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香港“脱西入中论”或“边缘化论”，都不符合国家决策本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2020年金秋十月是深圳真正的“政策丰收月”，不仅40年特区改革成果举世公认，而且中央以“先行示范区”专门文件确定其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的新改革角色，以综合授权方式打造一个最有利于放开步子改革开放的“准直辖市”的制度地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讲话，总结了深圳改革的“十点经验”，提出了“六点期望”，更是为深圳新改革做了最为权威和具体化的战略动员。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总书记讲话，都提及了“一国两制”在深圳既往和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提及深港合作扮演的积极角色和未来探索空间。

新一轮改革，随着深圳特区40年庆典拉开帷幕。深圳与国家发展、全球化结构调整同步，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动力和光明前景。两相对照之下，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角色和地位尽管没有改变，香港国际化优势尽管仍有基础，但香港人仍感到一丝丝不安。不安的常常不是对于现状，而是对于未来，是预期的不确定性、甚至恶化。毕竟，“反修例”黑暴运动如在昨日，社会揽炒主义思潮渗透蔓延，新冠疫情防控一波三折，美国制裁影响逐步深化，而国家发展则一日千里，由此催生的多重焦虑感正逐步生成为香港人新的危机意识。

香港本是国之骄子，是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头牌”角色，而深圳不过是后来的“插班生”，昔日的小渔村，改革初期所画的小圈圈，但如今风景早已不同。香港在大湾区有“跛脚”之累，也有边缘之虞，而深圳则正向发展，对政策和人才的综合运用日益成熟，逐渐有了成为大湾区“核心”的基础和潜质。

面对深圳的战略凸显和发展势头，有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论调，比较典型的是，“香港脱西入中论”以及“香港边缘化论”。这些理解并不符合国家决策的本意，也与“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及发展逻辑存在出入。      

这些想法，有些来自日益自信的内地观察者，他们在不经意间放大了内地优势，轻视了改革进入国际化阶段深水区的知识和制度瓶颈，从而相对看低了香港的角色和作用；有些则来自部分香港本地人士的悲观悲情论调，背后有揽炒主义的影子。相比之下，特首林郑月娥的“不介意”说倒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心态。深港关系，不是“一国两制”下简单的横向对比，而是“两制”在“一国”框架下互动融合的最佳缩影及试验田。中央文件及习总书记讲话中指向的深圳综合制度性改革，尤其是对标国际化的相关制度细节，深圳对香港的学习余地仍然很大。或者说，香港在深圳新一轮改革中的主要价值已经不是经济层面，而是制度层面。这里的制度当然不是指香港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是与治理现代化及国际化有关的、偏向技术和社会管理层面的优良制度元素。  

针对所谓的“香港脱西入中论”，这里确实有必要加以回应解释，否则可能造成人们对“一国两制”的深刻误解，也会误导香港社会对内地发展及互动融合取向的错判和抵制。由深港对比轻易得出香港“脱西入中”的结论并不确切。这一说法比附的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概念，对其反向借用。香港是先行现代化社会，深圳是后发现代化城市，二者横向对比并不十分恰当。香港遭遇了某种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困境，其综合病理更接近西方。深圳依赖强有力的党政领导体制及高度灵活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和坚定的方向。深港合作因此可以优势互补，发展强大了的深圳更是香港最佳的合作伙伴。无论是习总书记讲话，还是特首林郑月娥近期接受深圳卫视采访的“不介意”之说，都体现了“一国两制”框架下深港合作进入新阶段、新常态和新机会窗口，深圳更加具有主场优势，也更加需要在高端层次学习和转化香港的既有优势，使自身更具创新能力和全球吸引力。

