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时隔21年回到中国教写作，我的学生记录了这些抗疫真相
【文/何伟 译/观察者网凯莉、马力】
在回到我任教的四川大学课堂之前的几天，当我骑着单车穿过大片荒芜的校园时，我遇到了一个机器人。这个四四方方的机器人高度大约齐我胸，长度比高尔夫球场小车略短，脚下四轮，正面有一个看似传感器的T字型装置。它从我面前滑过时，电子马达哼鸣着。于是我转过身跟在它后面，保持一步的距离。
那天是5月27日，离我上次回川大江安校区已三月有余。这个校区在成都的郊区。2月底，春季学期马上要开课了，我急着到校区回我办公室拿文件。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全国范围的“禁足”当时已持续近一个月。新冠肺炎最先爆发的城市武汉位于成都以东，相距七百英里。校方已通知教职工，至少是本学期初，所有课程教学都将在线上进行。
那段时间，看似只要离开中国就能躲过疫情，川大的一些外籍老师已经离开。美国驻华使领馆的非核心工作人员，以及留守外交官的配偶和孩子也都已经撤离。整个2月份，我在美国的亲友非常担心，纷纷发来邮件。我告诉他们请放心，我的家人安好，我们已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病例非常吓人。2月20日，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病例达到2236例。
自那之后，大家对这种流行病的看法有了变化，这个学期也变得尤为漫长。开学后的第三周，这场流行病正式被定性为“大流行”。第六周，美国死亡病例数已超过中国。那周开始，中国边境对外国人关闭，而撤离方向开始转变——在美国、欧洲的中国公民拼着命要回国，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中国是第一个遭受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回归正常生活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那对九岁双胞胎女儿复课了。第十三周，是我自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坐飞机。5月27日，也就是开学第十周，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我一路跟着这位机器人，直到它在一排宿舍前的路上停下。此时它发出了电子声：“到达站点”。这条路空无一人，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未返校。出了一条新校规：除非得到特别批准，否则任何学生返校之后不得离开。校区的每个大门都设有人脸识别的扫描机器，而且是专门适用于戴口罩的情况。那天当我走进学校，机器扫描面部时，一个门卫告诉我不用摘下口罩，自动显示在屏幕上的有我的名字、体温和教职工证件编码。但作为老师，我可以进，也可以出，这一点跟学生不同。
我站在机器人旁候着，环顾整个安静的宿舍。终于有三个学生带着口罩、拿着手机，从不同方向走来，他们每个人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密码，然后机器人弹出一个小盒子，露出里面的包裹。
图片来源：易购
其中一位学生告诉我，这个包裹是她在淘宝上买的东西。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商网站。在疫情之前，学生是从校园里的“菜鸟”仓库取包裹，菜鸟的大股东也是阿里巴巴。如今，机器人也加入了送快递的行列。这位同学告诉我，当机器人快到宿舍时就会打电话、发短信给她。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跟着机器人，以为它最终会带我去找它的主人。每当我跟得太近，喇叭就会响；如果我在前面急转弯，机器人就会停下来。当我试着朝它大喊大叫时，它没有回应。机器人时不时停下来播报：“到达站点”。然后就会出现戴着口罩的学生，手里攥着手机，径直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在寂静的校园里，感觉就像恐怖电影《疫情下的孩子们》中的一幕。
最后，机器人停在了校园远处的一个“菜鸟”仓库前。一位穿蓝色背心的工人走了出来，开始往机器人身体里装包裹。“我们现在有三个（这种机器人）”，他接着说，菜鸟工人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仓库，用机器人这种办法是为了减少与学生接触。
接着，我又骑上单车，直奔自己办公室。一路上经过一排白色帐篷，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国卫生”。其中一个隔间里，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温度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显示体温过高，这个人就会被送到帐篷里作细致检查。如果有必要，下一步是到校园诊所进行咽拭子测试。接着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儿已经放了一个给我的包裹，里面装着学校为我返校准备的一些用品：五个医用口罩，一双橡胶手套和一盒Opula酒精棉。尽管离开了三个月，办公室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给我的绿植浇水。
去年8月我来到川大，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课和大一写作课。我和家人之所以搬到了四川省会成都，部分是因为1996年到1998年间我在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担任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还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在那之后，我就没教过书了，这一“缺席”就缺了21年之久，整整一代人。
1961年美国肯尼迪总统建议成立“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美国外交政策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能重新接触到中国教育事业，我期待回到课堂见见年轻人。但当春季学期开始时，在成都中部的我被困家中，琢磨着怎么用我们系里匆匆忙忙搭建的在线平台。
中国有将近3000万大学生以及约1.8亿学龄儿童在上网课。每天大约从早上8点开始，这些用户开始登录一些平台。由于这个学期都是远程授课，流量猛增有时让这些平台不堪重负。许多小学还没有尝试互动式课堂。我的两个女儿艾莉尔和娜塔莎，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三年级。她们的老师在网上发布了一些短视频课程，家长们可以随时连网、随时播放。
