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总有人说中美的问题是缺乏互信，但其实都是利益考量
【2月19日，阎学通教授在清华“雨课堂”进行了主题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的线上授课，观察者网整理全文，以飨读者。（本文未经本人修订）】
这次疫情中，我看到很多人在讲到中美在防疫问题上的矛盾的时候，说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信任。其实从2012年起，就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好像有了战略互信问题就都会解决一样，这其实是对战略互信是什么缺乏了解。
信任赤字的意思是没有战略互信就无法进行国际合作，有了互信就自然可以进行合作。但从客观的实际经验来看，信任赤字是存在逻辑问题的。信任既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合作的充分条件。
没有信任也可以进行合作。比如说二战期间，美、苏和英、苏都进行了战略合作，那个时候苏联跟英国和美国是没有任何战略信任的，特别是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信任。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中国和日本现在的战略互信关系很低，但从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日本在防疫方面跟中国是非常愿意合作的。
再比如说核不扩散条约，并不是有核国家都相互信任了才合作的，是在这些国家相互没有信任的时候，在利益的推动下，他们就开始进行合作了。有了共同利益，没有互信也能合作。
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有战略互信但不合作的现象。比如我们跟俄罗斯的战略互信是非常坚实的，中国跟俄罗斯的战略互信远远高于中国跟其他的大国。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跟俄罗斯就没有进行合作，中国不会派兵或者投票支持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政策，所以有战略互信也不意味着就会合作。
阿富汗跟中国的战略互信也很强。阿富汗这么多年在反恐，中国绝不会支持恐怖主义，坚决支持阿富汗政府，但这次阿富汗中国没有防疫合作，为什么？因为首先中国去阿富汗的人极少，很难想象有人从中国去阿富汗并且把病毒带过去。第二，阿富汗没有财力和技术能力帮助中国进行防疫。所以尽管中国跟阿富汗有很好的战略互信，但也不会有防疫合作。
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是来自于中俄长时期的合作。而中美之间从1989年之后，应该说是合作少于冲突。1993年警察查中国的商船、1996年在台海支持台湾分离主义，1999年炸中国的大使馆等等……这么多年来，中美之间就是冲突很多、矛盾很多，合作是少数，而对抗是多数，所以形不成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是合作的结果，不是合作的前提。
还有一个跟互信相关的特别流行的事情。一缺乏互信、一有矛盾，就有人说要加强交流，通过加强交流增加互信，进而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
这个想法实际对互信是什么不了解，互信是建立在了解对方的善意的基础上，是信任对方不会伤害自己。交流并不能增强这样的认识，交流可能增强了对对方的善意的认识，但也可能更深刻地看到对方的恶意，通过交流发现这个人真坏，以前没跟他接触还不知道。
所以这样交流实际是有可能增加互信，也有可能增加互疑，取决于相互交流之后了解了对方的什么。了解了对方的好的一面，能增加互信；了解了对方坏的一面，增加的就是互疑。
中美之间其实交流的渠道很多，官方的就有上百个，但战略关系还是越来越差，战略猜疑还是越来越重。
这就好比两个人因为相互不了解，所以坠入爱河，这就是我们说的一见钟情。结婚之后由于双方相互了解太深刻了，所以决定离婚，因为知道实在是没法跟对方共同生活。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做《五蠹》，在这里边他提出了“上古敬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意思是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策略不一样。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乐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有巢氏解决的这种禽兽对人的安全威胁问题，今天我们说它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这是很奇怪的，这种非人的禽兽的威胁，远远早于人对人构成的安全威胁，但是我们习惯了后来人对人的安全威胁，几千年以后再讨论这种非人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非传统安全。
在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你可以得到众人的拥护，无论是哪个部族都支持你，因为解决的是所有部族都面临的共同的安全威胁。
