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被误读的冷战与乔治·凯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滨】

一、麦克福尔：中国不是苏联

8月10日，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2012-2014）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驳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 (Robert O’Brien)在 6月26日讲话中的冷战观念以及对中国领导人的诋毁。1麦克福尔认为，中国与苏联有很多不同之处，不可相提并论：首先，中国实行的是开放型、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使人民享受着自主和丰富的经济生活；其次，苏联对外奉行扩张政策，而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最后，中国至今并未出手颠覆过任何外国政权，或通过政变、武装暴力扶植一个亲中政权，中国收紧对港政策， 因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国。

麦克福尔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建立在“现实的中国”(China as it is)基础之上，而非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美方需要准确评估和应对中国的威胁，但把冷战期间的苏联与现在的中国类比于事无补。在美国的中国人并非人人都是间谍。老挝和卢旺达进口中国电讯器材，加纳或意大利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并不会导致自由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攻击。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2012-2014）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

二、乔治·凯南与被误读的冷战

虽然麦克福尔文中对中国的描述还是少不了一些套话（如专制、独裁等），但在如今反华甚嚣尘上、中国已经被彻底妖魔化的美国政治空间中，此文总体上相当理性，也不乏历史深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下的美国居然也充斥着一种争先恐后“创造历史”的激情。特朗普本人对登上总统山（Mount Rushmore）念念不忘。2奥布莱恩讲话之后，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刻意在开创中美关系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模仿1946年丘吉尔的著名“铁幕”演说，发表了《中共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重磅演讲3， 迫不及待地把中美两国拖入新一轮冷战。这种几乎难以遏制的再创冷战的冲动，主要建立在一个基本认知： 既然美国赢得了与苏联的冷战，也必定能够赢得对华的新一轮冷战。然而，这种以简单的输赢建构的冷战认知，与真正的冷战历史大相径庭。

在麦克福尔看来，冷战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西方其实对胜算并无十分把握。美国在冷战中也多有过分之举(excesses)， 如麦卡锡主义、“导弹差距” （missile gap，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军工集团通过夸大苏联核武库的威胁，以争取更多军费开支）、完全没有必要的悲剧性的越战、支持极右独裁政权和南非种族隔离等。冷战期间发生过大大小小130场战争，2000万人生灵涂炭。美国既深度卷入，也深受其害。如果将今天的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美国有可能会重犯上述错误。

麦克福尔对冷战的评判，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看法极为相似。虽然凯南因提出“遏制”理念被称为“冷战之父”，但1946年2月他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Long Telegraph，一般说法是8000字，后来查证是5200字)本意仅仅是告诫读者：苏联不是美国的盟友(never be friends)。而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却抓住“遏制”一词无限“挥霍”，打造成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杜鲁门主义”，凯南本人对此十分不满。杜鲁门演讲数天后，正在美国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任教的凯南在对全体学员的演讲中逐条批判了“杜鲁门主义”(deconstruct Truman’s doctrine)，听者无不为之震动。冷战的成形，其实有相当的偶然因素。凯南上世纪五十年代重返学界后，一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直至2005年去世。4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争取连任的老布什大肆渲染美国“赢得”了冷战，凯南在《纽约时报》反驳道：“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了冷战。这是一场漫长的、耗费巨大的对抗，双方均极力夸大对方的实力和敌意。冷战也损耗了双方海量的经济资源……而对此既无预知，更无准备。”5

凯南对冷战的批评不仅是基于冷战本身，也深受他本人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尤其是美国第六任（1825-1829）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对美国外交的界定，即著名的“美国不要到世界上到处寻机除暴” (America… goes not abroad, in search of monsters to destroy)的告诫，凯南几乎将其奉为箴言，无处不谈。不仅如此，凯南在其后半生十分担忧美国滥用武力的行径，认为美国对世界造成的危险，尤其是核威胁，与苏联不相上下。对美国人民来说，遏制美国自身的冲动，比遏制苏联更为重要。6