我在中国认识的老师没人在用Zoom软件这种让每个人都出现在屏幕上的美式授课方式，我们的学生是隐身的。如果你打开摄像头，画面只能看到老师，尽管这样也会有些问题。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刚开始时，我试着直播一节课，但是系统卡顿了很多次，我只能放弃了。之后我避免用视频。每周我都会准备一些低像素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然后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打字进行交流。
在三个班里，我教了大约60个学生，其中只有一位我见过本人。我常常会让某位学生打开自己的麦克风，逐渐能把声音和名字对上号。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取英文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与外界接触还很少时，我们满教室都是中国狄更斯式的人物：叫“黛西”的是个高个子男孩，叫“椰子”的是个漂亮女孩。二十年后，我还留着一些学生的照片：长着雀斑的“懒汉”，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黄黄”，还有瘦得像一个四川稻草的“房子”。那时候，中国农村的人把拍照看作一件严肃的事，大家站得正儿八经，很少微笑。
现在我在屏幕上看不到面孔，光看名字似乎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在我教的大一写作班上有艾格尼丝、佛罗伦斯、詹姆斯、大卫、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每当这些名字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我就会想起在密苏里州中部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1980年，当时我上五年级，班上有三个布莱恩。后来，美国人就不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了。但现在在重庆有好多“布莱恩”。大部分川大的学生都来自于新兴中产阶级家庭，我想通过英文名字的变化来追踪中国的崛起——也许有一天，不再用凯特琳（Caitlyns）、艾登斯（Aidens）和麦迪逊（Madisons）这些名字。
我很高兴看到在非虚构写作班里有位大四学生取名叫西叙福斯（Sisyphos）。当然，还是不乏一些怪怪的名字，尽管现在这些名字常常显得有腔调。在一堂大一新生课上，有个叫“库里”（译注：金州勇士队斯蒂芬·库里）的体育迷和一个叫Rakim的说唱迷。库里总是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译注：金州勇士队服），在网络课堂上摆弄运动牙套（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文章，批评中国国家足球队问题。
Rakim分析了一档名为“中国新说唱”的真人秀节目，该节目出于某些原因禁止留“脏辫”的中国选手参赛。尽管Rakim呆在在湖南东部出不来，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可以适当利用美国少数族裔这个话题。他写道：“在我看来，这项规定不仅是对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对参与者应有权利的侵犯。”
网课里传来的这些声音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年来，像四川大学这样的院校在逐渐减少本地生源，这是高等教育在往前进步的原因。我经常在学生当中做调查，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分布在15个以上的省市，有的来自遥远的西南部云南省，有的来自与朝鲜接壤的吉林省。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从这学期开始时都处于同样的状况。上课第一周，我询问了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出过自己的宿舍了。
中国的隔离措施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要严厉。居委会是最基层的党组织（译注：作者混淆了概念，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党的基层组织），由他们落实这些规定。在许多地方，他们要求每户家庭只能派一个人每两三天出去采购一次生活必需品。如果某户人家疑似接触过新冠病毒，那么在进行核酸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期间他们的大门会被关上，这种情况不是不存在。90年代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寄来了一张门的照片，是她所在社区的一户人家，门上贴着两张封条。
基层组织在新冠疫情阻击战中树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防线，图片来源：百家号
在我自己家，可以看到居家隔离对我女儿们产生的负面影响，她们非常渴望与其他孩子交流。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严格的隔离措施，以及关闭边境、追踪接触者这些办法，切断了大多数的社区传播。
2月20日是我回学校的那天，也是最后一天成都市政府通报有症状本地确诊病例。成都人口约1600万，但自2月底以来只有71例有症状病例，而且所有都是输入型病例。每个病例都是中国公民乘坐了国际航班抵达，然后直接从机场前往接受隔离与治疗。成都防疫成功的例子很能代表中国的抗疫成绩。在我的一项调查中，我问同学们认识的人里有没有被感染的。没有一个人遇到过。
在第六周，我问，“你现在可以出社区了吗？行动还有限制吗？”我得到的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现在都可以出门活动了。因此我决定派他们去做一些报道。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瑟琳娜。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的工作很普通。每当我在课堂上点名瑟琳娜（开麦克风）发言，我都会听到交通的声音：发动机声、喇叭声、人声。这学期快结束时，她解释说，她住的房子条件很差、墙很薄，而且外面有一条繁忙的马路。
瑟琳娜是独生子女，她的同学差不多都是，但比起其他同学她似乎缺乏一些对未来的信心。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是否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比父母那一代更好；在52名受访者中，只有瑟琳娜和另外两位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会和父母那一代一样，甚至更糟。