“民食瓜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使王天下，号以曰燧人氏……”
这又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疾病，咱们今天的新冠病毒就是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当时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就是一个人出来说咱们用火吃熟食，这样就解决了疾病的威胁。
到了“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这仍然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我们现在说的雾霾、气候变暖，也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
到了近古就发生了变化，“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这时候变成了人对人构成的威胁，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制造的，一部分人威胁别人的安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战争。战争所解决的问题叫做传统安全问题，很奇怪，后出现的问题反而被称作是传统安全问题。
大家看到，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是容易合作的，因为它对所有部族、所有人都构成威胁，所以大伙有个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使得大家容易合作。
而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人对人构成威胁的时候就难以合作了，因为传统安全问题是你那拨人对我这拨人构成的威胁，不是对所有人构成的威胁，于是一部分人就会起来跟另一部分人去打。
根据合作事务的性质来看，非传统安全的事务是非零和性的，而传统安全的事务往往是零和性的。
什么叫零和性事务？就是A的增加等于B的减少。比如国家主权，这部分土地是你的，就不是我的；战争，你打赢了，那我就打输了；世行投票也一样，你票数多，我票数就少；奥运比赛，你得金牌，我得不着……这些都是零和关系。
我们往往一说到零和的时候老讨论赢者通吃，实际上不仅仅有赢者通吃，同时发生的还有单输，赢的一方获得的利益和输的一方失去的利益是一样的。
非零和事务也一样，很多人认为非零和事务就是双赢，因为A的利益的增加或减少，都不影响B的利益增加或减少，比如相互贸易、防疫等。但非零和也可能是双输，你输了我也输了。
所以安全和政治利益属于高阶政治，而且多是零和性的。军事实力、优先主导权、传统安全权力等都是有限的，所以往往形成零和。
而经济和文化都算是低阶政治，往往是非零和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防疫，也就是健康，所有国家里都是把健康归属于在文化领域，那么这样我们就发现防疫是一个非传统安全，就变成了跟财富和文化一样。文化就是享乐，财富和享乐都是无限的，比如说你听相声，听多少你都不影响别人，这种消费无限的。
但是权力不行，权力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军事优势也一样，是建立在双方关系上的，所以具有零和性。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零和性事务的合作相对困难，非零和性事务合作相对容易。
合作的性质
什么叫合作？合作是指双方相互妥协的行为，比如说外交就是妥协的艺术，这和军事有区别，军事是压迫对方的艺术。外交不是压迫，是妥协的艺术，通过妥协来实现利益。
妥协是双方作出让步，而屈服是单方面让步，这样就理解了什么叫做合作，什么叫做屈服。比如说大家看现在有两个图，中俄之间签订一些军售协议，这就是合作，双方都愿意，在价钱上、在技术水平上经过讨价还价，都做出一些让步，然后形成了的合作。
另一个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签署投降协议，这就不是合作而是屈服，同意也得签，不同意也得签，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日本签署投降协议（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所以简单地讲，合作是有选择余地的，而屈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这里边结合一点关于外交的概念，我们长期有一个概念说“弱国无外交”，这种说法其实是为自己外交不成功找的一个理由，因为我弱，所以我就外交不成功，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弱国来讲，正是因为你军事能力差，没有办法用军事力量来压迫对方，所以才更需要通过外交来让对方最大限度地做出让步。所以弱国不是无外交，弱国是得靠外交。
比如大家看到很多实力不强的国家，这次都采取了非常好的一个弱国外交策略，他们说我们也没钱，也没技术，也帮助不了你中国，但是我们怎么样搞一个零成本外交？我们就给你写表扬信，用这种外交方式来改善、拉近跟中国的关系，为今后获取中国的帮助创造条件，这就是典型的弱国的聪明外交。
合作不等于和谐
