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日本为何难再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文/陈言】

2020年度诺贝尔奖分别于10月5日～7日发布了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三个自然科学奖。

三个奖都与日本无缘。

在正式公布之前，很多日本媒体蠢蠢欲动，对三个自然科学奖中可能会获奖的日本学者做了大量猜测。虽然未能猜对，但能做猜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日本科研能力很强的表现。

笔者现在就住在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聚集的中关村，每天散步就能在各个研究所间穿行。截至2019年12月，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共有1755人，尚未有人获得诺奖（屠呦呦在2015年获得了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屠本人并非院士），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诺奖的候选人，中国媒体还不太关注中国学者获奖的可能性，相关报道非常之少。

日本没有院士制度，但到了诺奖颁布前后，媒体总会集中报道其研发方面的各种大家。京都大学今年还为该校教授获奖准备了媒体见面会，笔者的媒体朋友也在5日这天特意在京都大学等待发布物理学奖。结果当天没有日本学者获奖，他感觉相当沮丧。

2017～2019年，日本连续三年获得诺奖，让日本媒体对2020年日本科学家再度获奖期待很大。但另一方面，进入10月后，阅读日本的各种报道，感觉这里对未来非常没有底气，感叹科研能力下滑的文章也很多。

日本的科研能力真的下滑了吗？

资料图

昭和：前人栽树的自由时代

到2020年诺奖发布之前，日本共有25人获奖，另外有3人出生在日本，但现在已经获取了日本之外的国籍。25人中，物理奖9人，化学奖8人，生理学或医学奖5人，文学奖2人，和平奖1人，经济学奖0人。

笔者查阅了2010年以后的获奖情况，其中：

物理学奖获得者为赤崎勇（1929年生）、天野浩（1960年生）、梶田隆章（1959年生）；

化学奖获得者为根岸英一（1935年生）、鈴木章（1930年生）、吉野彰（1948年生）；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为山中伸弥（1962年生）、大村智（1935年生）、大隅良典（1945年生）、本庶佑（1942年生）。

从获奖者的出生年份看，他们的成果大都是在昭和（1926～1989年）时期，特别是1945年二战以后形成的。梶田及山中的研究成果，则是在平成（1989～2019年）早期获得的，那时还能延续昭和风骨。

1945年以后的昭和后半期，日本学界能够具有独特的研究能力，其成果也能为世界承认。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日本在1945年从法西斯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后，其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实现了科研的迅速进步，自由、独立不仅仅在创立企业上表现出来，从事社会活动上也得到体现。在学术方面，学者按照自己对科学的理解，从事具有特色的研究，几乎不追求经济回报，一心在某一条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

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大都没有太多的论文，不是学会的负责人，更不是政府机关的顾问，物理学及化学也几乎和日本企业没有什么利益关系。

看了2020年日本媒体对有可能获得诺奖的日本学者所做的报道，发现：

生理学医学方面，有东京大学中村祐辅名誉教授、生物现代研究所前田浩理事长、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松村保广客座研究员和京都大学森和俊教授；

化学方面，是东京大学的两人——卓越教授及藤田诚教授；

物理学方面，东京大学十仓好纪教授、东京大学古泽明教授、东京工业大学西森秀稔特任教授等在日本及国际学界获奖呼声甚高。

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多次去东京大学等日本的物性研究中心参观，和相关学者有过非常多的交流。对物性、磁性等多少有些了解，知道那些基本上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比较流行的研究内容，日本至今在相关研究上保持着某种热情。虽说这些研究中有些和超导等有关联，但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实验及理论框架的构筑，和企业的关联不多。

昭和时代，日本一直保持了经济上的持续发展。欧美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发展随着两次石油冲击的到来，在1974年前后基本进入了停滞状态，但日本接着又向前发展了15年。

尤其是1970年以后，日本经济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大学不用依靠企业的捐赠，单凭国家的教育预算就能够将科研推行下去，这让日本在科研上保有了很多独创研发。日本诺奖获得者最后的成功，与这个时代的日本经济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平成：每年缩减1%教育经费

笔者在1980年代末去日本留学，读完博士课程后，在日本从事教育工作，并度过了十几年时间，见证了日本教育从昭和的鼎盛走向平成式微的过程。

进入2020年10月后，日本的一些报道让笔者特别感同身受。

首先是10月4日的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所作的关于博士课程人数不断减少的报道。

从NHK发布的图看，每100万人中获取博士学位的人，在2008年日本为131人，到了2017年反而下降到了119人。如果在10年时间里，日本人口出现了增加，这有可能稀释了博士人数，但实际上这期间日本人口数量在减少。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字看，2008年日本人口为1.2769亿人，2017年为1.2675亿人，减少了94万人（减少0.73%），但百万人中的博士人数在比率上是缩减9.16%。

日本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有个调查，也反映了2008～2013年日本百万人中博士学位拥有者的演变情况，看得出来是明显出现了下滑，从比率上看，要远比美、德、法、英、韩等国低，只是比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高一些。

从博士入学人数看，2008年以后不断减少，每年为1.6万人上下。其中2011年以后缓慢减少，留学生大致占了15%，为2400人上下。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博士生，每年入学人数在1.3万人上下，和1亿日本人口比起来，这个数量确实不高。