瑟琳娜第一次提出申请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时，我拒绝了她。当我准备搬到中国时，为了限制班级人数，我要求申请者提交写作作品。秋季学期第一天，瑟琳娜还是出现了，然后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问她是否可以旁听。我不接受旁听，但她邮件里的一些内容让我重新考虑了。我跟瑟琳娜说过她可以修这门课并且拿学分。
从一开始，她就很突出。她本专业是英语，文笔很好，尤其她的报道写作让我印象深刻。她个子矮小，害羞且谦逊，但她似乎明白这些品质能让人感觉放松。秋天，我要求学生们开展研究项目，瑟琳娜加入了一群有感召力的四川人天主教徒，他们组织避静、祈祷，并因上帝的力量而哭泣。然后为了下一个项目，她又去了成都一家同性恋酒吧。这种转变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突然，因为成都本身就以基督教和同性恋社区而闻名。在美国，这样的组合是违背逻辑的——旧金山（译注：著名同性恋大本营之一）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译注：美国天主教教区之一，而天主教不承认同性恋合法）最终走到一起。但在中国，基督教徒和同性恋者都是边缘群体，他们更有可能在成都这种以包容著称的地方蓬勃发展。
秋季学期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学生都很擅长报道性写作，而瑟琳娜就是其中之一。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的高校之一，但是我的学生里少有传媒专业的。即使在新闻系，本科生也很少做大量的实地工作，因为中国的新闻专业课程强调理论。
一开始，我不确定我的学生是否适应这种自主型课题，尤其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大一新生。过去20年里，备战高考不断强化，一部分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通常会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孩子的教育上。因此，备战高考成了一项残酷的苦力劳动，高中生几乎没有机会培养创造力或独立能力。
但我很快意识到，尽管高考有很多缺陷，但它培养出了勤奋的研究型人才。学生们对“无聊”有极高的忍耐力，而这正是有效新闻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当我讲解细节的重要性时——数据、标识、标语、导语、面部表情，学生们就会去收集这些数据。我教的大一写作课上全是工科生，没道理要给他们布置新闻课题作业，但没有人抱怨。
即使是这些独生子女，似乎也没有什么权利感。秋季学期快结束了，当瑟琳娜一头扎在天主教社团和同性恋酒吧里，我才意识到之前我没能成功帮她注册上这门课。行政部门告诉我现在操作太晚了，她不能获得学分。瑟琳娜上非虚构写作课的经历一波三折——先是被拒绝不能上课，然后不能获得学分，但她的反应竟然是客客气气地问我，能不能把学期内作业完成，然后春学期再上一次这门课。这个传统始终没有改变：在中国，学生总是很尊敬自己的老师，即使这老师是个白痴。
当我们从自我隔离中走出来时，我让学生写一个人或一家机构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的。在南京周边，安迪的家人认识一个经营呼吸机工厂的人，所以他去这家工厂考察了，了解到该厂家产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东北辽宁省，莫莫研究了一家销售量大幅下滑的国有烟草公司。有报道称，在疫情隔离期间，美国的烟草使用量有所增加。但中国人吸烟通常是为了社交，比如在宴会和晚餐上点燃香烟，并以盒装香烟作为礼物。这家烟草公司的会计告诉莫莫，他们在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之一就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发放口罩和消毒液，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这都是一种公共卫生的新视野。
我喜欢来自不同地方对生活的一瞥。在西安，伊莱恩去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注意到酒吧老板给一些啤酒进行温热，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女生喝冷饮不好。西叙福斯讲述了一位药剂师，他谈了如何规避政府关于禁止哄抬口罩价格的规定，尽管他的责任感让他没这么做。弘毅跟踪报道了成都一家国有银行，向信贷经理了解一项允许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申请延期还款的新政策，弘毅称有370人打电话给这位经理询问这项政策的有关情况。这个分行批准了22位客户的延期还款申请。在另一家分行，所有申请人都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从经济层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似乎得靠自己。今年4月，中国出现了经济收缩。但刺激政策仍然保持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那样向许多公民直接“撒钱”，而是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允许商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商贩在90年代很常见，在那之后开展了城市管理整治的工作。现在，各种摊贩突然又出现了。每到傍晚，小区周围的人潮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成都。
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是从工厂或其他行业的低层岗位上下岗的。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也经常发现他们的薪水降低了。今年5月，当我飞往杭州时，国航的一位空乘对我说，她和她的同事现在是按飞行时间拿工资的，而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工资——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飞行员来说，减薪幅度可能更大：一位为海南航空的男飞行员告诉我，有那么两个月他的工资不到正常工资的10%。我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谈话经历，但人们通常会说他们还好，因为有一定储蓄。
