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江：不对称全球化与国内大循环——一个旅美学者眼中的国内大循环
【文/黄逸江】
2018年由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摩擦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变化，更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常态。这样的变化既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的教条论述，也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在逆全球化下外需转内需的必要性的讨论。然而，受限于主流经济学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推崇和财富即货币的特定认知，向内需转型一直就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动的政策选择。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贾根良教授在其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性地批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和时代错置性，论证了中国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主动转型的必要性；二是为实现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可行的政策改革方案。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笔者认为，贾根良教授的《国内大循环》一书正可以为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参考。本文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角度浅谈贾根良教授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所阐述的部分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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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新秩序
主流经济学对于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崇，始于简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其理论核心是，即使一个经济强国在所有生产领域均占有绝对优势，该国依然能通过专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贸易并获利；同理，即使一个弱国在所有生产领域均不占绝对优势，该国依然可以通过专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贸易并获利。既然所有国家均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各国应致力于削减贸易壁垒来实现国际贸易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放之四海乃皆准的经济发展之路，甚至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自1978年后的经济大发展简单地归功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就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但笔者认为，过去几十年真正获得经济大发展的国家无一不是反对自由市场主义、反对自由贸易主义、强调国家调控的儒家文明体，如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恰恰是贯彻自由贸易主义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彻底的经济体，如东南亚（除新加坡外）和拉美国家等反而陷入了穷者越穷的怪圈。
这些主动降低贸易壁垒、追求自由贸易、无条件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发现其国内经济和就业极度依赖外需，国内市场被外资企业垄断（如对外资最为开放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多年来无法发展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与实施限制性外资策略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进出口比价指数愈发恶化（即必须出口更多的低附加值商品来进口等值的高附加值商品），并最终陷入外债陷阱、失去经济和政策主权。
2月17日，在青岛港前湾港区码头，399米长的“美总樟宜”号集装箱货轮卸载货物。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这些历史现象绝非偶然。贾根良教授在书中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指出：“笔者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崛起的大国都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的崛起之路：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或比自己落后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
笔者认为，贾根良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自由贸易的批判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对历史的反思，比起热衷于通过计量模型“证明”主流经济学教条的经济学文献更值得国内经济学者的重视，否则中国经济学界既不能脱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理论创新，也无法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可行方案。自由贸易的对立面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如何通过“不对称全球化道路”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新秩序。
除提出对外贸易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贾根良教授还对以贸易顺差为目的的主流对外贸易战略提出质疑，进一步探索了何谓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停止继续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从根本上瓦解通过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财政部发行国债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以便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
上述对贸易顺差优越性的质疑和建立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建议与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张完全一致：一是以贸易顺差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可能作为全球经济的通用模式；二是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贸易顺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贸易逆差应尽可能避免。然而，出口的本质是以本国的实体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换取以外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进口的本质是以本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换取外国的实体经济资源。因此，贸易顺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亏损；贸易逆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获利。
