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端：回溯这条一百多年历史的“大马路”，开放是其生存之道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端】

2020年9月12日晚，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亮灯开街。

南京东路自1999年被改造成步行街后，商业繁盛再攀新高。步行街向东是“外滩万国建筑群”，2010年外滩升级改造完成后，如何将南京东路与外滩衔接起来，成为新的关注话题。

如果将历史的时针往回拨，这条被人们称为“大马路”的商业街，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内，见证了多少上海乃至中国的大变革？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 图自人民网

“大马路”的早期图景

要说如今的上海，并没有“南京路”一名，只有“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人们通常说的南京路，广义上包括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狭义上专指南京东路，即旧上海的南京路，过去也俗称“大马路”；全长1599米，从外滩到泥城桥(今西藏路)，被称为近代上海的“十里洋场”。

和外滩一起被视为上海城市性格和精神代表的这条马路，起源于1851年从外滩通往河南路跑马场的“派克弄(Park lane)”或称“公园弄”。其时，英国侨民在河南路一带修建了第一个跑马场，并在跑马场南门外修筑了一条通往外滩的路。从没有见过赛马的上海人，就把这个种植有各种花树的跑马场叫做“花园”，通往“花园”的这条路也就被称为“花园弄”。

1852年《上海年鉴》中标注的花园弄位置，这是关于南京东路雏形最早的详细地图标记之一。

之后，随着跑马场的改迁与扩张，马路先于1854年延至浙江路，又于1862年伸至西藏路。186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为了“纪念”《中英南京条约》给英国侨民带来的巨大利益，将此路正式命名为南京路。1945年废除租界后，民国上海市政府将南京路命名为南京东路，原来的静安寺路则更名为南京西路。

1870年前后南京路近河南路段

最初的南京路并不十分繁华，由于外侨人口数目甚少，所租土地性质虽以商业为主，但建筑功能上多为“商住合用”，街区功能极为单调，“没有商店、酒店、酒吧、戏园或其它活生生的街道生活”。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形成华洋互补的商业经营格局。开埠初期，华洋商人在商业经营上有明确的分工。中国商户主要经营国内的南北货、国货、各地土特产和棉布、鸦片之类的大宗洋货，外国洋行则经营高档的西方洋货，而且中外商铺的区域分布也是泾渭分明。至1907年，南京路上已有四家外国人开设的百货公司：福利、汇司(1895)、泰兴(1895)、惠罗(1907)，均位于南京路东段，主要服务于靠近外滩区域的外国银行、洋行、外侨俱乐部等西式经营场所。而南京路西段则聚集着数量颇多的中国传统商号、茶楼。著名的有日升楼，陶陶居、易安居、全安居、楼外楼、一洞天等。这些茶楼担负着早期交易所的部分功能，是沪上重要的商人交往的公共空间。

这种华洋经营的区隔，自小刀会和太平天国战事兴起后逐渐被打破。大量华人涌入以南京路为中心的公共租界避难，1854 年前后，租界内华人人口暴增至2万以上，到1862年避难人数已高达20万。华洋杂居成为重塑城市空间的重要促因。由于租界的消费主体由外侨逐步转变为华人消费者，因此南京路上大批外资商户开始“水土不服”。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南京路上的部分外资商铺开始转让给中国商人，例如德商礼和洋行旗下的亨达利眼镜店就完全改由华商经营。此后，逐渐形成了本地资本、侨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华洋互补”的商业经营格局，丰富了南京路上的商业体系。

与华洋杂居相共生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网络的保障。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路线为从静安寺起沿愚园路、赫德路、爱文义路、卡德路、静安寺路、南京路，至外滩上海总会，全程6.04公里。这一线路正好通过南京路，顾客乘坐有轨电车，可以随意到达南京路两侧的各个商铺。不仅如此，随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先后发展了众多线路的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至1937年底，有“南京路”站或“南京路外滩”站的公共租界电车线路有16条，公共租界公共汽车线路有8条，法租界电车线路有4条。也就是说，上海市各个区域的市民都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到达南京路。由于这些“像蚁群般的车辆，由东往西，由西往东，红绿的交通灯是忙碌地换着颜色，每一刻钟都不会停息”，所以当时的南京路上“紧张的人潮是像脉络里的血液一样地在奔流”。

