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出而不战”——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未实现的设想
【文/牛军】
70年前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即在国境之外与超级强国美国展开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
近十几年来，随着各国历史档案被不断解密或被发掘出来，以及各种论著对这场战争持续深入和详细的描述，一幅远比过去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的历史画面被逐步呈现出来。从战略决策的视角透视这幅新建构的历史画面，可以基本确定抗美援朝战争包括了五个关键的决策，它们按时间顺序分别是：“预防”“出兵”“打过三八线”“决定谈判”和“结束战争”。
本文的目的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论证中国决策者们在“出兵”决策阶段（1950年10月1日—19日），曾经确定了很接近于“出而不战”的军事方案。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需要回答是否存在过这个军事方案、它是如何被逐步定义出来的，以及它所包含的极有价值的战略含义，等等。回答这类问题将有助于理解当年的中国决策者们的战略判断、战略决策的动机和基本经验。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专门做文献回顾，本文观点的针对性将在论述过程中呈现。
一、“出而不战”的由来及含义
将“出而不战”指代一种军事方案，并非本文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军事规划的概括，它是在中国出兵决策过程中由曾经被预定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官的林彪提出的一个建议。
根据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及总参作战室主任雷英夫回忆，1950年10月6日，军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出兵朝鲜的决定。由于一天前即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这次军委扩大会是讨论出国作战的相关问题。
雷英夫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回忆录中说，林彪在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出兵与美军作战“还是要慎重考虑，稳妥行事”；在受到周恩来的反驳后，林彪遂“提出了一个出而不战的方针，即兵可出，但不打”。在另一份回忆中，雷英夫还谈到了林彪“出而不战”建议的具体内容，即“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在10月初接到斯大林和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后开始讨论此问题的开始阶段，中国高级决策层存在诸多不同意出兵的意见。史家就此事实是有很高共识的，不过在不赞成出兵者中被绝大多数回忆和论著点出姓名的只有林彪，这也是个特点。可以确定林彪是不赞成出兵的，而且他是在“如一定要出”的前提下，提出了“出而不战”的建议。
雷英夫是6日军委扩大会议的参会者，而且此前就在总参作战室深度参与了对朝鲜战场形势的研究，所以他回忆的内容是有可信性的；也很难设想，他在多年后回忆此事时，能自己想出用“出而不战”这个概念来概括林彪的建议。
此外，还有两个理由有助于确定，林彪当时提出这个建议是有根据的、经过思考的，并因而是有分析价值的，而不应把它当作是无稽之谈并因此对它不重视、不分析。
首先，林彪曾是毛泽东确定的指挥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最高指挥官，这决定了他会非常关注朝鲜战场的局势和作战的相关问题，尽管他后来因生病未能履职。
例如，他曾在9月9日约见了7日奉命从朝鲜回国汇报朝鲜形势的柴成文，后者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临时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林彪这时看到了由柴成文带回的驻朝使馆关于朝鲜战局的《汇报提纲》，他提出的问题包括了“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由此可以推断，林彪至少这时已经在考虑尽可能不出兵。
其次，与上一点有关的是，最初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部队是原林彪指挥的四野主力部队，该部队指挥员邓华、解方、洪学智等都是林彪熟悉的战将。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可想而知，林彪可以通过他们更早和更具体地了解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8月31日，已经进入东北的第十三兵团参谋长解方起草了一份《关于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给林彪的报告》。十三兵团的指挥员于8月上旬到达东北，经深入研究后由解方起草报告，阐述了他们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景和中国军队参战的战略设想与困难。
这份报告肯定不会是他们进入东北后的唯一报告，在这里提出它是因为拟订者们是写给林彪的，目的是供后者“研究朝鲜作战的参考”，特别是报告的最后一自然段有一句“对全面情况（上面的和苏联方面的）不大了解”。这是给林彪写报告的原因之一，因此该报告有可能更少保留地表达了对形势和战略的见解。
该报告开宗明义地阐述：“我军入朝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并求得迅速结束战争为有利”，但这已经很难实现了。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战争已走向长期”；另一方面，美军的目的已经是攻占朝鲜全境，作战方式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在朝鲜侧后小规模登陆作战，主力由南向北推进；其二是正面牵制朝鲜人民军主力在侧后大规模登陆。如出现后一形势，朝鲜的“处境会很困难的”。
报告对战场形势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而且提出了中国参战不只是要帮助朝鲜打赢，而是要承担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主要任务，这同他们最初的设想显然是不一样的。据此，报告很明确地提出，有必要再增加两个兵团“并加强部队必需的装备”。
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军队入朝后如要达成“速决与全歼敌人的目的”，就必须有空军参战，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参战后如没有空军支持就会有两种可能：打得好“可以部分歼灭敌人”；反之，则可能“成为持久战和消耗战”。后一种情况“是很不利的，会使我们在战略上陷于被动，从而影响到军事、政治、财政各方面。这一点很值得深刻考虑”。尤其是报告突出地强调了“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配合作战”，这是实现速战速决的“关键手段”；如果没有空军参战则“以推迟出动时间为有利”。
