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美国是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制造者

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世界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神圣事业，因美苏两霸长期对抗而受到严重损害。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有关冷战起源的研究持续不断，苏联挑起冷战并自取灭亡之说不绝于耳。然而，回顾和梳理战后初年美苏关系史，研究和比照有关方面的历史文献，人们不难发现，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东西方冷战；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不遗余力地将冷战推向整个世界；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应当为冷战的发生发展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

一、反法西斯战争尚未结束，杜鲁门政府即将苏联视为“很难对付”的对手，开始进行“对付”苏联的战略谋划。

1945年春，欧洲战事已经明朗。在苏联军队帮助解放的东欧地区，包括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本国抵抗力量自行解放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对苏友好、愿意接受苏联援助的新生政权。在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国，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与苏联也有广泛联系，并且在本国政治生活中拥有较大影响。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极端反共的国家。虽然战时罗斯福政府为铲除德国法西斯而与苏联实行合作，但美国社会对苏联的戒心、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根深蒂固。因此，罗斯福病逝后上位的杜鲁门，对苏联中东欧地区出现共产党主导的新政权深感不安。国会内以参议员范登堡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大力宣染所谓苏联威胁，断言美国的敌人已经由法西斯德国变成苏联，敦促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对付苏联“挑战”。

因此，杜鲁门上任一周，即召集国务卿、美国驻苏大使和“俄国问题专家”，商讨对苏政策。虽然他本人因战争尚未结束，赞同继续对苏合作，但同时表示，他“不怕俄国人”，并且“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随后召开关于波兰问题的内阁会议时，杜鲁门表示，美与苏战时合作“只是一种单行道，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对苏立场强硬的海军部长与杜鲁门一拍即合，竟主张立即与苏联“摊牌”。

当时，杜鲁门会见了正在访美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请他转达美方致斯大林的照会。照会威胁说，如果苏联不执行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美英苏三大国合作的信心将会动摇。对此，斯大林以“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作为答复，杜鲁门恼羞成怒，开始公开抨击苏联“扩张”。朝野两党，国会内外，出现众口一词的反苏喧嚣。

二、原子弹被杜鲁门政府当作炫耀实力、威吓苏联、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壮大的最重要外交工具。

1945年6月，欧洲战事刚刚结束，代理国务卿格鲁就向杜鲁门提交一份绝密备忘录，声称欧洲局势“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自此，杜鲁门政府更加明确地将对外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锁定为“遏制”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遏制”国际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壮大。变战时盟友为战后对手，成为美国对苏关系的突出特点。

当年8月9日，在亚洲战事已近尾声，美国向日本扔下第二颗原子弹那一天，杜鲁门发表讲话威吓苏联，声称东欧“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利用独家拥有核武器这一特殊条件对苏施压，开始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另一突出特点。就连不赞成美苏立即“摊牌”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也主张将原子弹作为外交武器，就欧洲问题与苏联讨价还价，因为“原子弹足以抵消苏联在欧洲大陆的影响”。

1945年9月，美国对苏发动强硬外交，两国外长在国际会议上激烈冲突。10月下旬，杜鲁门公布《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十二条》，声称美国“决不容许同任何邪恶的东西妥协”，而“原子弹这一新的破坏力量保持在我们手中是一种神圣的托付”。国务卿贝尔纳斯也表示，美国要寻找机会使用原子弹这一“外交力量”，迫使苏联从东欧“规规矩矩地后退”。

当年11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商讨战后欧洲事务等重大问题。会后，美国朝野上下因贝尔纳斯“软弱”而出现反“姑息主义”狂潮。身为总统的杜鲁门严厉指责他的国务卿对苏不够“强硬”，声称他本人“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参议员伊斯特兰随后在国会发表讲话，公然将苏联定性为“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的国家”。

三、对苏政策理性思考受到漠视，示强施压的荒诞主张成为主流，凯南“八千字电报”促成“遏制”战略。

战后之初，如何看待苏联地缘政治环境新变化，如何应对苏联的利益需求和安全关切，如何处理美国与这个已经崛起的世界大国的关系，杜鲁门政府内外存在不同声音。

最初，对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出三种建议：其一，不否定苏联在东欧的权益和影响，但绝不能容许苏联完全统治东欧；其二，公开声明支持苏联在东欧建立友好国家的合理要求；其三，美苏两国在东欧建立缓冲区，通过共存各取利益，或者在整个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实行政治经济集团化。由于这些建议过于包容，实际上是要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存在，因而未能被坚称苏联具有扩张性和进攻性的主流派所认可，没未能被杜鲁门政府所接受。