与此同时，他们对稳定性的期待也比较低。中国的中产阶级才刚刚崛起，还没有自满的资本，这也是他们存现金的原因之一。他们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变化。一位来自河北省名叫凯茜的学生记录了一位经营着小企业的创业家，他最开始是做酒品销售。2012年，中共禁止使用公款宴请和其他娱乐活动消费，作为全国反腐运动的一部分。之后，这位陈老板的企业销售额直线下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陈老板转向了一种“不易腐败”的产品：牛奶，成功转型成为一位牛奶经销商。但随后爆发了新冠状疫情，一切又推倒重来了。陈老板和他的配送团队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每天十个小时的跋涉，与沿途每一家商店的老板交谈。他推出了一系列巧妙的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对凯茜说：“事实上，我非常感激这场流行病。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可能不再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改变公司的名称——公司名里一直有“酒”字。凯茜问，对于卖牛奶的，这个公司名是不是个问题。陈老板说，“他们不看你名字是啥，他们看你具体卖啥。”
当政府认为人民总能想到赚钱的办法时，他们采取的公共卫生手段会截然不同。留给个人的选择余地很小，但也很少让个人承担责任。隔离措施得到了严格执行，任何受感染的人都被立即从家中带走，然后在公立诊所进行隔离。到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不论国籍，都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隔离。
中国海关疫情防控工作包含人员分流、体温检测、采送样、卫生处理等10多个岗位，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我偶尔会在官方公告中看到表示社交距离的中文术语“安全距离”，但我从没听人口头说过这个词。当然，这在公共场合基本没有实现。隔离结束后，地铁、公交和火车很快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坐的是飞机，机型是空客A321，机舱里185个座位都坐满了。当我采访企业或外交人员时，我们互相握手，就像疫情之前那样。行人还是在街上吐痰。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戴口罩仍然是强制性的。除此之外，在与人接触方面几乎没有改变。
我女儿上三年级时，班上有55名学生。开学后，人数减少到54名，一个女孩和家人去塞浦路斯度假，结果被困在那里。有人尝试过把课桌分开，但是在一个规模本就不大的教室里要坐下这么多人，说要保持距离，也保持不了多远。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通道进入学校。走廊上的标语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到学校，我们能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
保护我和你是可能的。
最初，学生们戴口罩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在第一堂音乐课上，我的两个女儿学到了如何戴着口罩去吹奏长笛——只需把口罩下沿掀上去然后把笛头放在嘴里即可。我还看到一些老师把与便携音箱相连的麦克风别在了口罩上，这样他们就能戴着口罩讲课了。
不过到了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门宣布低风险地区的学生可以不必再戴口罩上课。一些老师在讲课时开始不再戴着口罩，不过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还是没有摘下口罩。此外，我发现孩子们在午餐时间为废弃的口罩找到了新的用途：他们把口罩翻过来放在餐桌上，然后把骨头等食物残渣放在上面。
女儿的学校里对洗手有固定的时间安排。而且每天下午，校园广播里都会响起“测体温时间到了”的提示。事实上，女儿们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第一次是从早上6:30开始的，家长们会准时在班级的家长微信群里通过“接龙”方式报告自己孩子的体温。家长们会把自己孩子的姓名、学号、体温发在群里，并以“身体健康”结尾。第一个家长写完之后，另一个家长会接着写，一个接着一个，我的手机每天早上都会显示60多个家长群未读信息。到了差不多8点左右，老师便会催促还没有参加“接龙”的家长：“某某的爸爸，请尽快接龙！”
其实，我对参加这种“接龙”是有一点惧怕的。每天早上，我都要在手机APP上完成好多麻烦的任务。比如，我每天都要填写一个表格交给川大，其中要列出我当时的体温、居住的地点、过去14天里是否曾与到过湖北省武汉市的人员有过接触。如果到中午还没有完成这个表格，一位行政人员就会不辞辛苦地发来一个礼节性提示。比如4月11日中午12:11我就收到了一条这样的信息：“嗨，何伟老师，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此外，我每天早上还必须扫描两个女儿健康报告上的二维码。有时候我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会觉得有些怪异：在开始“接龙”的第一个月里，我在家长群里共收到了1146条女儿同学的体温信息。
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切实发挥了作用呢？一些流行病学专家曾对我说，体温检测虽然有一定作用，但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控制疫情的工具。而且他们认为，通常来说社交隔离对控制疫情而言比戴口罩更加有效。但一位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对我说，大家的确应该戴口罩，虽然在戴口罩作为一种防疫手段的有效性方面，他还没有获得任何数据。缺乏这种数据的原因在于，戴口罩的同时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在采取居家隔离措施之初就开始要求人们佩戴口罩，所以实际上，中国在控制疫情时并没有指望口罩能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在疫情扩散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国从未允许当地居民进行自由活动，他们实际上是希望戴口罩、社交隔离和良好的判断力能够共同发挥作用，阻断疫情的传播。