为什么全世界的博士比率都在上升，唯独日本出现了下滑？这和日本教育支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几乎是最少的，是有关系的。

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以后，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减少1%的教育预算。日本的教育经费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只占9.1%，没有达到OECD平均数的12.9%。日本一位曾经的教育界同僚对笔者说，“（日本）政府大概准备花100年时间，让教育预算归零。”

笔者在日本读博期间，博士二年级便开始在系里任研究助手（助教），免全额学费，同时可以领到一份和系里普通助教一样的工资，算是博士生中非常幸运的人。同届同学有几十人，能免学费便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同学需要缴纳高额的学费，生活也要靠家里资助，或者外出打工。

回到国内，笔者虽不在大学工作，但到大学研究所一看，见中国的博士生几乎都不用交学费，而且能从研究所领到一份不错的生活费，平时在研究所或者大学的宿舍生活，衣食住不用担心，可以拿全部精力去研究，感觉和日本的博士生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博士人数常年没有增加，应该和读博经济负担太大有关。

笔者在当研究助手前，也在一家上市企业里打工。那里有数万员工，但除了中央研究所有几位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外，从未见过有博士学位的人在销售或者生产一线工作。日本的博士很少会去企业工作，上博士课程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留校当老师，或者让导师介绍到其他学校当老师。

读了博士便不能去企业工作，这让日本的博士人数如同两座大楼中种植的小树，永远也不能长大。

研究经费的不断缩减，是平成时期日本教育的最大特点。昭和时代那种自由研究、理论探索在平成时代已经日渐减少。现在我回到日本的大学，感觉那些留在学校里的曾经的同僚，每日埋头于填写递交给文科省的各种报表，剩下一点时间去教书已经很不容易，科研做的真不是很多。

令和：学者变为“官员奴仆”的新时代

也还是10月，日本学界的最高组织“日本学术会议”在会员改选后，将105名候补者的名单提交给新成立的菅义伟内阁时，发现首相只任命了其中的99人，有6人原因不明地被删除掉了。

笔者读博期间和导师多次去过学术会议总部，旁听过相关的会议，知道这里成立于1949年，成立的最大目的是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不再和军国主义合作），在组织形式上采用自治方式。

日本有87万人从事研究及大学教育工作，其中文理工各个专业的领军人物才能够成为这里的会员，学术会议共有会员210人。

从日本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6名未被任命为会员的教授，或是对自民党修改和平宪法持异见，或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的态度与现任内阁不同。对国家政策、执政党方针稍有不同见解的人，如今已经不能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学术会议的会员。日本有着很深的重走战前老路的情怀。

在国家不断缩减教育经费以后，现有大学不得不争抢那点有限的科研基金，对国家（文科省）态度极为恭顺，文科省的一个小官员足以让大学教授、校长俯首听命。而这样的体制维持十几、二十余年后，才有了今天菅内阁直接干涉学术会议会员人选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笔者把日本媒体看遍，感觉真正看到了菅内阁的跋扈、问题严重性的媒体并不在少数，但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日本经济新闻》要么不报，报的话也是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么下去的话，2019年开始的令和，也许将变为日本学者、教授听命于文科省官员，做“内阁奴仆”的一个新时代了。

一旦失去了独立的研究精神，没有了经济成长带来的在学术上的资助，日本的研发又会怎样？不论是看日本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是拿日本与其他国家做比较，日本学者的论文总量在不断减少，质量开始持续下滑。

1981～1983年，日本的论文数量与德、英不相上下，中国更是无法与之比较；但到了2014～2016年，总人口量是韩国2倍的日本，已经和韩国基本一样。相关曲线在2004年日本开始缩减教育经费时开始出现变化，在所有国家的论文数量都在增加的时候，只有日本出现了不断减少的态势。

看论文的影响力，日本产的论文也在2004年前后开始发生转变，开始不再受关注，与中国、美国拉开差距。

为了能更多更高质量地出论文，文科省采用了“选择与集中”策略，对重点大学重点科研项目集中分配资金。看似合理的对策，却让日本的科研能力更加低落。文科省的官员不是科研专家，他们来决定科研方向，最终失败率要大大超过成功率，让令和以后的日本愈发失去了在研发、技术革新上获得成果的可能。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笔者可能会在日本采访数家企业，询问他们那里出获奖者的可能性。去年10月，笔者就采访过一家企业，询问该企业今后员工获奖可能性时，该企业董事级的高管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昭和和平成时代已经过去了。”

昭和时代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对日本也对亚洲主要国家的摧残后，站在对战争的反省上，日本社会有着极为尊重独立与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了平成初年。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不仅在经济上相当失落，在科研上也已经渐渐地进入到了式微阶段，文科省官员的文牍主义、政治家的跋扈，让这个国家的学者、教授变成了奴隶，已经很难出大家，表面上诺奖获得者频出，但实际上昭和及平成的美好历史已经完全翻了过去。

今后如果有日本自然科学的学者获得了诺奖，那该是昭和的一线残光，或者平成的一点回光返照。今天日本的科研真的到了该重启独立、自由精神，彻底变革旧体制的时期了。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