该报告中另一个被证明是具有战略性的建议涉及“三八线”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参战时机和作战地区均以联合国军“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这不仅是因为“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有利的”，包括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都会因作战地域不同而发生变化。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基于作战的考虑，报告提出，战场越靠北对中国军队作战越有利，包括运输线变短、距离想象中的空军基地近、群众工作更容易，等等，但这同样会导致战场因靠近中朝边界从而导致中国本土的不安全。这里指出报告中这种矛盾对后来选择具体的战争目标是有潜在影响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决定中国决策者最终将战场选择在何处的重要因素。
林彪于9月6日将报告转交毛泽东，并附有他实际上表示认可的建议，他提到应解决邓华等提出的“后勤装备”问题。据此可以合理推测，林彪后来对参战的谨慎态度和战略建议等，是受到这些身处前线的卓越的军事领导人的影响。
当然，基于“孤证不立”原则，仍然需要对林彪提出“出而不战”这个判断保持谨慎，尽管它是合乎逻辑的。本文如此明确用“出而不战”作为核心概念，还是基于中国决策层在10月14日，即中国出兵决策过程的最后阶段的关键决定。
10月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周恩来和林彪当天即离京前往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讨论苏联将如何提供援助。从此开始的关于苏联援助问题的交涉持续到14日，结果是中国领导人未能完全如愿，斯大林拒绝派遣苏联空军入朝掩护中国军队作战。具体过程将在下一部分阐述。由于苏联空军不能参战，中国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出兵？以及如果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手稿
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考虑到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条件下，最终决定出兵。用当时彭德怀的话说，苏联“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
当晚10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该电报除了强调仍要出兵外，还说“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以及在两个月后苏空军参战和6个月后收到苏援火炮、坦克等装备并训练完毕后“即可以攻击美军”。
这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再次研究了作战方案，于次日凌晨3时将研究情况电告周恩来。该电报中提到“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的”。
14日，中国决策层经过反复交换意见，最终确定了志愿军入朝的军事方案，即：
“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这个决定于当晚9时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而且在10月21日，由进入朝鲜的彭德怀当面告知金日成。至此这个方案已经获得两个盟国的认可，至少到21日还没更改过。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前线（资料图）
10月14日确定的军事方案其实就是改进的和更明确完整的“出而不战”版，即屯兵于朝鲜北部，争取暂时不与美军作战。用毛泽东的话讲，至少一个时期“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
至于电报中所说的6个月以后能否获得“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这时对于中国决策者至少也是不确定的，后来则被证明是从未出现的。尤其是在苏联空军参战问题上，现在斯大林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不履行承诺，今后他就一定是可信的吗？中国领导人是有足够政治经验做出合理判断的。
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合理的推测，即使中国军队受到条件的限制只是长期守住这条防线，对于中国决策者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用10月14日电报（以下简称“10·14电”）中的话说，这个军事计划的好处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中国决策者在此首次使用了“国防线”这个概念，这表明在他们的战略思考中，国家利益不仅包含了国家安全，而且国家安全在战略排序中占有的地位也是要绝对加以维护的。
二、“出而不战”若干问题辨析
以上证明了“出而不战”设想的存在和从提出到确定的大致过程。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设想未能成为现实，其主要原因就是战局变化迅速。
中国军队大规模秘密跨过鸭绿江是在10月19日，此时联合国军在东线已经达到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在西线则比志愿军更靠近预定防御地区至少50公里。21日拂晓，彭德怀在朝鲜德川附近的大榆洞金矿见到金日成。他建议人民军要尽可能迟滞联合国军向北进军，但后者告诉他，人民军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资料图）
简言之，志愿军入朝后“不战”是不可能的了，但并不能因此不加分析地否认这个设想的合理性和在它提出时所包含的可行性。
基于以往研究成果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基本判断如果中国军队更早一些出兵抢占一条防线，从而形成足够的威慑并辅以有效的外交行动，并不排除在不发生大战的情况下，即有可能实现基本设想。毕竟，美军决定全面干涉的最初设想是基于苏联和中国都不会直接出兵参战的假定。当然，在美国决策层决定将军事干涉扩大到占领全朝鲜时，华盛顿判断，即使中国参战也很难阻止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美军需要坚决避免的是将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境内。
这里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论证“出而不战”设想的合理性的基本背景。实际上中国决策者当时就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毛泽东就说过，如志愿军如期控制预定地区，“可能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关于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发生后，中美两军2年多的军事博弈过程，已经有很多专论。尽管仍存在诸多疑问，在此暂不做专门辨析。
