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李思麒、李翔：诺奖又一次提醒中国经济学家，研究要多务实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玲、李思麒、李翔】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17时正式揭晓。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授——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以奖励他们对拍卖理论做出的贡献。
诺贝尔颁奖辞中写道，“他们运用自己的见识，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设计出新拍卖形式。他们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
10月12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宣布现场电子屏幕上显示两位获奖的经济学家。（图/新华社）
今年诺奖同样注重现实实践
今年与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强调了新经济学理论——市场设计理论和应用。
因为传统经济学的“菜市场”买卖规则早已无法应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商品和服务交换，愈发复杂的交易规则、愈加难以量化的差异化商品和服务，以及愈加庞大宝贵的数据信息，使得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市场存在着失灵现象。
今年与2012年的诺奖获得者通过巧妙的机制设计，成功地使难以发生交易的市场重新组织了起来，并达到了较好的交易结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通过重新制定市场交易的制度规则，使得势力不均衡的交易双方获得相对平等的地位，在保障权益的同时促进私人信息的流通。
这种在市场层面对机制进行顶层设计、让市场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是未来经济学的重要方向。而经济学家则需要像“工程师”一样，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了解每个具体市场的复杂细节，为不同的市场制定不同的规则。
下面，我们通过介绍今年获奖的拍卖理论及其应用，来看一看作为“工程师”的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现实，并在不同市场上作出调整的。
研究拍卖具有现实意义
拍卖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债主通过拍卖交易借款人无力偿还的债务借条。而如今，拍卖已经从人们熟知的在拍卖市场人们公开竞价的传统英式拍卖，转变为广义的形式多样的拍卖：
政府项目的公开招标，例如国家新推出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通过企业竞标保证了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以及政府和民众享有福利最大化，同时把握药品市场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提高采购量提升企业福利。
企业的碳排放交易同样是通过拍卖，将有限的碳排放许可交给能创造最高利润的企业，同时为节能减排以减缓温室效应做贡献。
而在网络上，对广告、搜索引擎排位的广义二价拍卖提供了高效的资源分配，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利润，同时民众也能获得更优质的信息推送。
由于拍卖对我们现实生活影响广泛，经济学界对拍卖理论及其延伸领域——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一直非常重视。
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William Vickrey等人，以奖励其对完全私有估值拍卖理论及占优策略激励相容（dominate-strategy incentive compatible）机制设计的贡献。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Roger Myerson等人，以奖励其对机制设计理论的奠基和发展。
2012年，因在稳定配对和市场设计实践的研究贡献而获诺奖的Alvin Roth提出，经济学家应当作为“经济学工程师”，运用机制设计、激励理论的基础为社会设计出有效的市场，解决市场摩擦，提升社会总体福利。
而今年的两位诺奖得主，则是在前人的私有估值拍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估值”（common value）：当买家对商品的估值与其他买家的估值相关的情况下的最优拍卖设计，即“胜利者的诅咒现象”（Winner’s Curse），以及同时存在私有估值和公共估值的情况下的最优拍卖设计。
拍卖理论的发展
拍卖的核心是通过一定方式的机制设计，将有限的商品分配给潜在买家，影响拍卖结果的要素有：拍卖机制（一价拍卖、二价拍卖、英式拍卖、荷兰拍卖），买家对商品的估值（相同估值、不同独立估值、共同估值）以及市场上的信息（人们对其他参与者对商品估值的预期）。而评价不同的拍卖方式往往是困难的，需要定义设计者的目标函数：拍卖者是希望买家卖家总福利最高，还是自身利润最大化。
对私有估值的研究来自于Vickrey，他证明了在买家独立估值的情况下，市场上流行的不同拍卖机制——英式拍卖、荷兰拍卖、一价、二价拍卖——将带来同样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威尔逊首次提出了共同估值的市场结构：人们对商品的估值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信息，同时取决于其他买家的信息。