合作跟和谐的区别是什么？合作是以冲突为基础的，因为有冲突，所以要进行合作。
比如说A国和B国有冲突，于是B国找C国合作，合伙共同对付A。由于A跟BC都有矛盾，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促成了B和C之间的合作。比如美国跟日本共同遏制中国，就是他们有共同利益，并且都跟中国有冲突，所以他们就合作了。
中美贸易谈判是中美之间在贸易上有冲突，而中美之间要解决这个冲突，于是采取了贸易谈判的方式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这叫做消极合作。但仍然是冲突为合作创造了条件，冲突成为合作的基础。
合作跟和谐不一样，合作可以是平等的，比如说APEC，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和谐不行，和谐是主动的配合，这样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比如说中国跟非洲搞中非峰会就很和谐，为什么？因为是非洲国家配合中国开这样一个会。世卫组织跟中国在防疫上也很和谐，因为是中国防疫为主，中国在自己国家进行防疫，世卫组织起配角的作用。如果说中日这次在防疫上的合作是和谐的，也是因为以中国为主，没有这个前提也和谐不了。
所以荀子有个说法叫“夫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什么叫天数？就是这是不可改变的社会规律。那么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合作源于客观的利益。比如有人说日本跟中国这次在防疫上合作得很好，跟美国态度不一样，大家看到日本现在是国外感染人数最多的，所以共同利益实际是中日这次防疫的最重要的基础，而和谐是源于主观配合。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合作的种类。根据合作的目标，合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积极合作，另一类叫预防性合作，也叫消极合作。
什么叫积极合作？积极合作是合作的双方共同应对一个共同的威胁。比如说北约成员国把俄罗斯视为共同的威胁，它们合作就叫积极合作；中国和泰国把疫情视为共同威胁，所以中国跟泰国进行防疫是积极合作，我们针对一个共同的威胁。
什么叫预防性合作，也就是消极合作？消极合作的意思是说，合作不是主动进攻性的，而是双方进行一定的妥协，主要目的是防止双方冲突升级。
中美现在有很多的战略矛盾，比如在南海，美国要求航行自由，但中国要求不能够侵犯我们在南海的领海主权，这样形成了一个零和矛盾，如果美国坚持进入中国的岛礁的12海里以内，中国就坚决要把它驱赶出去，于是矛盾就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就可能发生交火。为了防止交火发生，双方进行战略对话，在南海设立舰船之间的对话方式，相互进行通报。
再比如美国、俄罗斯这么对立，但是你会发现在叙利亚，美军和俄罗斯的空军之间是进行信息通报的。双方都通报对方，我今天飞机要去炸哪儿哪儿哪儿、我的航线是什么，然后对方说我知道你航线几点钟从这走，我保证我不打你。双方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你去炸的时候我不打你，我去炸的时候你不打我。但他们炸的对象都不一样，一波是炸叙利亚政府军的，一波是炸反政府的。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比如走私、海盗、拐卖妇女等，包括恐怖主义，因为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所以虽然是人造成的安全问题，但我们将其也视为非传统安全问题，针对这类问题都是积极合作。包括防疫，也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所以不可能是预防性的，也就不可能是消极合作，都是积极合作。
合作与利益
接下来讲合作和利益的关系。我们已经讲了，同盟是针对第三方的积极合作，贸易、防疫是不针对第三方积极合作，海洋和人权属于消极合作。大家看下边的这个表格，根据内容的区分，再根据他们利益是互利还是互斥，形成了这样一个四分仪。
军事同盟和海洋争夺内容是相同的，一个是互利的共同利益，一个是互斥的对抗性利益。
而贸易和人权是内容不同的。贸易是属于互补性利益，一方是要买东西，一方是要卖东西，所以它利益是不一样的。人权属于冲突性利益，我说你这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你攻击我这个国家贫富不均，互相攻击的点不一样，在利益的考虑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发现，互斥的利益和互利利益中的军事同盟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贸易是互补的利益，不针对第三方。在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里，同盟是针对第三方的，而对抗性利益和冲突性利益往往是双方针对对方的。
所以其实导致合作的是多种不同的利益，有些人把它简单归为只有有共同利益才能合作，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没有共同利益，有对抗性的利益、互补性的利益也能合作，有冲突性的利益也能合作。也就是说在军事同盟、海洋争夺、人权攻击等问题上，都可以通过策略的调整，将这些问题从零和矛盾变成非零和矛盾。