1908年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从静安寺途径南京路抵达外滩上海总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沪上著名犹太商人哈同斥资60万两白银，购进大量进口铁藜木，涂上沥青，重新铺筑了南京路。哈同的这一举措，不仅大大改善了南京路的环境状况，还使得这一带的商业日渐繁荣，同时其位于南京路的地产也大大升值。沪上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亭通。”用硬木铺设的南京路也成为沪上著名的风景：“北京的蓬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

此时的南京路，虽然商业地位离“中华商业第一街”还有一段距离，但其种族混居的国际气息，也颇能代表上海十里洋场的风貌。1909年，一位外国传教士曾这样描写南京路的街景：

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得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在参加世界各族民众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他显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大和民族一员，征服整个欧洲都不在话下。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子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

“四大公司”为标志的商业全盛与文明风尚

南京路真正崛起并走向商业全盛，是在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动员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并在政策和税收上予以优惠。其后15年间，有数十家华侨投资的商店在南京路西段先后开设，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香港马氏财团的先施公司、香港郭氏财团的永安公司、华侨刘氏集团的新新公司，以及由澳大利亚华侨蔡昌投资创办的大新公司。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司”，其经营范围并不限于齐全新潮的中西百货，更附设有游乐场、跳舞厅、游戏院、酒楼及旅馆等娱乐、社交场所及设施。他们以齐全的环球百货、完备的服务设施、全新的经营理念成为了上海百货业的巨擘，并构筑了集购物、娱乐、住宿、膳食、社交功能于一身的新的都市消费空间。

南京东路上四大公司分布图

在“四大公司”的商业赋能之下，大批民族零售业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向南京路聚拢，如专门经营绸缎布匹的老介福、协大祥、宝大祥，专营女装的朋街、鸿翔，专营鞋帽的中华、天禄、盛锡福、小花园等，专营钟表的亨达利、亨得利、大光明等，专营眼镜的吴良才、茂昌，专营景德镇瓷器的国华陶瓷店，专营南北货的三阳、邵万生、天福等，专营金银首饰的老凤祥、裘天宝银楼等等。自此，南京路不但有“与伦敦、巴黎和纽约一起脉动的现代百货商店”，还有“满是漆皮鸭、成蛋、珍品丝绸和玉器、内衣和银器的中国式商场”，逐渐孕育出一种“聚欧亚，会中外，融东西，合南北”的“东方全球主义”气质。

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路，以“四大公司”为地标，共分布有外国洋行16家、华洋杂货店27家、洋布店93家、绸缎店20家、呢绒西服店12家、鞋帽店14家、钟表店13家、眼镜店7家、银楼14 家、珠宝玉器店6家以及其他如药店、客栈、浴池、酒楼、饭店共有数百家之多，市面之兴，臻于全盛。

徜徉在彼时的南京路上，不但可以领略到风格迥异的现代建筑群、五彩缤纷的橱窗陈列、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和林林总总的广告招牌，而且还能购买到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商品。当时，一大批流寓沪上的著名文人的笔下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在南京路百货公司购物的情感体验。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路，新新百货公司楼顶与先施百货一角可见。

20世纪20年代末，冰心的父亲任职于上海海道测量局，任教于北京燕京大学的冰心便在周末和假期来沪。她说：“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出门。”殊不知，南京路百货公司所代表的文化也带有浓郁的殖民地气息，而南京路本身即是上海作为殖民地的缩影和象征。对于“不喜欢殖民地气氛”的冰心来说，到南京路百货公司去购物却成为她在沪期间出门的唯一理由。不过由此看来，彼时资本主义商业所带来的生活便利是包括冰心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无力抗拒的。

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也是鲁迅和许广平时常光顾的地方。据翻译家曹靖华回忆：20世纪30年代，鲁迅曾“亲自多次跑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为曹生病的女儿买药、寄药，并特地函告曹：“买了一打药片，两斤海参，托先施公司去寄。”1931年9月7日的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广平往先施公司买茶腿两只，分寄母亲及紫佩，连邮费共十四元。”

丁玲的小说《1930年春在上海(一)》中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子彬购物的场所也是南京路。他“在先施公司买了一件葱绿色的女旗袍料，是预备他爱人做夹袍的。又为自己买了几本稿纸和笔头，是预备要在这年春季做一点惊人的成绩，他是永远不断地有着颇大的野心……”看来，南京路确实能满足人们治病、日常生活、馈赠等多方面的需求。

