我则十分无语。
法国这种类似的错误还有很多。很典型的就是这次疫情。当中国出现疫情时，就上纲上线，非要拉到制度层面。对中国的成功应对办法也斥贬为专制。结果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病毒毫不客气地在欧美恣意纵横驰骋。这一方面令西方难以自圆其说，另一方面更阻止了它们有效采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有效的办法。最终导致了空前的人道灾难。
第四，法国社会丧失了反思能力。以恐怖袭击形式出现的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在法国几乎都成为常态----近年来已经造成250多人死亡。很奇怪的是，法国主流社会并不想办法从根源上避免这样的冲突发生。这一次在疫情背景下，巴黎连续发生恐怖主义色彩的袭击行动，导火索又是《查理周刊》再度刊发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
自从21世纪法国发生多起恐怖袭击悲剧之后，法国社会和穆斯林社区的矛盾和敌意达到空前的程度。从常理上讲，如何化解和降温甚至改善才是社会各界的共识。比如谨言慎行，不刺激任何一方，同时通过培训提升他们谋生的技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减少和主流社会的贫富差距。但以《查理周刊》为例，法国社会仍然是以挑衅的方式来面对。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也仍然站在价值观高地和甩出恐怖主义帽子来应对。
我真就是奇了怪了，西方对世界和自己，总是用价值观来解读，而不是从解决问题、化解问题的角度出发。
这一次疫情，欧美的表现别说比不了中国，连落后的非洲都不如。可是我看不到欧美的反思。相反倒是民主高帽乱飞，充斥对中国的否定，意图甩锅。后来法国出版了《疫情2020》，算是有了一定的反思。比如书中专章提到疫情下民主的教训。而这个教训竟然只是：“在疫情下保持民主原则的同时还要做到效率！”。甚至还认为这次应对疫情，民主讨论得还不够！
这一次西方疫情的表现，可不仅仅只是一个效率问题。如果西方面对的是未知病毒，或许还说的过去，可是在有中国争取的一个多月宝贵时间的情况下，还只是反思到效率，可实在是令人齿冷了。这个反思都远不如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比如清华某位教授就认为：西方国家这种体制本就赋权有限，进入战时状态的程序性条件苛刻，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领导及其极化党争，心有旁骛、懈怠疏忽却又自以为是，则“立宪民主”体制优势尽失，情形势必一塌糊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政治上毫无教养的市侩所领导”。
而且他还难能可贵地看到西方内在的种族主义：“实际上整个欧美此番预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为‘黄种人问题’这一隐秘内心的文明论默认。 ”
在他看来，西方这种体制本就缺乏效率、政治极端化，而且这个体制又产生了不适任的领导人，还有深入骨髓的种族偏见，被病毒打败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第五，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内政往往有国际性的外溢效应。很多次，欧美针对伊斯兰文明的做法引发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抗议。比如欧洲的漫画事件、英国作家拉什迪的作品，以及美国对穆斯林囚犯的虐待、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国民入境等。
法国处理不好自己内部的族群问题，自然也难以处理好和全球拥有几十亿人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前文说了，嫌犯祖籍车臣，车臣总统是这样回应的：“法国不要招惹穆斯林，穆斯林有自己的宗教，谁也不能剥夺他们的宗教。”
这里我倒是要质疑一下法国（以及西方）。它们时不时对中国的新疆事务指手划脚，可是为什么全球伊斯兰国家绝大多数都认可中国的做法。相反全球伊斯兰国家倒是经常愤而起来抗议西方！如果说是因为中国能够带来经济利益而影响了这些伊斯兰国家，可是西方整体的经济实力远超过中国啊，影响的能力更大啊。可为什么它们都屡屡起来抗议呢？难道西方认为冒犯先知的事情是可以用钱摆平的吗？我曾说中国没有资格批评空客不好，美国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高铁不好。那么西方有资格对中国的新疆事务指手划脚吗？
这次事件嫌疑人来自车臣，而且是以难民身份受到法国的庇护。当年俄罗斯对车臣分离主义采取军事行动，法国不但反对，还会见所谓车臣流亡政府的总理。现在法国有些政治人物对中国新疆事务指手划脚，难道就不怕类似的事件上演吗？
我可以再举两个例子：今年6月，法国东部城市第戎的车臣移民和北非移民群体之间连续多日爆发大型冲突，警方一度束手无策。7月18日，法国南特宗教历史建筑瑰宝——著名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大教堂，被一位来自非洲的难民纵火严重损毁。
这五点有一个共性，就是缺乏事实求是，以主观理论和理念代替客观事实。如此下来，法国乃至西方可有未来啊？
最后，关于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我还想再多说几句。法国第二波疫情严重爆发后，新增已经升至欧洲第一、全球第三，和国内的朋友聊起来，竟然多数都不知道。这在互联网时代，简单是不可思议的事。法国也是一个大国，这样严重的事竟然民众普遍不知道。
说来有趣，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爆发第二波时，中国则加速复苏，社会日趋正常。十一国庆节6亿多人出游真是全球独一无二。可是法国的媒体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这和中国爆发疫情时，空前规模的报道对比实在是太过悬殊。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明白我要说什么了。法国媒体知道如何讲坏他国的故事，也知道怎样不讲他国的好故事。当然它们更知道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无论好坏。而中国相当多的媒体则完全相反：既讲不好自己的故事——无论好坏，也讲不了竞争对手的坏故事，更不会用西方的话语讲好自己的故事和批评西方。比如中国迅速遏制疫情，拯救了绝大多数国人的生命和健康，这是保护人权多么伟大的成就。西方的表现则造成了大量的人权灾难----如果人的健康和生命还不属于人权的话，什么还属于人权？
看来，人权保护得好，也需要怕巷子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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