对凯南的外交理念，特朗普的外交团队不仅视而不见，而且肆意曲解。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 曾透露，国务院正在制定类似乔治·凯南当年的“遏制”大战略，以应对“非白人”的中国。715个月之后，蓬佩奥一锤定音。美国当局抛出的对华新冷战，不仅继续背离凯南的初衷，而且严重误读冷战历史。

其实，凯南认为美国对苏政策的第一道防线是在本国国内。越战结束后不久，他在一场访谈中说：“没有人能够对我说，美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犯罪、毒品、教育下滑、城市衰败、色情泛滥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只有首先重新振作，我才会告诉你如何应对俄国人。”8

44年之后，美国深陷新冠疫情，民不聊生，作为前驻俄大使的麦克福尔也强调美国应该致力于整合国内、振兴科研、提升教育、改善医疗、推进民主，总之，美国应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尽可能地提升自身能力，而非处心积虑给对方使坏 (trip its opponent)”。

“攘外必先安内”是古今中外的常识。无论是在选战还是执政中，特朗普言必称“让美国再伟大”。如今的美国政治极化、瘟疫肆虐、失业飙升，内政外行的特朗普政府，欲要在对外政策上一鸣惊人，将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刻意推入意识形态甚至文明冲突的不归之路。凯南当年对美国的警告，已经被抛入九霄云外。

三、另一种视角：苏联/俄罗斯学与中国“问题”

实际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新冷战持批评态度的远不止麦克福尔一人。然而，两代苏俄问题专家对美国外交中滥用“冷战”概念的批评却惊人一致，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美国苏俄学界和有关决策人士的特有视角。

虽然凯南本人对中国和亚洲了解有限，但在他主持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三年中（1947-49），与同室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9深度合作，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对杜鲁门政府顶住支持蒋介石政权的“院外援华集团”(the China Lobby)的压力，减少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起到关键作用。不仅如此，凯南早在1947年就预言中苏分裂 。10

凯南本是欧洲和苏联问题专家，但对美国亚洲政策的批评也是一针见血。他在1951年返回学界的第一本著述中写道：“我们与亚洲的关系……反映出某种莫名其妙却又根深蒂固的情结，它显然源于我们自认为是德行高尚的施救者和启蒙家而产生的快感，而对方则是可怜、落后的人群。在我看来，很多美国人都陶醉于一种集体性自我欣赏的自恋境界而不能自拔。这种意识仅仅是在掩盖我们潜意识中深度的不安全感，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自我安慰，而这些与我们外在的言行完全相反。”11

凯南的上述文字，与其说他反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还不如说他非常怀疑美国改变亚洲的智力和能力。同理，凯南对“杜鲁门主义”的批评，并不等于他赞同苏联，而是对美国难以自制地挥霍国力深度失望，而又无回天之力。

事实上，凯南作为一位极为尽职的职业外交官，对美国爱之深恨之切是不应质疑的事实。在政策层面，他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首任主管，在国安会和中情局成立之前，该机构实际上是美国外交的决策中枢，曾对“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的制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情局组建之后，凯南又亲自拟定了中情局秘密行动的规则，即所谓“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旨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凯南所定义的“政治战”几乎包括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 (“the employment of all the means at a nation’s command, short of war”)，如政治联盟、经济手段、宣传战、心理战等；如何借鉴英国和苏联的政治战技巧，如何在第三国支持和训练当地反攻势力，如何支持共产主义国家的流亡人士，等等。12

凯南不仅给中情局“立规矩”，还力图将其秘密行动纳入国务院的管辖范围，甚至一度规定中情局的任何秘密行动都必须经政策研究室审批(clear through)。13然而，随着冷战的深化和扩展，凯南的这一努力注定失败。

如今，凯南当年起草的这份绝密（top secret）文件（见上图），又在新冷战的喧闹中重获青睐。然而，这种对凯南职业生涯的狭隘解读和简单的“拿来主义”，却是见树不见林，完全忽视了凯南对美国冷战整体政策的极度失望和强烈批评。

