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特朗普牵起以色列和阿联酋的手，能带来地区和平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8月13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宣布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双方将于三周后至白宫签订和平协议，近期也将就能源、旅游、直航等领域派遣代表团共议合作。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交战，遂令刚解殖的中东再被军事梦靥笼罩，无论是以色列，或约旦、埃及、叙利亚，各方皆以军方势力的崛起来响应时代纷乱。

而驱动此现象的深层情感，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较量，再是泛伊斯兰的负隅顽抗。截至今日，离散的巴勒斯坦人已茁壮至600万之多，巴以间跨越一甲子的军事对峙，既重创中东发展，也令双方人民活在敌意与撕裂中。

面对此般冲突无底洞，阿拉伯国家多已逐渐离场，故以色列得以在1979年和1994年先后同埃及、约旦建交，也曾在1999年至2010年间与毛里塔尼亚有过外交关系，其余国家也多放弃武力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转而谋求与以色列的私下合作。

如今阿联酋与以色列的互递橄榄枝，虽有彼此的政治发展考虑，也与斡旋的特朗普个人急欲拉抬选情有关，但阿以的和解趋势仍是此事背后的历史主旋律，这份协议无法保证和平，但代表阿拉伯世界欲对巴以问题断尾求生的决心。

在与以色列交好的队伍上，阿联酋虽不是第一个，却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恰如阿拉伯诸国与巴勒斯坦的情感崩裂，这已不是第一次，自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以色列（蓝）与阿联酋（红）所在位置（图/维基百科）

“伊朗威胁论”对阿联酋有多少解释力

此次建交消息一出，多有将其归咎于阿以共抗伊朗威胁的论述，但笔者认为事件的复杂度远过于此。

首先，伊朗确为海湾石油国公敌，双方的敌对态势短期内也尚无和解可能，但“伊朗威胁论”的成形绝非纯然的客观产物，而是在某些偶发事件后，受政治催发而成。2010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当时西方媒体普遍将其誉为“第四波民主化”，但这阵革命狂潮最后真正改变的，并非独裁政权的生命，而是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图景，“伊朗威胁论”即是产物之一。

在阿拉伯之春扰动下，海湾各国自2011年起渐生骚乱，不仅沙特东部与科威特皆有民众暴动，巴林更上演派兵镇压的惨剧，整个海湾约至2012年才恢复过往安宁。秋后算账时，由于沙特与巴林的示威势力多为什叶派，各国君主们一来对此恐惧不已，二来有意遮掩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矛盾，故普遍同意将此次骚乱归咎于伊朗“干预”，“威胁论”于焉成形。

虽说什叶与逊尼冲突是中东的老议题，海湾与伊朗确也存在地缘竞合关系，但阿拉伯之春的到来，无疑是让这股对峙上升到了新高度。在此氛围下，海湾各国明显有意缓和对以色列的仇视态度，故而纷纷展开探路行动，其若非暗自与以色列洽谈商业合作案，便是透过政府官员的公开发言释放亲善讯息。

而在传媒图景上，除了卡塔尔持续支持哈马斯（Hamas），故《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仍坚守以巴勒斯坦为主体的叙事外，许多海湾媒体皆已调转风向：面对巴勒斯坦发动攻击，导致以色列平民伤亡时，其虽仍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大业，却已开始谴责攻击本身，指出无论理由为何，都不该波及无辜。

2016年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冲破虚掩已久的道德封印。其先是在2018年承认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又在2019年宣布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更于2020年1月28日公布备受争议的《中东和平新计划》，表示将以此作为巴以冲突的政治解方，不仅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主权，更允许以色列完全控制定居点。综观特朗普几次行动，海湾各国大多持赞成、默许立场，纵有反对，也是作戏居多。

然而面对上述风向变化，“伊朗威胁论”虽能提供直观解释，却无法弥合所有细节。在中东地区，表面上的敌意高涨，不代表全无互动空间，以阿关系如此，伊阿关系亦然，阿联酋即为一例。

今年2月，伊朗爆发了严重的新冠疫情，并逐步向邻国扩散。沙特与巴林等鹰派海湾国纷纷谴责病毒是“来自伊朗的生化攻击”，显然欲借威胁论的老调重弹，遮掩己身的防疫不力，然而阿联酋并未跟进。自3月起，其便向伊朗输送多批医疗设备，更充当公正第三方，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包机，将医疗人员与物资成功运抵伊朗，明显与老大哥沙特立场不同。阿联酋之举，既是“伊朗威胁论”流于浮面的象征，也是沙特权威下降的暗示。