中国应对疫情的策略主要是进行强制性隔离，直到病毒传播链条被彻底切断。成都的小学从未采取过那些有效同时也更加大费周章的措施，比如压缩课堂人数、改造学校设施、进行户外教学等，其原因就在于疫情并没有在成都获得大范围传播。我观察到，政府并不相信普通民众会在隔离期间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过与此同时，政府对各抗疫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是极为依赖的。
我的好几个学生（包括瑟琳娜在内），都调研了自己老乡的居委会。瑟琳娜发扬了她一贯的顽强作风——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周花两到三天走访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在疫情爆发前，她几乎没注意到那些基层组织的存在。她觉得那些组织就像是处于休眠期的古老生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政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居委会在那时的地位是很突出的。不过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居委会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中变得有些可有可无。
但居委会的确在此次疫情中变得更加重要了。在政府的资助下，居委会聘用了一些合同工，其中包括那些不得不停业的小商店的店主。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单，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协助开展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不过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犯下错误。
据瑟琳娜的描述，今年1月底，一位干部被指定负责一个有1136户居民的小区。在两天里，他和同事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半夜，一直在爬楼、敲门。但他们却漏了一户：那户在敲门时没人回应，他们没有留下便条，也没有在过一段时间后回访。
不过很快他们就不再犯此类错误了。瑟琳娜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相处时发现，他们的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岗位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清楚疫情的严重性。据中国媒体报道，共有53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岗位上殉职。不过，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失职而受到惩罚或被辞退。上面提到的那一位漏查居民的干部就是其中一例。那位干部告诉瑟琳娜，那户被漏掉的居民恰好是小区里唯一的感染病例，我们叫他“小刘”。在工作人员敲门时，小刘正在洗澡。
在一周前的一个聚会上，小刘跟一个DJ聊了很久。他后来得知，那位DJ被一个从湖北来的人传染了。35岁的小刘仍然单身，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密切接触患者后的行踪细节被公布在一个政府微信公众号上。在中国，病毒携带者的旅行史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可以轻易获得的信息。小刘的旅行史表明，在被感染（他自己对此并不知情）后的三天里，他去过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房、三个加油站和六家餐厅。小刘的口味很杂，他去过煎饼店，也去过牛蛙和鱼头餐馆。他接了一位黄姓朋友，然后去见了他年长的父母。他去过工作单位，还感冒过一次。感冒之后，小刘去了几家药店，他又去接了一个李姓朋友，然后第二次去看了父母，随后他又去了另一个聚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里，小刘行踪细节被完整披露。他真是个一刻也不停歇的人！
这些详细的信息都是由在中国疾控中心指导下工作的追踪员整理的。中国大概有3000个疾控中心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都有100到150名工作人员。在武汉，大约有一万名追踪员，而且在中国超过80%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些追踪员大概被分成5到7组，每组由一位接受过正规公共卫生训练的人领导。其他组员可能没有公共卫生行业背景，但他们出自同样注重细节的教育体系，而他们通常对当地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很多追踪员为居委会或公安局等政府机构工作。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许多追踪队，与此同时中国疾控中心也聘请了具备专业知识的其他人员。
在上海，一个名叫江熹霖的24岁小伙子被安排在中国疾控中心和盖茨基金会的好几个项目里工作。小江正在牛津大学读博士，已经是第三年，他的研究领域是基因制药与统计学。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深造。3月初，小江对英国盲目自大应对疫情的措施感到忧虑，于是请求导师允许他回中国进行在线学习。“他们都觉得我那时回国真是疯了”，小江对我说。
在上海，小江协助疾控中心建模、编程以及撰写建议。“第一个周末，我周日夜里12点接到了一个电话。没有人会说：‘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的建议写好了吗？’我说：‘还没有’，然后他们说：‘我们明天中午之前需要这份报告。’”小江很快就对这种要求感到习惯了。此外，小江还发现，如果深夜电话打通了但没有人接，这通常意味着电话那边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人开始回国。知道这些人的旅行史会很有价值，所以小江写了一份建议，请求旗下拥有微信的腾讯公司提供这些回国人员的IP登录信息。“他们以数据隐私为由拒绝了我”，小江说。他被告知，腾讯公司反对以这种方式使用其数据。
有一次，我和小江在上海吃晚饭，他向我展示了两部手机是如何通过蓝牙互相感知到对方的存在的。这种技术可以被用来确定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在疾控中心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小江的同事建议使用这项技术。但她的想法被很快遭到了否决。“他们说，‘这违反了信息保护条例，我们不能这么做’，这还真让我挺惊讶的”，小江说道。