1946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苏联—政策和情报的声明》，强调美国对苏政策：第一，不能在国际合作方面走得太远；第二，广泛动员美国和世界舆论；第三，牢记“以道理和权利为后盾的强硬语言”是苏联所懂得的“惟一语言”；第四，支持美国朋友共同对付苏联。当年9月，两位总统助理提出新的对苏政策文件，主张把苏联引入国际合作进程，但主要观点仍是：苏联威胁美国利益，美国应对苏联发动战争做好准备，对苏联挑战给予坚决回击。

这期间，强硬派人物威勒特中校文章《辩证唯物主义和俄国的目标》，在美国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此人认为，经历过二战的苏联已精疲力竭，美国的最佳政策选择是，经济上不做任何有利于苏联的事，防务上对苏联保持强硬并施加压力。由于此文被认为符合美国利益，因而受到倍受政府重视。

“铁幕”一词也在时问世。极端恐苏反共的范登堡反复使命这个新概念，形容东欧的地缘政治新格局。“冷战”一词，也是此时发明的。1946年初，政论家赫•斯沃普为参议员伯•巴鲁克起草演说稿，首先使用这一概念。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巴鲁克在一次公开演说中称，美国处于“冷战方酣之中”。冷战的概念及其主张从此流行开来。

此时，苏联对美国一味示强并进行战争威胁，特别是拒不答复苏方提出的10亿美元货款申请，感到失望和愤懑，开始进行政治反击。1946年2月，斯大林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指出：如果各国能够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并根据经济实力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战争也许可能避免。但在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条件下，这是无法实现的。他表示，经过战争考验的苏联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苏联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将不参加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国对斯大林这篇讲话反应极为强烈。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凯南奉命发回长电，就美国对苏政策提出如下建议：美国“要有勇气，以超然态度和客观精神”来认识苏联；努力引导美国人民了解苏联真相，把两国关系建立在“现实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要注意解决美国社会的自身问题，不给苏联浑水摸鱼的机会；要为世界制定建设性蓝图，为世界发展提供指导；不必通过全面军事冲突，而是运用强硬手段“遏制”苏联并控制世界。这份“八千字电报”虽然不主张通过战争解决美苏矛盾，但对苏分析到位，形势判断清晰，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石。

四、美国对苏遏制范围不断扩大，丘吉尔在富尔敦煽动点火，加剧全面冷战的杜鲁门主义正式出台。

二战后，苏联摆脱了战前的孤立处境，国力大增，国势大振，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适度延伸理所当然，也难以避免。美国对此既不理解也不接受。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东欧问题上，同时还反映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问题上。

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国为防止伊朗倒向德国，分别派兵进驻伊朗。1946年初春，美英两国根据事前协议，分别自伊撤军。苏军非但不撤，反而扶持占领区内的少数民族政府，并且阻止伊朗政府出兵镇压。虽然苏联领导人对美表示过，苏联对伊没有领土要求，只要当地局势恢复平静，油田安全得到保证，苏军立即撤离，但美英两国不依不铙。美国还以此为由，大造渲染苏联“扩张”，并策动伊朗将苏联告到联合国，借机与苏联争夺伊朗石油资源。当年5月，苏军撤出，美国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大举渗入伊朗。到1947年5月，美国已为伊朗提供2500万美元装备，同时派驻大批军事顾问，控制了伊朗宪兵部队。美国通过金元、顾问和支持政变，实现了苏联未能实现的目标。

苏联与土耳其积怨甚多。二战后，双方在领土主权和达达尼尔海峡通行权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以支持“抵抗苏联势力的渗透”为名，派出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并将此舰队扩充为第六舰队，“罗斯福号”航母等海军力量陆续跟进。与此同时，美国加大对土援助力度，包括直接投资，很快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苏两国围绕希腊问题的冲突，与美国遏制国际共运的政策密切相关。1946年春希腊政府与共产党的冲突发展为内战后，英美达成“今后英国人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而美国则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后来，英国百困交集，力不从心，要求美国接管对希腊以及对土耳其的援助任务。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全面介入希腊内战，将该国当成防止苏联扩张、遏制欧洲共运、树立美国“自由世界领导者”形象的前哨阵地。

这时，下野后的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出现在美苏对抗的意识形态战场。此人早就认为，二战后“美国正屹立在胜利舞台之上，是世界首富，但缺乏真正一贯的筹划。”杜鲁门意识到丘吉尔对美国很有价值，对丘吉尔所说的“一道铁幕已降落在”东欧感同身受。1946年1月，杜鲁门邀请丘吉尔访美并陪同他到其家乡小镇富尔敦发表演说，意在让美国和世界听取这位反共大咖的“警告和呼吁”。

在这篇与杜鲁门事先密商、以《和平的砥柱》为题、向全美全英实时转播的讲演中，丘吉尔猛烈抨击苏联，极力赞扬美国，声称美国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是世界上的最大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他主张建立美英特殊关系和军事同盟，实行英语民族对世界的统治。“一石激起千层浪”。丘吉尔演说发表后，美国反苏反共言论铺天盖地，各大媒体一齐为冷战推波助澜，有人公开鼓吹对苏开战。

