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放出特朗普主义这个“多头怪兽”，美国能好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9月8日，中国举行国家级新冠疫情防控表彰大会，钟南山等抗疫科学家得到了国家级荣誉，最高领导人总结了中国抗疫在科学、人权与领导力方面的价值和制度优势，标志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了基本胜利，而二季度GDP一骑绝尘式的正增长以及陈薇院士领衔的疫苗研制成功更是鼓舞国人信心。
截止到9月8日12点，美国新增确诊25325例，现有确诊2533412例，累计确诊6485575例，累计死亡193534例，死亡人数在全球排名第一。
美国从最初的疫情旁观者及指责中国病毒的煽动者，稳定变身为失败的抗疫国家，沿着反科学与无视健康人权的方向行进。美国抗疫失利，有着多方面原因，但其过度化的民族主义是重要因素。
美国与西方对中国疫情早期的苛严指责正在转化为对自身制度能力的反讽。根据美国权威医学专家的模型预测，如果美国不能采取真正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以及寻求全球合作，疫情可能进一步蔓延恶化。WHO甚至警告，美国可能成为新冠疫情新的“爆发中心”。
美国新冠疫情地图
美国抗疫失利，折射出其领导力的制度性衰退以及日益加深的民族主义陷阱。特朗普政府在平衡美国的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上作出了“美国优先”的决断，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冷战思维甚至种族主义因素的话语和政策。“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只是其中的典型例证。G20疫情特别峰会，中国领导人呼吁全球合作抗疫，与WHO的政策立场完全一致，也与深陷疫情之中的世界各国存在共鸣，但美国的一意孤行可能对全球合作抗疫造成严重破坏。
3月20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推出了研判疫情挑战下美国政治与世界秩序战略走势的专题，基本观点在于：其一，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终结；其二，美国的国际领导力遭遇危机；其三，自由民主秩序面临重构压力。
事实上，这些演变趋势并不是疫情带来的，疫情只是起到凸显和催化的作用。疫情之前的美国其实已经形成了导致今日局面的基本政治立场：
其一，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上，“美国优先”及其贸易战政策严重破坏了自由贸易体制，损害了多边主义的治理框架，塑造了“逆全球化”的对冲力量，对全球经济复苏与经济合作构成严重威胁；
其二，在全球治理与领导力层面，美国的“退群主义”与普遍的规则违反，对二战后的全球治理秩序及国际组织的地位与领导力造成严重打击，WTO等全球治理的核心制度被破坏；
其三，在基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秩序层面，特朗普主义的“利益优先”打破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与软实力体系，暴露出美式自由民主的民粹化、民族主义化倾向，自由民主的内在规范力量与全球影响力加速衰退。
这些变化需要追溯特朗普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源。2016年特朗普当选，是美国政治与世界秩序的“黑天鹅”事件。对特朗普主义的政治思想判断成为国际战略与政治哲学的显学。在特朗普“推特治国”的网络行为艺术中，以及特朗普式国际政治行为中，观察家们看到了一个仅仅以“利益”和“白人美国”为基本思维方式的总统，“美国优先”与“美国再次伟大”和人们所理解的自由、开放、包容、全球化的“美国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规范性对立。美国的移民群体和盟友从未像今天这样焦虑，害怕被排斥和伤害。
对特朗普主义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判断，有认为是福音基督教保守主义，有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有认为是美式孤立主义，有认为是种族主义，还有认为是寡头主义，等等。这些认知标签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未能准确把握特朗普主义的政治本质。
特朗普：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民族主义者
事实上，特朗普主义似乎是个“多头怪兽”，任何单一路径的思想分析都不足以框范与覆盖其完整内涵。毋宁说，特朗普主义本身就是“反类型化”的，是西方政治传统下的一个复杂雕塑的怪象。
2018年底，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本杰明·萨伯（Marc Benjamin Sable）和安格尔·杰拉米洛·陶瑞斯（Angel Jaramillo Torres）编辑了两本从正反方面会诊特朗普主义的讨论文集：正面立场反映在《特朗普与政治哲学：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和公民美德》中，负面立场反映在《特朗普与政治哲学：领导权、政治家与僭政》中。特朗普到底是再造美国共和与新世界秩序的魅力型领袖，还是败坏美国宪制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僭主，一直是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悬而未决的疑问，也是21世纪美国宪法和世界秩序的谜题。
作为复杂现象，我们当然可以从政治思想和国际战略上对特朗普有诸多的漫画式定位与理解。无论你的个体情感如何，是否喜欢他，他终究是西方文明与政治传统的时代产物。特朗普主义总体上是一种萎缩保守形态的民族主义，从全球帝国的道德责任及开放包容的公民权政策上快速后退。
在抗疫过程中，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表现更加凸显：
其一，疫情早期对中国的“断航”以及疫情发展中对欧洲甚至加拿大的严密封关措施，是其民族主义超越全球主义的典型表现；
其二，“中国病毒论”折射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倾向，这是民族主义的变形和异化，甚至比民族主义更有危害性，触及对在美亚洲裔的种族暴力煽动；
其三，选举连任压力下的经济与股市绩效至上，对WHO、各州及其他各国存在信息瞒报与物资争夺现象，疫情防控上存在严重的“以邻为壑”措施，缺乏基本的道德担当与合作伦理；
其四，中国威胁论与新冷战幽灵的升级，包括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病毒来源问题、中国产业链脱钩问题、华为问题等方面的持续煽动、挑衅与制裁；
其五，美国无节制的量化宽松和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早已超出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合作的底线，对身处疫情及经济低迷状态的各国进行超额利益榨取。
与美国在全球化与抗疫合作上的“民族主义陷阱”相比，中国在依赖自身体制优势和将人民健康安全置于首位的政治伦理压力下，快速克服了早期的地方官僚主义弊端和抗疫迟缓，基本控制疫情，并逐步承担起对其他国家的抗疫援助与指导。这种援助角色本来是美国的，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的身影。美国在全球抗疫中的缺位，正是其过度民族主义的反映。
无论是疫情的全球防控，还是疫情打击下的全球经济复苏，都需要更多的大国责任、合作伦理与命运共同体认同。G20特别峰会上中国提出全球抗疫的合作主义与命运共同体倡议，比照美国的民族主义陷阱，确实彰显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全球化趋势：疫情没有封锁与隔断中国，反而助推中国进入世界舞台更中心的位置。
诚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3月份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所言，疫情危机将带来一个“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那么，美国是否会和平地接受这一全球治理权力的转移？中国是否真正做好了思想与政治上的准备以承担更多的全球化领导责任？抑或中美可以有更理性的全球治理合作来填补秩序真空？这些都还需要审慎观察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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