这让我也感到非常惊讶。考虑到那么多铁腕隔离政策，我本以为政府会动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去抗击疫情。但看起来，一些大科技公司对此进行了抵制。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可以用来监视、控制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但这种技术工具远没有韩国或新加坡开发的成熟。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手机系统开发的病毒报警手机应用已经被数百万人下载，而这种应用就是通过蓝牙来确定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的。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健康码”在记录一个用户的地点变更时，依靠的主要还是人工数据：一个用户用身份证在机场值机或他的车牌在一个收费站被拍下来都是这种情况。
一位来自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一个科技发达的中国城市已经在着手开发一种功能更加强大的追踪技术，它可以把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从而能够向任何与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人发出警报。“但那套系统从来没有投入实际使用，即便在那个城市里也没有”，这位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说，“由于涉及数据隐私问题，政府部门不可能批准其投入使用。”
他还指出，这种手机应用其实是通过发射手机信号的通信铁塔，而不是更加精确的GPS数据来追踪人们的旅行史的。“你可以说，对抗新冠病毒最有效的还是那些老办法”，他继续说道，“这些办法在50甚至70年前就存在，从未变过。”中国疾控中心的规定，无论什么时候发现新病例，哪怕是在深夜，都必须立即电话通知追踪员。追踪员只有8小时去完成追踪工作。
到了6月，北京连续56天没有出现本地确诊病例之后，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突然出现疫情。那位来自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新发地市场之前一直管理得很好：人员必须佩戴口罩，任何人进入市场都必须出示健康码并测量体温。可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300人被感染，而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此次爆发的初期发现苗头。
该市场的第一个病例是一个50岁的男子，他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去一家医院要求进行病毒检测。这是老办法显灵的又一个例证：中国政府向民众的公共宣传非常有效，这个男子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而且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去了医院，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传染给他人。后来，政府封锁了北京的部分地区。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北京完成了1200万居民的核酸检测。北京的检测能力是每天40万人。
中国多地核酸检测从采样到拿到检测结果只需一天，图片来源：大众网海报新闻
“一些地方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新发确诊病例，最近却突然爆发疫情，这说明新型冠状病毒很难完全被消灭”，香港大学药学院院长梁卓伟告诉我，“这种病毒会在超级传播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疫情可能会出人意料地爆发。”
4月下旬，开学第9周，我在新生班与大家一起讨论写作作业。快下课时，我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写道：“你能谈一谈现在美国的情况吗？”
整个学期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给我和学生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了阴影。开学第3周，一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表示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第4周，特朗普开始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第6周，美国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之后，美国的数据开始出现激增；第10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的10倍；到了第15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的20倍。第16周，我在非虚构写作课上讨论了《时代》周刊驻北京撰稿人张彦（Ian Johnson）一本书的节选。我告诉同学们，张彦的签证已经在第4周被拒。这是两个政府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一种表现，最后局面甚至发展到了互相驱逐记者的程度。
到了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一些学生的文章里提到了佛洛伊德（Freud）之死，最初我还有点不解。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有学生读到了中文媒体关于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的报道，然后通过汉译英翻译软件把两个英文名字搞错了。
尽管人类已经有了这么多科技进步，但距离还是会产生影响，在线教学与面对面交流还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渴望能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已经尽己所能介绍清楚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学生们还是对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发表意见非常谨慎。记得90年代我在中国任教，每当谈到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以及中国的一些贫困状况时，我会非常依赖对学生面部表情的观察来调整话题的方向。而在网络授课时，我什么也看不见。