先施公司时装大会表演台

然而，南京路真正影响上海城市气质与性格的，并不仅仅是象征繁华喧嚣的现代物质文明，更多的是那种“世界主义”风尚。1917年,先施公司首创雇佣女店员，良家女子、学堂小姐，旗袍淡妆，在南京路刮起了一股清新健康、自然性感的都市风；1920年代，永安公司家具部销售“维多利亚风”家具，进入寻常百姓家，鞋帽部伦敦式的“礼帽”“手套”“文明棍”也跟着畅销；1927年，新新公司在五楼店堂设立“新媒体”无线电广播，播音员在玻璃房播出，人称“玻璃电台”，轰动一时；1930年代中期，永安公司挑选标致女店员，组成上海第一支时装表演队；1935年，大新公司在店堂首次引进最新式的奥迪斯自动扶梯，上海人与美欧民众同步领略大工业时代的机器之魅。

大新公司现代化的国货陈列橱窗

大新公司化妆品部一角

“四大公司”，是上海市民学习“新文明”的学校，从这里流出了很多时髦。现代都市的大型商场，是一个有着巨大魔力的公共空间，能够生产出很多种社会人格，教育上的效应超过家庭和学校。上海人多种形态的市民精神，如趋时、外向、敏捷、崇洋细节化到那些特殊的谈吐、手势、口语、体语、知识、信息观点、价值观念等等，都是在南京路商业化的公共空间中培育的。

重回“全球化”

历经抗战劫难、国共内战、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改革开放大钞，南京路重新得到“中华第一商业街”的美誉。1980年代，上海市政府制定《南京东路地区综合改建规划纲要》，责成黄浦区全面改造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时装公司”“第一食品公司”等200多家名、特、优商店，陈旧、简陋的店堂修葺一新。“和平饭店”“国际饭店”等豪华老饭店，按1930年代风格进行装修。同时恢复在历次运动中改为办公室、仓库、宿舍、居民楼的商店用房。1987年，历经周折，在“永安公司”原址上挂牌的“市百十店”重新开张。久违了的豪华商场，终于回到了“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

1990年代，在浦东开发背景下，上海着重在“开发”上寻求突破，这意味着把打开上海的大门，让上海走向世界，请世界进入上海。事实上，“开放”就是上海1843年以来的生存之道。“国际化”“世界化”“全球化”从来就是南京路一百年的老传统。南京路，上海再次步入“再全球化”的道路。

1998年8月20日，上海市政府决定重建南京路，辟为“步行街”的时候，邀请法国夏氏建筑事务所的著名设计师夏邦杰(Jean- Marie

Charpentier)担任顾问，研究如何保存南京路的“旧租界风貌”“，再铸商业辉煌。他给南京路步行街定下的基调是“浪漫”“高雅”和“怀旧”。每当周六下午黄昏时分，“永安公司”楼上面向南京路的露台上，还会有一位老年盛装的萨克斯风手缓缓出来，吹上几首像是“昨日重现”“夜来香”“何日君再来”之类的老上海“怀旧金曲”。此后，夏邦杰还在上海设计了上海大剧院、浦东世纪大道、路易凯旋宫，更在全中国42个城市设计了180多个项目。

1999年9月20日，南京路建成全天候人行通道。从河南路至西藏路段的“大马路”，全长1033米，路幅2028米，绿化面积8000余平方米，是中国各大城市中第一条专门辟为购物、观光、休闲用途的“步行街”。此后“步行街”的模式也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仿行，南京路又引领了一次风潮。

对于新一代上海市民来说，现在的南京路步行街虽然仍挤满了全球慕名而来的游客，但它已经不是购物必选，南京东路的商业鼎盛已逐渐蜕变为上海城市的集体记忆。而新兴的金融、贸易、办公、商业中心在陆家嘴、虹桥、淮海路、南京西路、徐家汇等地次第兴起，取代了南京路。近年来，上海有一种说法：“世界人的陆家嘴，中国人的南京路，上海人的淮海路。”换句话说：年华老去的南京路，沐浴了“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中国经历”，如今它的生命扩展到各区各地，在整个城市延续。

诚如著名学者熊月之对南京路的解读那样：“南京路阅尽世道沧桑，备尝人间酸辛。哪条名街都没有像她这样被赋予那么多的文化内涵。她出生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成长在瞬息万变的转型时期，横亘在中西交汇的黄浦江畔，历史注定她的身世就是一部大书，说不尽，道不完，还会一代一代地演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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