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马赛什：中国是文明国家，不是民族国家

【文/布鲁诺·马赛什 译/刘馨蔓】

三、四年前，当我开车在北京四处拜访官员和知识分子时，我不断听到同样的讯息。根据我的经验，中国知识分子或官员唯一应该被当真的时候，就是他或她送客人上车的这段时间。周围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时间进行解说，一句话就可以传递很多信息。这句话就是:“永远记住，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这并不是一个新观点，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想法。但在得到官方认可后，这个理念被用来传达一个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信息——中国注定要被西方的政治社会模式同化的迷思已经幻灭。从现在开始，中国人将走自己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进步道路。（译者注：原文用的“Sonderweg”这一德语外来词，意指特殊的道路，用来解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一战期间的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其特点是寻求“第三条道路”，不像“庸俗”的西方民主或“沙皇”的东方专制，这个名词的现代思想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早期兴起，是纳粹德国崛起的结果。）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是围绕着文化而不是政治来组织起来的。当国家与某种文明相联系，其首要任务是保护特定的文化传统，其范围包括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地区。

黄帝陵公祭

在印度，我在与印度人民党总书记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的一次谈话中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德里的一次会议后，他说：“从现在起，亚洲将统治世界，因为在亚洲，我们有文明，而不是国家，这将改变一切”。

变化的确切性质并没有说出来。一个直接的影响是海外侨民的作用。莫迪领导下的新印度将与美洲、英国、海湾等地的大量印度侨民加强联系。比如，为什么不会把V.S.奈保尔（译者注：英国著名作家）称为印度作家呢?因为奈保尔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并在伦敦度过了大半生。但即便如此，他所呈现的感受和思考方式还是很印度。

对于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文化纽带可能比单纯公民身份的法律地位更为重要。正如印度最近出台的《公民身份修正案》所体现的那样，文化甚至可能决定谁能获得印度公民身份。该法案为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移民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快速通道，但不包括穆斯林移民。这与居于该国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一致：虽然你不必成为印度教徒才能成为印度人，但你确实需要了解、尊重甚至是崇拜印度教的方式。

通过肯定印度是一个文明国家，莫迪政府将反对派印度国民大会党塑造成危险的角色，一股试图用外国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印度成功的西化力量。国民大会党提出的世俗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的主张太过明显以至于不需要太多辩解。这些主张被视为印度必须从中解放自身的文化输入。奈保尔曾说印度是一个受伤的文明，他可能说得有道理，但当代印度是一个重新找回自我的受伤文明。民族国家是西方的发明，自然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文明国家则是西方的替代品。

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印度大选中强势胜出，在议会下院又夺得了300多个席位，这表明这种态度原来是多么强大。正如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所言，莫迪能够说服选民，他们应该奋起反抗一个本质上由英国化精英组成的权力结构，西方的宽容哲学已经成为蔑视印度教的象征和实践。曾几何时，这种自由主义哲学几乎处处受到重视。在过去被称为 “第三世界 “的许多独立运动完全赞同这种哲学，并使用人权和法治的语言反对欧洲殖民者。

现在发生的转变可以说更深刻、更彻底。文明国家的捍卫者们指责西方的政治理念是一种假象，把他们的起源掩盖在了所谓中立原则的表象下，他们认为，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已经结束，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只为自己和我们的社会说话。

文明国家的世界是自然的政治世界。想想国家是如何建立,如何扩张的。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成功的组织社会关系和集体权力的模式，它将倾向于吸收它的邻国。随着新的财富形式的集中与扩张，社会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复杂。神话将被创造出来，艺术和科学将繁荣起来。在它的统治范围内，一些可能性将被打开，而另一些可能性则不可挽回地被关闭。一种看待世界和解释人类状况的生活方式将得到发展。在这个领域之外，其他国家将提供其他选择，但由于这些选择反过来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国家与文明共域，从属于文明形态。

近代西方打破了这种模式。按照过去的观点，西方政治社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雄心壮志奇怪地错位了。他们希望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能被普遍接受，就像科学理论享有普遍有效性一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作出巨大的抽象和简化努力，我们也有必要怀疑它是否曾经实现过。

**西方文明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确切地说，它根本不是一种文明，而是一种更接近操作系统的东西。它没有丰富多彩的传统和习俗，也不会追求一种宗教学说或愿景。它的原则广泛而正式，只不过是一个可以探索不同文化可能性的抽象框架。**由于植根于宽容和民主，西方价值观并不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宽容和民主不会告诉你如何生活——它们建立了一些程序，根据这些程序，日后可能会决定那些重大问题。