故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现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用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换取美元，直接满足的是美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间接助长的是美元霸权的维持。故真正的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秩序应在通过“不对称全球化”（如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提到的保护国内金融和重启“两弹一星”的举国科研体系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位置的同时，逐步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减少实体资源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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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既然贸易顺差是实体经济的亏损和对美元霸权的维持，为何政策制定者还热衷于扩大贸易顺差？
主流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出口能带来就业和外汇：前者稳定社会，后者稳定汇率。这个观点看似正确，但其前提恰恰是接受了现有的国内保守财政和国外美元霸权的设计，导致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体系中难以提升，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故以扩大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质上与中国供给侧改革等产业升级的强国目标相左。
因此，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秩序的实现基础恰恰就是构建以中国为主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即通过新政策设计拉动内需，使就业创造不再依赖于出口，并通过新政策设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稳定汇率不再依赖出口。而由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是以内需代替外需，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就是扩大有效内需的一系列必要政策和配套改革。贾根良教授在书中结合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选择。笔者在此简单介绍为其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持的现代货币理论的两大理论贡献。
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贡献是其从宏观会计准则的角度论证了财政赤字的必要性和功能性,即对任意一个国家在本年度而言，国内政府余额+国内民间余额+外国余额= 0。基于全球收支余额 =全球总收入–全球总支出 =0的宏观经济会计准则，Wynne Godley在1996年提出，对任意一个国家而言，全球总收入和全球总支出可各分为三个部分，即：全球总收入 =本国政府收入+本国民间收入+外国收入；全球总支出 =本国政府支出+本国民间支出+外国支出。故，（本国政府收入-本国政府支出）+（本国民间收入-本国民间支出）+（外国收入-外国支出）= 0，即本国政府余额 +本国民间余额 +外国余额 = 0
Randall Wray在2019年11月20日对美国国会财政预算委员会作的《重审国债的经济成本》的听证报告中，根据该宏观会计准则构建了美国1960—2019年的体系收支余额。
从报告的数据中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在过去数十年间不仅实施赤字，还在大部分年份实施超过其贸易赤字规模的较大赤字，使美国民间余额在绝大多数年份为正。而美国历史上出现经济危机恰恰是美国政府赤字减少、贸易逆差增大，进而导致美国民间出现连续亏损之时。
报告显示，美国民间资本分别在1997—2001年和2005—2008年发生连续亏损，分别对应了美国2001年的经济衰退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恰恰是美国政府分别在2001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所采取的赤字政策（其中，2009年财政赤字高达GDP的13%），将美国民间资本重新推向盈余，进而稳定了美国民间企业的偿债能力和个人的消费能力，使美国经济没有出现如1929年经济大萧条般的“自由落体”。
因此，历史上美国的财政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都是赤字。特朗普上台后把实施财政赤字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从2016年的0.587万亿美元提升到2019年的0.984万亿美元，逐渐接近2009年美国经济大衰退时1.4万亿美元的赤字规模。这么做的结果是有效地稳定了美国的民间资本。美国民间资本的稳定直接带来的是消费的稳定和就业的稳定，以此抵消了美国生产行业由于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疲软。故赤字经济就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经济依仗，其核心经济逻辑即通过财政赤字补充民间资本盈余，从而有效拉动内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根据国内政府余额+国内民间余额+外国余额=0的宏观经济会计准则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数据，笔者构建出1978—2018年中国的体系收支余额。可以发现，1994年以来中国民间盈余由外国赤字（即中国贸易顺差）和中国政府赤字共同构成。中国民间盈余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达到历史高点，约为8.8%，而在2015年后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同时中国政府赤字的增幅不够。
因此，若要实现贾根良教授关于“不对称全球化”和减少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以中国为主的对外贸易战略，中国政府必须增加赤字以稳定中国民间企业和个人的收支盈余，即稳定中国民间的总现金流入以增强民间企业和个人的偿债能力，从而减少中国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简而言之，内需的决定性条件就是民间资本是否充裕。而要使民间资本充足，必须稳定并加大国内财政赤字。
上述源自现代货币理论的分析与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批判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缺乏事实依据的论证互为补充，结论均为中国政府应扩大财政赤字以实施功能性财政，从而推动以内需代替外需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新模式的建立。
美联储大楼 图自新华网
贾根良教授在书中也引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贡献，即其论证了货币主权国家的财政赤字的实际限制条件并非货币资源限制，而是实体资源限制。一个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即本国企业和个人的纳税以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结算，且国债以本国货币结算），不可能由于本国货币和国债的发行而破产。这是因为国家是货币的发行者，而非使用者。现代货币理论作为对后金本位时代货币银行学的革新，强调如下基本事实：货币发行者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商品；货币发行者也永远不可能无法支付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家债券。
许多反华的美国政治家最惧怕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足够的钱可以不断“偿还”中国的国债利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会怎样？美国会不会破产？
事实上，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源于多年来中国对美国实现的大量贸易顺差。这些贸易顺差形成了中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由于美国国债能够提供收益，中国就把不能赚取任何收益的美元换成了能够提供收益的美国国债。但本质上，美元和美国国债都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前者不支付利息，后者支付利息。