在今天这个更加繁荣的成都，人们在面对面聊天时，不愿意触碰的敏感话题已经少得多了。人们会嘲笑特朗普，在他们眼中，特朗普是个不值得认真看待的人物。随着春天慢慢过去，人们在谈话时往往会得到一个标准结论：此次疫情证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胜过自由，而美国人却正相反。
我其实并不喜欢这种太过简化的论述，成都人没有提到武汉在初期是否有掩盖疫情的情况，也没有提到香港、新疆的局势，更没有提到还有好多民主国家在处理危机时的表现其实比美国要好得多。我一直在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抗疫的失败其实并不是反映了美利坚的民族性或价值观出了问题，而是反映了一种体系的崩坏，即领导力的危机和制度的结构性危机。
其实，中国的许多抗疫做法是无法在美国或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付诸实施的。在中国，严格的个人隔离措施同样适用于儿童，即便那个儿童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也要与父母隔离。
前面提到的那位上海流行病学专家也曾在美国工作过。我问他美国可以在哪些方面向中国学习。他脱口而出：“社区参与”。我对他说：“美国没有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美国很有必要找到能够发挥类似作用的组织”。他指出，如果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那么就有可能发挥类似中国居委会一样的作用。
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詹妮弗·纽佐（Jennifer Nuzzo）对我说，追踪感染者的旅行史在美国已经是一门“失传的手艺”。“我们曾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进行过研究，发现当时并没有做什么密切追踪的工作。密切追踪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很难进行，公共健康事业因此受到了巨大打击”。
在我看来，中美抗疫表现的不同还与教育和努力程度有关。抛开中国学校教育中所涉及的政治理念不谈，中国的这套制度的确是引导人们尊重科学的。
此外，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观，社会因此变得更加欣欣向荣且，并未丧失向上攀登之志。25年前，我教那些的年轻人都在渴望脱贫的驱动下刻苦努力；如今，我教的这些来自中产家庭的孩子们同样十分勤奋，因为他们身处的环境中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这些品质是抗击疫情的完美武器，至少在政府机构的组织之下的确如此。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对疫情的回应则被动消极得多，即便是那些看清问题严重性的美国人也认为只要遵守隔离令并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就足够了。若要希望控制住疫情，美国需要进行积极的、有组织的抗疫工作，而且需要有强有力的机构在其中发挥指导作用。
不过，手足无措的美国领导人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他这么做甚至会带有一点种族主义色彩，“功夫流感”、“中国病毒”这样的说法被发明出来就是证明。中国政府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抨击的回应贯穿了整个春天，但这种外交紧张局面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并未造成影响。中国人对我依然很友善，人们经常对我说，政府之间的问题与两国百姓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确实很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学校2000多名学生里仅有的西方面孔。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一家在成都感到越来越孤立了：我所相识的大部分美国人都离开了，成都街头的外国面孔已变得十分稀少。到了5月底，我的双胞胎女儿告诉我和她们的妈妈，她们班上有个男同学说了一些反美的话，但我们什么也没跟老师说。女儿班里的几乎所有同学对她们俩都很友善，不过随着各种新闻报道不断出现，零零星星的反美情绪看起来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记得黑人弗洛伊德被杀的那周，美国新冠死亡人数逼近10万，女儿的老师很快作出了回应。那是个周一，老师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用中国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科学、教育和个人努力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那位老师还介绍了前一周马斯克在加州的公司是如何将一枚载人火箭发射升空的。在故事的结尾，她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第16周，我终于回到了教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有传言说本科生将要像其它省份那样返校。但最终决定还是要由地方政府作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疫情再次爆发，地方官员是要被问责的。四川大学似乎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风险。不过，高年级学生被召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了，同时返校的还有一些有特殊原因的学生，但大部分低年级本科生被要求继续留在家中。我是很失望的，我本以为可以见到我的学生们，但最终我的一年级学生没有一个返校。
最后，这一切成了一场带妆彩排。校方引进了发热检测帐篷、快递机器人和人脸识别扫描仪，不过我觉得校方很可能是在为秋季学期开学进行系统测试。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他们很担心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中国人似乎对现状并不满意。“目前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长期解决方案。”