“出而不战”设想中包含一个鲜明的判断，即美军并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甚至没有同中国军队在朝鲜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意图。这一推断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上，中国决策者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真实判断是，美国虽然被定义为奉行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并没有、至少当时没有军事入侵中国的打算。
这已经被中国内战时期的形势证明了。中国决策者在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时就断定，美国不会大规模军事干涉，甚至给国民政府的援助都会是有限的。这个战略判断只有一次因受到斯大林的影响而动摇。
1949年5月间，解放军打过长江后，斯大林曾经打电报提醒毛泽东，要提防美军在华北沿海如青岛等地登陆，从背后攻击中共军队。中共中央曾因此明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野部队做预防性部署。斯大林的电报很快被证明是无稽之谈。5月17日，中共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时任市委外事小组组长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会谈情况。司徒雷登当面告诉黄华，驻青岛美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是保护侨民，中共军队抵达后会立即撤走。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如此，驻青岛美军于6月初自行撤离。
至于中国决策层讨论在朝鲜同美军作战的问题，是由中国是否要“援朝”引发的。诸多研究成果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中国决策者是不希望朝鲜方面主动发起战争的，其理由之一就是，这将会导致美国的军事干涉。他们曾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斯大林，中国需要一段和平时期来恢复国内经济建设。换句话说，他们很清楚，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中国很难不被卷入其中。不过中国领导人的确也向朝鲜方面表达过，基于有义务支持境外，特别是“东方的”革命运动的理念，中国会帮助朝鲜，包括出兵援助，但必须是与苏联协商之后，即必须是同盟一致的行动。
后来的发展是5月13日，斯大林与金日成在完成了发动战争的部署后，才由金日成告知毛泽东。尽管斯大林随后表示中方有否决之权，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坚决否定金日成的计划。他后来对他的同事解释说，中、苏、朝在东北亚是“三驾马车”“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这种形象的语言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决策者对同盟的理解，其中包含了后来中国决定出兵援朝的逻辑。
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中国领导人就向苏联方面表达了将出兵帮助朝鲜的决心，并开始与苏联协调政策。7月2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诉后者一旦有需要，中国可以出兵支援朝鲜，现在准备在东北集结三个军。三天后，斯大林回信表示赞扬，并承诺届时将“尽全力”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
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周恩来随后的发言说明，毛泽东的“帮”就是帮朝鲜打赢战争。他说“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他后来详细阐述了所谓“远大设想”，就是“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看来这个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肩上”。
从这时起直到10月初，中国最高决策者都是在帮助朝鲜打赢战争的目标下思考出兵问题的。例如10月2日，毛泽东在立即回复斯大林有关请中国出兵的电报中很明确地说：
“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在这两个问题中，他相信“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只要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军主力”，第二个问题虽然严重存在，但“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电报中也阐述了他设想的可能是最坏的局面，包括如果中国不参战，“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以及即使中国参战，中美“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
毛泽东因此而提出了中国军队入朝后先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应该说毛泽东决心参战的目的是明确的，尽管选择的作战计划在客观上预留了回旋空间。
这时决定中国决策者的设想能否落实的关键因素，就是能否如愿获得苏联援助。
10月11日，周恩来和林彪在黑海会见了斯大林，后者在会谈中首先强调了中国出兵的重要性；其次表示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方对武器装备的要求，但不会立即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因为苏联空军需要时间作准备；最后是如果中国不出兵，就应考虑接受金日成政府到东北流亡。当天，周恩来与斯大林联名电告毛泽东会谈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13日会议结束当晚，毛泽东曾电告周恩来，政治局会议还是决定立即出兵，不过同时需要敦促斯大林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承诺：第一，苏联的武器装备“只能用租借办法”；第二，苏联空军如能于两至两个半月内参战，中国则可“忍受一些损失”；第三，苏联出动空军为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青岛等城市提供空中保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必须表达坚定不移的参战决心，但也要说明目前对苏联援助范围还没有把握。当晚，毛泽东会见罗申，向他强调了苏联空军参战“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10月14日，周恩来转交给斯大林一封信，通报北京的决定，并提出八点具体的需要苏联提供的援助事项，特别是要求苏联空军赴朝作战和保护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当天，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应向斯大林确认，苏联空军能否在两个月内到朝鲜作战和用租借方式提供军事援助。周恩来当晚复电说，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转告他，苏联空军可立即到中国境内驻防，但两个月以后也无法到朝鲜作战。