与凯南早年一鸣惊人但迅速失落的经历相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苏联问题专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创立了“集权理论”(totalitarianism)。14但这一“极端”理论在当时美国的苏联学中并不受待见。布氏在担任卡特的国安顾问后却大有作为：“诱使”苏军入侵阿富汗，15直接推动了中美建交。

麦克福尔作为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问题学者，对苏联体制的痼疾、俄罗斯的动荡和复苏有亲身体验（1983和1985年曾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短期留学）；在担任驻俄大使期间（2012-2014），美俄关系跌入谷底，双方在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干涉内政等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俄方对麦克福尔也很不客气。

然而，作为学者的麦克福尔，对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发展模式也有所关注，16中国的开放姿态也使麦氏对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位于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外交重臣的汇聚之地，17他们之中很多人在职期间和卸任之后，都致力于中美俄关系。麦克福尔在此求学、任教，迄今断断续续已近30年，直接体验了冷战的潮起潮落，大国的盛衰兴废。独特的经历，也使他能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转型路径进行比较和思考，不认同特朗普的对华新冷战，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麦克福尔选择在总统大选决战前夕，在美国外交事务领域最重要的杂志上发文驳斥蓬佩奥的新冷战宣言，也许有助于他最终加盟拜登的外交团队（如果他有意的话）。况且，奥巴马的前国安顾问、很有可能担任拜登团队重臣的苏珊·赖斯(Susan Rice)，还是麦克福尔的斯坦福校友。麦克福尔究竟何去何从，未来数周到数月或将会有分晓。

虽然中美关系的未来不能寄托于美方个别人士的取向，但麦克福尔之前的两代美国苏俄问题学者（凯南和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战略和对华政策上的个人痕迹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或许换个角度关注一下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对时下涉华政策的看法，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启发。

注释：

1. Robert O’Bri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and Global Ambitions,” June 26, 2020.

2. Jonathan Chait, “The 9 Wildest Answers in Trump’s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Swan,” New York Magazine, August 4, 2020,;Natalie O’Neill, “Trump says adding his face to Mount Rushmore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New York Post, August 9, 2020.

3. Michael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July 23, 2020.

4.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onday, June 4, 2012; 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5. George Kennan, “The G.O.P. 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 The New YorkTimes, Oct. 28, 1992.

6. John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Penguin, 2012), 372;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7. 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April 30, 2019 ;斯金纳于2019年8月初因“虐待下属”被解职。Joel Gehrke, “Mike Pompeo fires top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accused of abusing staff,” Washington Examiner, August 2, 2019.

8. 1976年9月，凯南接受Encounter 杂志的采访，见Gaddis, George F. Kennan, 第634页。

9. 戴维斯本人在后来的“麦肯锡主义”中，成为美国国务院第一批被迫害的中国问题专家。

10. Gaddis, George F. Kennan, 第298-99页;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11.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58.

12. “George F. Kennan, ‘The Inauguration Of Organized Political Warfare’ [Redacted Version],” the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International History Declassified.

13. “The Lasting Legacy of George F. Kennan.”

14. 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 The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5. Conor Tobin, “The Myth of the “Afghan Trap”: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Afghanistan, 1978–1979,” Diplomatic History 44,  no. 2 (April 2020): 237–264; “Zbigniew Brzezinski to the Mujahideen: ‘Your cause is right and God is on your side!’" Youtube, Sep 4, 2014.

16. Michael McFaul & Kathryn Stoner, “Chinese Dreams, Russian Realities: Positive changes in Russia’s economic environment have come despite Mr. Putin’s long rule, not because of it,” The Moscow Times, January 23, 2020.

17. 他们中的主要代表包括：里根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克林顿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 工程学院教授)，小布什的国务卿和国安助理康德丽丝·赖斯 (Condoleezza Rice, 政治系教授)，2005-2008年出任美国情报总监(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的托马斯·芬加(Thomas Fingar，政治系教授) ， 卡特的国安会资深成员、中美建交的主要推手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政治系教授，已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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