这时，杜鲁门本人跑到贝勒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和平、自由和世界贸易不可分割”的新思想，强调“美国将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美国能够引导世界进入经济和平，也能把世界拖入经济战争。随后，他在国会发表特别咨文，正式要求议员们支持政府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他声称，美苏冲突是自由同极权主义的世界级冲突，事关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篇宣称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咨文公开发表，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启。

当年5月，援助希土两国法案获得通过。作为冷战宣言的杜鲁门主义开始实施。据统计，到1947年，美国已向希腊派出1800人，帮助希腊武装了20万军队、5万宪兵和1.9万名海空军人员。到1949年时，美国已为希腊提供了6.48亿美元援助，其中5.29亿美元用于军事。在帮助希腊政府镇压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之后，美国牢牢地控制了该国，在这个国家如愿以偿地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

五、扩张与遏制携手并进，是美国冷战外交的突出特点，其最终目的是通过遏制苏联、扼杀共运，树立全球领袖地位。

对于美国制造并推行冷战的真实意图，美国人自己从不讳。国务卿艾奇逊曾表示：“历史的转折关头已经到来，美国现在必须挺身而出，取代没落中的英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他还说，世界上只剩苏美两大强国，这是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两极对立”，美国遏制苏联扩张，“这是保卫美国的安全，也就是保卫自由本身”。

正是基于此种战略考虑，美国国会确定，1946-1947年的美国军费开支为130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40%。此后几年，美国要在大西洋、太平洋两个地区分别建立228个和258个军事基地或相关设施，海军则要常驻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地中海。

苏联对美国反苏反共并谋求世界霸权的意图，早有警觉。1946年，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致电本国外长时指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已经不再由那些主张在战时同盟基础上加强苏美英三大国合作的力量所主导。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极右势力合作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动本质，形成了战后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美国在联合国内组织直接针对苏联的国家集团，对苏政策目的在于限制和削弱对邻国的影响，并且得到了英国的充分支持。美英两国在对付苏联方面进行合作。

对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席卷全美的“冷战”喧嚣，苏联理所当然地也做出了必要反应。1946年3月13日，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了丘吉尔。《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这时，苏联认为苏美合作已无可能，对两国关系也不抱希望。

1947年7月，凯南以“X”为名，发表题为《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该文除分析苏联对外战略意图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阐述了美国的“遏制”理论。其核心看法：一是美国要对苏联推行信心十足的坚决遏制政策，以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苏联；二是美国不与苏联结成政治友好关系，而是必须视苏联为对手而不是伙伴；三是树立美国的领导形象与威望。美国对苏遏制的最终目的，是要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因此，美国对苏政策不能局限于此，即“决不限于坚守阵地，坐以待变，美国完全可以采取行动去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以及主要由苏联政策决定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发展”。

六、马歇尔计划加剧欧洲分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运而生，苏联被置于较为被动的地缘政治环境中。

二战结束时，面对完全不同于战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与安全形势，欧洲既有的“欧洲联邦主义”“欧洲统一”“欧洲联合”等政治构想，重新被某些政治家所激活。194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联盟、欧洲统一运动、欧洲统一运动国际委员会，以及1948年召开的“欧洲大会”，对图谋控制欧洲、建立全球霸业的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6年，美国政府一份内部文件表示，美国不能让英国成为西欧盟主，同时还要警惕法国的野心，反对一切企图把欧洲分成对立的势力范围的做法。陆军部长史汀生建议杜鲁门：“要为整个欧洲的经济复兴制定全盘协调的计划”，要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推动“自助计划”来实现欧洲的“复兴”。他主张成立一个由美国人任主席的欧洲经济委员会，负责分配美国的援助物资。

1947年，随着美苏对抗愈加剧烈，欧洲内部矛盾进一步彰显，华盛顿的高官们更加确信：“一个受华盛顿密切监督的、统一的援助计划将能获得和平与繁荣，即恢复经济、稳定政治、削弱共产党，有助于多边的世界贸易以及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安全”。在酝酿和制订美国版“欧洲复兴”计划时，凯南领导的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张，这样的经济复兴必须在全欧发起，但必须“使俄国的卫星国或者是对所提出的条件不愿接受而把自己排除在外，或者是同意放弃它们经济上的排外方针”。对于苏联，马歇尔表示，“欢迎它在正式参加的基础上为该计划承担义务”。实际上，他们是要迫使苏联因无法承担这些义务而主动拒绝参加。

1947年6月5日，后来广为人知的马歇尔计划正式推出。次年4月初，随着对外援助法案获得批准，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到1952年6月，负责此事的美国经济合作署停止运行时，美国总共为欧洲提供了131亿美元援助。