比如考虑油田竞标信息，每位开采商对油田产油量、开采难度都有有限的私有信息，但每个开采商的信息都会对所有人的估值带来影响。开采商在竞标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还需要考虑其余买家通过竞标或退出释放出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估值。
在该市场下，威尔逊提出了“胜利者诅咒现象”：竞标成功的人是基于自己的信息估值最高的人，但同时也说明真实估值可能低于竞标成功者所掌握的信息，导致竞标成功者反而大概率在这次交易中受损。这样的现象显示出在相应的市场下参与者进行参与竞标的意愿降低，退出概率增加，市场有效性受损。
“胜利者诅咒”：对市场预期最为乐观的买家往往有可能高估商品的共同估值，从而赢得拍卖反而预示着其大概率受损。（图片来源见水印）
而米尔格罗姆在此基础上将买家独立估值与共同估值结合，完成了更复杂的情况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不同拍卖机制的有效性。
米尔格罗姆提出，由于英式拍卖中拍卖从最低价开始上升，买家通过参与竞拍者的竞价与退出观察到不同买家的估值，这样的信息传递能增加他们参与竞标意愿，提升市场有效性；而荷兰拍卖由于从最高价开始下降，买家无法通过其余参与者的行为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最终成交价格更低。在这样的拍卖市场中，英式拍卖比荷兰拍卖有效性更高。而这个结论可以被推广为：卖家在交易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向买家提供足够多的信息，帮助买家做出正确的决策，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买家退出意愿，提升市场的有效性。
现实应用：无线电频率拍卖
在对拍卖理论做出贡献的同时，两位诺奖得主同样为现实中的市场设计出了全新的更加适配的分配机制，其中最为出名的即美国无线电频率拍卖。
20世纪初，无线电的频率分配主要通过企业游说官员进行分配，企业将巨额的成本花在游说上。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公司的增多，后来游说制度不再能完成分配，政府尝试采用摇号的方式分配频率。但因为美国各州对无线电频率的分配是独立完成的，国家公司无法在各州得到统一频率的使用权，所以跨州公司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也催生了无线电频率使用权二手交易市场。
为了解决这一无效率分配问题，同时为弥补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美国通讯局于1993年开始启用拍卖机制。
当时拍卖的难点在于，由于买家不知道自己在其他州会拿到什么样的频率，无法估计当前州的不同频率对他的价值。例如某公司将在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提供无线电服务，假设他首先参与宾夕法尼亚州无线电频率拍卖，由于他不知道他会在马萨诸塞州和加州得到哪一个无线电频率，因此他无法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有效的频率估值，从而导致他的出价竞标意愿很低，最终成交价格偏低。
而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基于实际问题，提出了“多商品多轮拍卖竞标”（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uction），将不同地区不同频段的拍卖同时进行，通过运用英式拍卖，允许多次竞标，降低了由于不确定性和“胜利者诅咒”带来的福利损失。
新的拍卖形式在1994年第一次投入使用，当时美国通讯局卖出了10个频率，获得了6.17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在之后的二十余年，这一新拍卖形式为美国政府带来了12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同时提升了无线电频率使用权在公司之间的有效分配。新的拍卖方式也被英国、加拿大、德国等众多国家所效仿，并被应用到电力系统、天然气等众多领域。
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工作起源于对基础理论拍卖以及机制设计模型的研究。他们凭借博弈论的工具构建了参与者在拥有不同私有信息情况下的策略性行为并推导出市场均衡，这样的分析在理论中是非常漂亮且具有启发性的。同时拍卖也因为这些理论的探索，在现实中具有了更广泛的应用。可以说，这些新形式的拍卖机制，为基础研究如何转变为对社会有益的产出，做出了非常完美的示范。
很遗憾的是，中国拥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制度优势和海量数据，理应有更强的设计市场的能力。然而，国内只有很少的经济学家像“工程师”一样注重将理论应用于具体市场。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市场交易之所以存在很多弊端，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什么是市场”及“什么是现代有效市场”缺乏认识，认为政府不干预市场就能自动有效，于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交易双方不信任市场，不信任交易规则，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对方，这既可能是规则的问题，也可能是参与者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商品与服务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问题。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些领域，通过市场设计手段提升市场效率。
（本文作者李玲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思麒、李翔为同研究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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