由于文明国家的定义正是促进和捍卫一种生活方式不受其他选择的影响。现代西方政治社会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被捍卫的价值观本应是普世的，但在实践中，“世界国家”的理念从来没有很受欢迎。毕竟，这些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为执行上的差异预留了充足的空间。而且这些价值是如此抽象，以至于许多问题都悬而未决，需要根据当地情况以不同的方式来决定。

民族国家的概念允许某种程度的多样性，但普世价值旨在提供一个可以使每个民族实现自治的宪法框架。这些普世价值代表了对文明国家的否定，并肯定了试验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一旦被广泛接受，它们可以帮助建立全球机构和规则，减少国家冲突的可能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国家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但世界社会似乎在进步。

可后来，文明国家反击了。西方普世主义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对许多生活在亚洲或非洲的人来说，西方价值观似乎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可以在自由社会中得到保存的承诺是一个致命的自负。如果土耳其、中国或俄罗斯输入一整套西方价值观和规则，他们的社会很快就会成为西方的复制品，失去文化独立性。虽然这个过程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代价，但文化同化却保持了它的威望。但近来，人们日益怀疑，为了获得现代社会的所有好处，是否真的需要模仿西方国家。第二个问题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和规范仍然需要被解释和执行，而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总是把这项任务僭越给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仔细想想，在印度这样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都由西方政治和学术权威对其合法性做出最终决定。似乎没有人认真考虑《印度教徒报》的一篇社论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但纽约、华盛顿或伦敦的主要报纸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文化同化意味着政治依赖。

如果从表面上看，我们已经回到了一个文明国家的世界，其根本原因是世界文明概念的崩塌。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基于这一认识，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最鲜明的段落之一中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抗其他文化的意识形态。亨廷顿认为，西方世界以外的所有人自然地都将“一个世界”的概念视为一种威胁。

我相信亨廷顿是对的，但只对了一半。的确，俄罗斯、中国、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越来越多地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西方文明的概念，认为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种，没有特别的普遍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单纯的智力认定。更重要的是，如果西方觉得有资格动用所有的国家权力工具（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军事力量）来追求它的特殊愿景——那么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围绕自己的美好生活理念建立一个国家，一个背后有整个文明的国家？任何情况下，他们的雄心都温和得多——他们本应成为众多备选中的一个选择。

**亨廷顿没有看到的是，西方对世界文明的幻想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并没有回到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王朝和莫卧儿王朝的世界——甚至没有披着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的外衣。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科技世界，在这里，距离不再足以让不同的文明相隔，边界也只是以前的影子。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即使在愿景上没有普遍性，也在实践中具有普遍性；它们可能会在全球权力上展开竞争，但它们都处在一个共同的、日益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

文明国家的回归给西方带来了一个微妙的问题。要记得，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社会为了一个普世项目而牺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再也找不到传统的风俗习惯，也找不到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但对我们应该做什么却保持沉默。还有一个问题在欧洲尤为严重：既然我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整个地球建立了一个普世的框架，难道我们现在应该是唯一采用这种框架的人吗？

对这一问题，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欧洲有些民粹主义者想让时光倒流，恢复传统基督教社会的有益内容。但更多人认为，即使世界其他地方走不同的道路，现代、世俗的欧洲文明的核心仍然有效。欧盟正在被重构为一个文明国家，一个政治实体，聚集了所有按照特定价值体系生活的人，并利用政治工具保护欧洲文明不受敌人的攻击。普遍性的规则框架可以为另一个目的而翻新。以前，它的目的是要把每一种世界文明都纳入在它的羽翼之下，但现在，它是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根基：不承诺、自由、超然、雅致。从对日益抽象和薄弱的规则框架承诺中解放出来，欧洲自由主义可以专注于发展自身所包含的具体可能性。这主要是艺术家、作家和技术专家的工作。

欧洲可能一直确信它正在建设一个普世的文明。事实证明，它只是在建设自己的文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艰难而痛苦，但它似乎不可避免。当欧洲的政治家开始宣称欧洲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时，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转变。与其说他们在捍卫民主或人权等普世价值，更不如说是越来越多地捍卫一种生活方式，反对各种选择--一场赢家和输家的竞争。这个希望超越文明逻辑的大陆和美国一样，已经非常接近于皈依文明逻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文明国家将取得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