一说到合作，马上就涉及到决策。所谓决策就是愿意跟人家合作还是不跟人家合作？做决定实际是有利益的考虑，第一个考虑是绝对收益，合作得到的好处比不合作的好处多。
比如说有些国家，就宁可拿主权来换取经济利益或换取安全利益。像欧盟国家就让出了自己的货币主权，换取整个欧盟的共同市场；日本让出一部分自己的国家安全主权给美国，允许美国驻军，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这都是以一部分利益换取另一部分的利益，是绝对收益的考虑。经济合作、贸易、外资，包括我们今天的防疫，基本都出于绝对收益的考虑。
出于绝对利益的考虑往往容易合作，但是也不排除出于绝对利益会有对抗。比如说北约合作就是为了扩大安全利益，所以就专门跟俄罗斯对抗。如果对抗的收益大于不对抗，这时候就会采取对抗政策。比如美国在南海跟中国对抗，它认为把中国压制住了，就能够保证它在南海的主导权不下降，于是它就认为它的利益最大化了。
跟绝对收益相对的概念就是相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就是说通过合作或对抗，使自己得到的大于对方，损失的小于对方。比如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美国在贸易上当然要付出代价，但是他说我只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比我大，那我就合算。技术脱钩也是，只要中国损失大于美国，那我就干。因为他是要遏制中国，防止中国过快地赶上美国。
第一阶段中美之间达成的协议非常明显，美国坚持说这个协议必须是我得到好处大于你，如果我得到的好处不大于你的，那我不签。特朗普反复讲了好几次。所以美国签订协议很大程度还是相对收益的原则，而不是绝对收益的原则。
有时候会出现双方都追求相对收益的情况，比如美苏裁军，都追求我的军备比你的军备水平高。有时候是一方追求相对收益，另一方追求绝对收益。比如说冷战后，老布什的政策就是追求相对收益，要减少俄罗斯的核武器；叶利钦追求绝对收益，只要钱多，核武器可以卖。结果美国当时说给20亿，给了10个亿看苏联的核武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剩10个亿不给了。
中国跟美国进行技术合作也是一样。中国是绝对收益的考虑，中国不在乎美国能从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中获得多少，你获得多少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我跟你合作我能获得多少。因为客观上美国的技术水平高，我们的技术水平低，我们可以从美国学到的东西肯定会比美国学到的多，这是一种绝对收益的考虑。而美国恰好相反，他的脱钩政策是一个相对收益的考虑。
既然有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两种考量，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会有两种不同的考虑。那么就会发现，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不一致的。
比如美国减少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包括针对华为的5G产品，这都是牺牲自己经济利益，但是保持技术优势，这就是相对收益和绝度收益不一致。
但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就是一致的。绝对收益是美国没有卷入台海战争风险，相对收益是阻止中国统一，抑制中国崛起速度。因为中国不统一，台湾给中国带来的麻烦非常大，而中国只要不使用武力，中国不统一的状态会长期维持下去。
总的来讲，决策有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的考虑，有合作领域高阶政治、低阶政治的考虑，有合作对象是敌人还是朋友的考虑，还有是长期合作还是短期合作的考虑。决策在利益考虑上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综合性考虑。
在高阶政治的问题上，因为零和性的问题多，这个时候相对收益的考虑比较多。比如说在安全问题上，为什么经常出现军备谈判？双方都想要压制对方，让对方的军费增长速度慢一点。
低阶政治互补性的利益多，于是绝对收益的考虑就比较多。比如说贸易，只要我挣钱就好了，至于这个人你跟我合作挣的钱比我多比我少，我不关心，只要自己跟自己比能挣的多就可以了，引进外资主要就是这种考虑。
跟敌人合作和跟朋友合作也是不一样的。跟敌人合作的时候，会担心对方得到好处比自己大，所以这时候也是相对收益考虑比较多。但跟朋友合作的时候，就不太担心朋友得到的好处比自己多，所以这时候就绝对收益考虑得多。比如中美之间的合作和中俄之间的合作就有很大的差别，中美之间的合作往往双方都会考虑相对收益，而中俄之间的合作双方考虑比较多的是绝对收益。
再有从时间上来讲，长期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说咱俩签了一个20年的协议，但谁知道20年以后会怎么样？因为不确定，双方都担心20年之后对方得到的优势太大了，所以这时候双方都是相对收益考虑得比较多。短期不一样，短期利益是明确的，比如说一年之后会怎么样，大家都是知道的，不可能根本性的改变双方的利益对比，所以这时候就会考虑绝对收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