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则表达了对缺乏社交距离的担忧，他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没有居家隔离那么激进但比戴口罩更加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疫情。“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疾控中心里有些聪明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
返校后的第1周，只有4个学生出现在非虚构写作课上，他们是瑟琳娜、艾米、方顿和西叙福斯。这就像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室，我们5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同时耳机和麦克风也把我们与其他同学连在一起，当时其他同学仍然分布在中国各地。每个回来的学生都有自己回来的理由。艾米是唯一一个家在农村的学生，而且跟瑟琳娜一样，她已渐渐厌倦了嘈杂拥挤的家庭环境。方顿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需要尽快去校医院看牙。而西叙福斯正在读大四，他被要求返校参加考试。他刚到的时候还戴着口罩，但他看其他人都没戴，就把自己的口罩也摘了。
西叙福斯个子很高，头发有点卷，他说今年秋天会去上海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看起来似乎大部分大四学生都要去读研，政府对学术研究生进行了扩招，这样可以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以前在线上授课的时候，西叙福斯非常腼腆，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名字的来历。不过这一次我当面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的脸有点红，解释说他在高中就起了这个英文名字，因为他喜欢希腊神话。“那你的那块大石头在哪儿呢？它在高处还是低处？”我问道。“它在中间。”西西弗斯用手在胸前位置比了比。
我经常会想：2020年春天的经历对于这一代“新冠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离历史这么近，而且我正在报道它，”瑟琳娜在一篇作业中写道，“我想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做些记录了”。她说，跟居委会打交道的时候，她看到政府官员和警察共抗疫情，这也让她对上学期进行的调研重新展开了思考。她意识到，这些忘我奋斗的社区人员，正是此前“被”转变来针对（had been turned against）基督徒和同性恋群体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此前只是恰好站在了不同的立场，有时身处某种矛盾境地当中。”瑟琳娜写道。（译注：此处何伟并没有给出“针对”特定人群的具体事例，但用了语言技巧，以被动态暗暗指责改变这些“好人”的力量，谨供读者甄别。）
在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传来的各种声音进行互动。我知道，这种交流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学生已经放弃赴美读研。今年7月，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之后，中国做出的回应是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中美关系的裂痕将会长期存在，而且这两个国家正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轨道中：7月初，美国两天里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就已经比中国的确诊病例总数还要多了。
一个中国年轻人从这场危机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很可能与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完全不同。在我的学生们完成的最后作业里，很多人都表达了他们对政府的信心。从牛津回到上海的江熹霖对我说，他也注意到了复旦精英群体出现的心态变化。“甚至我那些最喜欢批评自己国家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有信心了”，江熹霖说。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我问学生们对未来如何打分，最悲观是1分，最乐观是10分。把已经发生的：中美关系破裂、新冠疫情爆发、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50万人都考虑在内之后，他们给出了7.1分的平均分。
第17周，只有3位同学参加了非虚构写作的最后一堂课。西叙福斯已经离校了，跟其他大四毕业生一样，他提前办理了离校手续。不知通过什么方式，瑟琳娜、艾米和方顿知道了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他们策划了一个令我感到很意外的生日会。快递机器人送来了气球、彩纸屑和可以拼出生日快乐的字母。此外他们还订了一个蛋糕和一份冒菜，外卖送到了学校门口。瑟琳娜把远在外地的同学们的祝福话语和照片都打印了出来并装订成册送给我。学生们的话语中体现出了一种中国式的自谦。“感谢老师阅读我的拙作（也就是对您的折磨）”，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过去4个月里，我通过学生们的声音、文字和调查项目认识了他们。现在，在这本装订成册的生日祝福里，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在河北省调研了酒商或奶商的凯茜、去过西安女同性恋酒吧的伊莱恩，以及关注成都银行经理的弘毅。我注意到了照片上的一些细节：帕特里克戴着眼镜，多恩留着齐肩长发，美乐蒂与自己的狗站在沙滩上……在照片里，每一位学生都在微笑，他们自然舒展，已经与旧时代中国人在照片里的样子完全不同了。我多么希望我们已经见过面，但只要知道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生活着，我也感觉很开心了。
（观察者网凯莉、马力译自《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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