阿联酋向伊朗派遣援助飞机以支持与新冠疫情的斗争（视频截图）

1971年建国时，阿联酋的石化工业尚未成熟，军事实力也有待培育，时逢美国入主中东成为新霸主，其前殖民主英国则逐步退出，阿联酋为求生存，只能依附沙特，不仅在诸多外交事件上与其同气连声，也在边界纠纷上对其忍气吞声，甚至被迫出让部分内海与油田。然而求取独立的火种，却始终没有熄灭。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就此爆发。沙特虽在海合会（GCC）的框架下筹组半岛盾牌部队（Peninsula Shield Force），却没能派上用场，反倒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在遏止伊拉克上出力甚多。

此役过后，阿联酋加大了对美军购力道，并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更在国防政策上明显倒向西方阵营，积极练兵，不仅参与过1993年的索马里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推翻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多国武装干涉利比亚，更在2015年投入也门内战。透过一次次浴血厮杀，阿联酋成功与北约、美军建立合作关系，不必再事事仰赖沙特鼻息。

除了军事独立性外，阿联酋也力促国家的能源与经济转型，望能摆脱对石化资源的依赖，故其不仅兴建阿拉伯世界首座核电站，也在今年7月19日发射火星探测器，成为第一个实践火星探测工程的中东、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并冀望借此计划带动阿联酋的太空工业与知识经济发展。与沙特相比，阿联酋的转型之路更灵活多变，成效也更显著。

而随着小国独立性与日遽增，大国自也难如过往般强力宰制。沙特与阿联酋近年分歧渐显，后者尤其希望重划边界，让沙特归还早年侵占的油田与内海。而两国看似在2015年入侵也门、2017年卡塔尔外交危机上携手合作，实则各怀鬼胎。

在也门战场上，沙特盼望稳定南方、阻止伊朗在此建立什叶势力，但阿联酋则意在获取亚丁港，以打通自迪拜通往红海的稳定航线，而非使南也门成为利雅得禁脔，故其不仅支持与沙特不同的南方派系，甚至与北也门的胡塞武装暗中接触；2017年联合驱逐卡塔尔时，沙特不满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又同时与土耳其及伊朗交好，挑战自己身为伊斯兰传教士与海湾代表的形象，但阿联酋为的则是打压其经济规模，避免阿布扎比与迪拜商业受卡塔尔吞噬。

如今的海湾地区，除了沙特与巴林外，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皆与伊朗有所往来，正如其也多与以色列私下互通有无般。“伊朗威胁论”虽在一定程度上催化海湾与以色列的关系和缓，但阿联酋的与以建交，更多是在与沙特维持距离的前提下，求取国家独立性的展现。

中东地图（图/谷歌地图）

以色列的精神困境

而在以色列一方，此次外交突破，可视作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互送的政治公关大礼，特朗普既由此获取历史地位，也为11月登场的总统大选催票；内塔尼亚胡则借外交果实摆脱贪腐丑闻，也为难一蹴而就的并吞约旦河西岸计划找个台阶下。

然而由以色列本土视角观之，此次建交正如过往特朗普送出的诸多大礼：玫瑰虽艳，但满是尖刺，在立场与分歧渐深的以色列社会，过大的外交突破反令人无福消受。

长年以来，新闻媒体上的以色列多以侵略、殖民形象示人，导致外界极易将其视作团结一心的杀人机器，从而忽略了“以色列人”标签下，所能暗藏的对立与撕裂。

如今以色列约有900万人口，但其中至少含有四组对立的意识形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宗教化与世俗主义、左翼与右翼、阿什肯纳兹（欧美犹太移民）与塞法迪（东方犹太移民）。上述群体乘载了各式民族、主权、国家精神想象，致使执政当局陷入无数僵局中。

以定居点运动为例，其由犹太教内部的极右翼、犹太民族主义者发起，结合军方势力，以非法手段驱逐、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借此压过政坛中的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民主派，并以“恢复古犹太国”等标语为号召，凝聚了群众支持，最后迫使政府承认定居点的合法性。

然而上述殖民性的国家精神想象，终于在四次以阿战争后遭遇左翼挑战。对左翼而言，正是政府对巴勒斯坦的非法驱逐、占领，导致了民族仇杀等悲剧，最后反令以色列举国深陷军事化氛围，结果平抑物价、降低失业率、促进女权、提升环保等议题全都被迫让位国家安全，巴以冲突最终成了以色列的沉重枷锁，不仅令其在人道主义前无言以对，也让国家治理难以施展。故自70年代起，左翼便反对定居点运动，并认为唯有以色列主动撤回到1967年以前的国境线，国家才有可能正常化。