深港关系是“一国两制”的最佳缩影，具有辩证互补的长期优势，最终的发展方向既不是过去想当然的“大陆香港化”，也不是反向的所谓“香港大陆化”，而是香港与内地共同面对新改革任务与全球化挑战而互动融合发展，走向世界历史的“第三方”状态，也即哲学上可称为“合题”的状态。香港虽小，且和西方一样存在文化衰败和竞争趋弱的倾向，但其具备的现代性核心要素及文化价值元素，是深圳必须加以学习和内化的。而所谓中西之争，不宜简单引向意识形态之争，而是需要继续以“一国两制”的包容智慧及发展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恰当对待。香港无需自卑，其基础优势仍在，但确实需要有危机感和发展转型的正确策略，及时调整再出发，与深圳互补同行，这样才切合新时代“一国两制”的命意和追求。

至于香港的边缘化论调，也需要正确理解，否则易被香港本土派利用，助长其裹挟本地揽炒主义思潮和行动的气焰。中央对香港与深圳的战略定位是有所差异的，具体反映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其中香港角色的凸显和关键，从未改变。此次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的凸显，是大湾区内部涉及深圳部分的战略加强版，是正确评估外部挑战、深圳潜力及国家战略需求之后的理性决策，是一种战略增量思维。深圳的战略凸显，并不导致对香港的贬低。所谓贬低一说，只是香港某些人士的悲情演绎，本质上是一种揽炒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精神变种，不愿积极正面地理解中央的决策意图和平衡性。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图自香港文汇报

关于深港关系，我倒是较为推崇林郑月娥的理解方式，她认为：其一，香港一直参与深圳发展并从中获益；其二，深圳继续发展，香港仍有参与空间；其三，不介意深圳超过香港。这样的心态是较为理性和从容的。深圳崛起，既有深港互动发展的历史积累因素，也有国家战略不断赋重的推举之功，代表着中国发展模式的典范和旗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杠杆支点，这一点是香港不具备的。从长期来看，深圳作为中国最开放和最发达城市的发展水准，必然在越来越多的指标上超过香港。这也是中国与西方整体关系在21世纪的一个必然投射。

香港需要调整心态，正确认知过往优势的变迁及新发展机遇的国家依赖性，从容北上，尽早转化剩余优势，在大湾区整体发展中及时固化自身角色、地位和利益。香港人很聪明，很会创业，很会适应变革的竞争环境，只要社会观念及时调整，只要认识到全球化秩序中已有中国的明确份额和日益显著的主场角色，就能利用好已有的全球化优势来加持中国的新改革和新发展，在包括深圳在内的新一轮内外经济大循环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回到今日，在深圳“四十不惑”、继续前行之际，我们除了充分理解深圳对国家改革开放之开路先锋意义之外，还需要从深港关系深刻的互补性和长期合作需求出发，从“一国两制”继续释放制度红利出发，从战略、制度和实践操作层面认真思考和激发香港的参与意愿和能力，由深港轴心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回应国家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意图。

不过，中央信任香港，但不可能纵容和过长时间等待香港，因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一日千里，只争朝夕，所谓“苏州过后无艇搭”，深圳就是从今日香港面前快速驶过的改革巨轮。对香港而言，上船还是困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选择。中央对香港是“开门不等人”，是否能够抓住历史新机遇，最终取决于香港人的社会集体理性。香港之存在，曾经是深圳的师傅和对标灯塔。深圳之存在，今日可为香港理解国家前途和自身命运方向的指针。

深港关系，由此具有了“一国两制”内在转型发展的方向性意义，是“一国”对“两制”的包容、辩证、智慧及互动融合的宪制秩序生成性过程。明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深圳的新改革，即国家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场更具战略纵深和制度闯关意义的改革，更以国家战略和深圳实践为主场，香港则需要以其国际化优势对表参与，转化优势，作出贡献，不拖腿，不跛脚，不掉队，有其恰如其分的新作为。这也就回应了“一国两制”深刻而一贯的国家理性：国家对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权与地方对国家之持续性贡献的理性结合。这个结合点，在新时代就决定性地锚定在了大湾区、特别是深港关系上，并经由深港关系在国家战略框架内的调整和发展，促进“一国两制”的丰富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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