至此，中国从斯大林那里陆续得到的承诺包括：第一，一旦美军攻击中国本土，苏联将根据条约参战，这基本解除了对同美国发生全面战争的担忧；第二，苏联用租借的方式提供所需全部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从而极大缓解了中国的财政困难；第三，为中国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塞提供空中保护。但斯大林最终没有兑现派空军进入朝鲜掩护中国军队作战的承诺，而这是导致中国决策层随后限制和收缩战争目标的关键原因。
斯大林（资料图）
此前，斯大林在10月1日和5日的两次来电中都曾表达了对中国出兵的目的的看法。他在1日的电报中提出，希望中国派出“哪怕五六个师也好”，掩护朝鲜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他在5日的电报中则表示，中国出兵“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他还说“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中国出兵将迫使美国在朝鲜“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
斯大林显然不是要求中国帮助朝鲜完成统一，这很可能也是他认为可以不按中方要求为志愿军作战提供空军掩护的原因。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国后来参战目标的调整就是苏联政策操控的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在此有必要解释前述“10·14电”这一关键性历史文献在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党的文献》杂志2000年为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刊发的一组电报中，“10·14电”在第三自然段最后一句“我们这样做”之后，是有“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这一段话的。但是，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和2013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等公布的“10·14电”中，都没有了“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这句话，而变成了“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有没有这句话的确至关重要。基于常识和经验，这句话应该是存在的。毕竟，对于认为有必要修改历史文献的有关方面来说，删减比增加这种有实质性的内容更容易理解，而且删减也比增加要容易得多。
“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这句话包含了极为重要的地缘安全意义。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
有关出兵决策讨论的转折点是10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当天才参加会议的彭德怀在论证出兵的必要性时，除了重申毛泽东所强调的国际义务外，还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如美军摆到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
前引10月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电报强调了美军攻占朝鲜“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毛泽东在电文最后说：“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就是中国决策层在获知无法如愿获得苏联空军掩护后的正式判断和决定。
彭德怀在14日的志愿军动员大会上说得更充分：美国“如果侵占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威胁，……我国就会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不利”。后来政治动员所使用的话语如“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等，即此之谓。
进一步说，由此也可以找到朝鲜战争结束后开始并持续到1958年夏季，中国决策层处理台海危机的动力和逻辑。
中国决策者对美军占领朝鲜半岛给中国安全带来的威胁的考虑和不参战的其他复杂后果等，已经有诸多论述。本文只是强调，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都会引发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反应，这是近代历史经验积淀的结果。基于此可以说，当时美国有没有立即进攻中国的意图在中国决策者的思考中不是第一位的，中国人自己有没有安全感或许更重要一些。
“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即在离中朝边境约100公里的地区形成有较大战役纵深和容量的地缘空间，从而更有把握地避免中国本土陷入战火或面临大兵压境，还可以让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这才是为什么“10·14电”不仅说这是“有把握的”，而且还是“很有利益的”。
结论
“10·14电”方案（或称“出而不战”）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利益的界定，即不允许敌对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以及使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
在1964年12月11日，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正在访华的美国记者斯诺，“麦克阿瑟侵占平壤时，我们说，美国不再北进，有一个地段让金日成住下来，我们不参加”“但美国一定要打到鸭绿江，我们没办法，只好参加”。至于让“金日成住下来”的那条线最终划在哪里，主要取决于中国决策者对战争形势的判断。
最后，辨析此案例也说明了对抗美援朝决策的研究仍然有精细化的必要和空间。解方后来回忆说，没有对军事计划的精确分析，就难以对有关决策的内容和质量做出深刻和中肯的评价。
（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