而在并吞与撤退两大立场外，以色列尚有极端正统的犹太主义者，又名哈瑞迪（Haredi Judaism）。其约占人口的12.5%，除了少数与阿什肯纳兹派结盟者外，哈瑞迪大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世俗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信仰消亡，故许多人至今不愿庆祝以色列独立日，甚至不承认以色列，并明确反对“在巴勒斯坦的国土上成立犹太国家”。某些哈瑞迪领导人不仅鼓励信徒自给自足、拒绝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也下令其不准前往国家在1967年后并吞的土地。

资料图来源：维基百科

上述立场驳杂互异，但仍被迫以求同存异的形式，在名为“以色列”的场域中撕扯、交锋：

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奥斯陆协议》，是为巴以和解的重要象征，但2年后拉宾便命丧右翼犹太主义份子枪下；

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议会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却有将近60%的以色列犹太人，和超过7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国家法律应当涵盖所有以色列公民的平等，最后高等法院只好介入审理，至今仍难有共识；

2019年起，以色列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连续组阁失败，几乎引发宪政危机。

现下的以色列由内塔尼亚胡内阁治理，可谓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脉相承，但即便内塔尼亚胡当局立场有“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之称，在其为与阿联酋建交，宣布承诺“暂缓”对约旦河西岸的并吞计划后，不少以国的右翼势力皆发出批评，认为内塔尼亚胡此举实与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无异。

如今的以色列深受精神分裂之苦，右翼认为唯有并吞才能让国家永远安全，左翼则认为撤出占领地方能实现和平，但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真正希冀的却又不是定居点，而是返回已经沦亡的“巴勒斯坦国”。

即便内塔尼亚胡并未身涉贪腐丑闻，或是立场由右易左，“以色列”都不是个容易统治的国家。国家安全是现实，但数量可观的巴勒斯坦民族也是现实；大屠杀的救赎是立国的隐喻，但殖民与驱逐的不义，也永远被烙在以色列的骨血上。

这块应许之地早已鲜血遍布，如今区区以阿建交，已难解精神分裂之苦。

逐渐逝去的巴勒斯坦年代

跳脱阿联酋与以色列的本土视角，此次建交于中东而言，可谓是对巴勒斯坦年代的逝去，加上一笔新脚注。

自1948年起，巴以冲突牵引出四场大规模战争，以色列、黎巴嫩、埃及、叙利亚等皆深受其害。长年以来，中东多国的军事开支大为压缩发展预算，军人精英以政变建立起一个个寡头政权，中东整体的地缘发展则持续受战争所驱动，上述发展几乎都以巴以冲突为核心，持续运行。

然而各国也在多次挫败后发现，无论动员“泛阿拉伯”或“泛伊斯兰”等跨界主义，以色列都难被消灭，倒不如务实面对外围区域的核心利益。在此氛围下，巴勒斯坦建国事业逐渐拆伙，并被海湾与伊朗对峙、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石油经济转型、东地中海油气之争等新热点所取代。中东也在经历半世纪苦难后，逐渐超越原有的跨界政治动员体系，朝向带有宗派／部落色彩的民族国家体系迈进。

然而两国方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主权国家身份共处）因巴勒斯坦过于羸弱而不可行，一国方案（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则因前者生育率普遍高于后者，也不为以色列所接受。故对巴以冲突而言，最现实的均衡点便是“无国家方案”，即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合法的政治权利，并无限期生活在被以色列同化、维持民族认同的挣扎中，程度不一的暴力冲突则会成为两大民族的生活日常。

2018年，巴勒斯坦民众抗议美国迁馆，与以军冲突，致5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图/新华网）

与其说是美国或特朗普的斡旋，促成了“中东和平”，不如说是阿拉伯各国早有共识与默契，要与巴勒斯坦的烂尾工程断舍离，美国充其量是在脱下戴了多年的虚伪面具后，重新调整中东政策，由高谈阔论改为“尊重现实”，这才有了特朗普上台后的诸多动作。

但如今巴勒斯坦内部政权分裂，以色列社会也难有共识，巴以问题不论签署多少协议，都难实现和平。对阿联酋、以色列、特朗普而言，此次建交更多是为各自的政治与国家发展服务，巴勒斯坦纵有抗议，其吶喊也终究会如那段共抗以色列的黄金岁月般，湮没在历史的巨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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