美国是如何“偿还”欠中国的国债利息的呢？其实跟其偿还给其他个人或机构的方式一样。即美联储将这些国债持有者的“美元账户”的数字增加，然后把他们的“国债账户”的数字相应减少。
因此，以贸易顺差为目的、以自由贸易为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不能为中国在中美关系上带来政治和经济主动权；相反，其在本质上是中国主动接受美国对其实体资源的掠夺和对美元霸权的维护。理论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使美元不断贬值，但现实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国选择将贸易顺差赚取的美元在华尔街进行投资。因此，美国贸易账户逆差对美元贬值的压力被美国资本账户顺差抵消，使得美元的购买力常年稳定。
作为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中国中央政府作为人民币的发行者同样不可能因为以人民币结算的国债而破产（理论上，中国地方政府作为人民币的使用者，与民间企业和个人一样有破产可能。这也是美国联邦政府不可能破产，但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却破产过的原因。虽然目前中国地方债可以通过现有的国有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永续存在下去，但其设计存在政策性风险。若中国同时压缩中央和地方债，则中国民间资本将受到重大打击，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也无从谈起）。
对货币发行者而言，税收并非是为政府支出而筹款，而是政府支出使纳税变得可能。在现代货币体系下，税收的目的是创造出民间对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的需求，使政府指定的货币成为民间需要的交易媒介，即“钱”。正是由于纳税是现代国家对其国民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国家又规定纳税人必须以国家指定的货币来履行这项义务，税收就创造了对政府货币的需求。政府支出实际上是帮助民间完成对其纳税义务的履行。因此，对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真正具有违约风险的是企业债、个人债、以外国货币结算的外债，而不是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债。
上述的“税收并非为了政府支出而筹款，而是政府支出使纳税变得可能”早在英国殖民非洲时期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英国殖民政府在非洲殖民活动的初期政策基于暴力，即强行驱使非洲劳动力从事采矿和生产经济农作物。但通过暴力驱使的劳动力并不稳定，常导致反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殖民地的总督与非洲人民作了交易：只要非洲人纳税，那么英国人就会利用税收资源为非洲带来“文明”，如修路、建学校。这个方案比暴力强迫好得多，而且看上去很公平，因而得到了实施。
由于非洲人的纳税以英镑结算，且唯有英国政府开设的矿场和农场能支付英镑，故大量的非洲劳动力不得不在英国政府的矿场和农场从事采矿和生产经济农作物的工作，以此赚取英镑来履行纳税的义务。同时，英国人也使用英镑雇佣非洲劳动力修建道路和学校，以履行带来“文明”的承诺。
那么，是非洲人纳税的英镑使英国殖民政府有钱可花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现代货币体系下，纳税和政府支出的逻辑是先有政府支出，后有民间纳税，即英国政府先支出，然后非洲人民才能获取英镑从而纳税。英国政府支出时，英镑被创造并进入非洲民间；收取税收时，非洲民间的英镑又相应减少并回流英国政府。为了保证非洲人民对英镑的持续需求，英国殖民政府实施了高税收的政策，保证非洲人必须持续地为英国政府的矿场和农场工作才能获取足够的英镑来满足纳税义务。
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经验表明，税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政府有钱可花，而是创造了民间对政府货币的需求，从而使政府能够通过发行货币调动民间劳动力以实现国家目的。
同理，国债的发行也不是为了给作为货币发行者的政府筹款，而是提供一种金融产品来吸取市场中过多的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帮助央行调整银行的准备金利率。当前美国政府想要增加赤字，程序是美国财政部发行新国债，美联储间接兜底购买，然后再把钱打到美国财政部的账上，最后再进行花销。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是国债本质上是持有国债者的财富，而由于这些持有国债的人就是民间企业和个人，因而国债增加=民间财富增加，故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债的增加从来就不应该被忌讳；二是美国把赤字债券化的结果是创造出大量违约风险为零、以美元结算的美国国债，以此吸引国际资本回流华尔街，稳定美元汇率并以此巩固美元霸权。
上述现代货币理论对国家财政的诠释对中国财政金融改革的启示巨大，正如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所言，中国中央政府应推行如下政策措施：
一是通过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以扩大民间资本盈余，从而有效拉动内需、稳定就业。
二是建立庞大的人民币国债市场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资本提供一个像美国国债一样零风险的资产品种，因而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从而增发人民币国债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恰恰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手段。
三是随着以内需为主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建立逐步减少贸易顺差，这不仅能减少国家实体资源损失，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原因在于中国贸易逆差意味着外国作为一个整体将持有过剩的人民币（即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实现增发），故贸易逆差和稳定而庞大的人民币国债市场能够吸引人民币回流中国购买人民币国债，从而稳定人民币汇率。
在笔者看来，贾根良教授的上述建议是在结合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参考了美元霸权体系的原理后，对中国如何同时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减少贸易顺差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论述。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和贾根良教授并不主张无限制的财政赤字，如在失业率已为零的情况下，新增财政赤字只能带来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对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真正的限制并非财政税收，而是实体经济瓶颈。但现实往往是哪怕通货膨胀率并不高，政府赤字在实现零失业率之前就因为主流经济学“政府赤字即妖魔”的理论迷信所带来的3%的赤字率红线问题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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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贾根良教授在其新著《国内大循环》一书中还有许多重要讨论，如中央地方财税调整的必要性和中国由于大量外汇占款导致货币发行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等问题。这些具体的制度改革建议正是中国能够使用现代货币理论以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前提条件。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详细论述。
笔者认为，贾根良教授的《国内大循环》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当作为实现习近平所呼吁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政策改革蓝图，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广泛讨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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