实施马歇尔计划受益最大的，自然是美国，当然也惠及了德国等西欧国家。但欧洲却因此变得更加分裂。该计划提出之初，苏联外长曾应英法两国外长之邀出席巴黎会议，共商对策。满怀希望的苏联外长竟率89名专家顾问到会。但是，当苏联外长发现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利用该计划控制整个欧洲时，当即退会。对外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也成了美国推行冷战外交的重要工具。无可奈何的苏联在遭到排挤孤立的背景下，后来提出两个世界体系、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美国制造的冷战，被推进到欧洲和世界经济领域。

在遏制苏联、控制西欧、扩大冷战、谋取霸权的过程中，美国一直在考虑组建跨大西洋军事政治联盟问题。1948年3月，英法比荷卢5国商讨建立地区合作机构即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时，美国国务院官员就制止共产主义的办法和途径问题，向政府提交备忘录，催促政府加紧研究构建大西洋安全体系。一直关注布鲁塞尔条约谈判进程的杜鲁门，公开表示，美国将以适当方式为这些国家提供支持，因为美国“协助欧洲自由国家进行自卫的决心并不低于他们自卫的决心”。

1949年1月，美国将谋求建立政治军事同盟一事公诸于众。3月，美国等12国缔结文件，作为美国对外战略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告诞生。有了北约，美国不但巩固了欧洲霸权，同时也增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苏联的能力。

七、面对美国强大攻势，苏联总体上处于守势，东西德国与南北朝鲜被美国搞成冷战对抗的两大前沿阵地。

对于美国来说，有了北约还不够，还需要构建时必要时可以同苏联直接进行军事对垒的前沿阵地。为此，华盛顿选择了两个国家：一个是欧洲的德国，另一个是亚洲的朝鲜。因为该两国当时都处于分裂状态，美苏双方已经在该两国处于军事对峙状态。美国所要做的，就是将该两国分裂状态长期化复杂化，使美苏双方在这里的对立阵营化尖锐化。

在德国，杜鲁门政府不顾美苏早已达成关于德国未来须由各方共同协商解决的协议，也不顾苏方强烈反对和警告，先是拉拢英国与法国，统一了美英法占领区合，而后又拉拢荷兰等国，推动成立西德政府。对此，苏联强烈不满，明确宣布，苏联“不能漠视过去几年中所发生的侵犯它的合法利益的那些事情”。

1948年2月，美国推动建立西德政府提上日程时，苏军切断了柏林与德国西部的联系，“柏林危机”爆发。美国联手英法两国，于当年6月在西部地区实行货币改革，迈出了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作为报复措施，苏联通过技术手段，收紧了对柏林的封锁，只保留三条空中走廊。美方采取对应措施，封锁整个苏占区。战争阴云又一次笼罩在欧洲上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49年初，苏联采取主动，逐步放松对柏林的封锁，目的是要剥夺美国好战叫嚣的依据。当年5月，柏林封锁宣告解除，美国更加肆无忌惮。8-9月间，合并后的美英法占领区举行议会选举，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此后，10月3日，苏联支持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东部地区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谁分裂了德国，谁的责任更大，岂不一目了然！

在东北亚，美国沿着大同小异样的思路，将单一民族国家朝鲜撕裂为两个部分。1945年8月10日，为阻止已经对日开战并将进占朝鲜半岛的苏军继续南下，杜鲁门紧急建议斯大林，将北纬38度（三八线）确定为两国军队分区占领朝鲜的分界线。苏联顾全大局，接受了美方建议。8月15日进入朝鲜的苏军，遵守承诺，从已经占领的三八线以南地区后撤。迟至9月8、9日才登陆半岛的美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包括旧都汉城（今首尔）和仁川、釜山两个重要港口在内的南部地区。

美苏两国分区占领朝鲜后，本应在南北两方同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经济重建，待条件成熟后组织统一选举，成立新的国家政权。但是，美国从构建遏制苏联扩张、防范亚洲共运的战略桥头堡这一地缘政治需要出发，将分裂朝鲜、控制南方作为其半岛政策的核心内容。为此，美国政府背弃了此前作出的同意先对半岛实行国际托管，而后建立统一国家的承诺，千方百计地阻止成立统一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1948年5月，在美国策动下，南朝鲜举行了投票率不及选民总数30%的国民议会选举。大韩民国随即成立。此后，美国宣布完成从南朝鲜撤出，但将在南朝鲜设立了军事顾问团。李承晚政权的军队和情治部门，从此完全置于美国控制之下。

在此情况刺激下，苏联占领军于1948年8月25日，在北方组织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选举。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是谁分裂了朝鲜，是谁将冷战引向了东方，是谁埋下了后来的朝鲜战争的伏笔，一切都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