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新冷战究竟新在哪里，为何让人如此措手不及？
温铁军：
一、冷战的三个阶段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解释，讲一讲这个题目，什么叫做新冷战。当然，新冷战相对于老冷战而言，我们把西方帝国主义热战之后，相对而言没有大规模热战、不是世界大战的期间，但又具有战争性质的对抗形式叫做冷战。冷战起源于二战后，我们把冷战分为三个阶段：老冷战是美国对苏联，或者叫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后冷战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形成的美国单极霸权推动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而新冷战则是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针对中国所发起的对抗性形态。
老冷战和新冷战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呢？老冷战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因产业资本的在地化，而产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界清晰为特征的冲突。老冷战被当年的参与者们说成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美国和西欧以及日本所代表的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也被叫做自由主义体系；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段时期内也包括中国，被叫做社会主义体系。当苏联解体，特别是苏联东欧整体衰败之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逐渐变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为什么？因为西方在冷战后期就开始把产业资本，一般是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后又整合了苏东国家的非货币化产业经济，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全球化的垂直分工体系。西方的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和货币化其他国家实体资源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因此，当西方产业资本全球转移后，产业资本在地化、产业资本家有祖国的状况也就发生了改变。那个“有祖国”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以国家为单位发生战争的。一战和二战主要发生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是因为在地化、产业结构同构的产业资本在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从冷战后期，特别是美国在1971年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大约二十年间创造了2000多种金融衍生品，全球开始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竞争，西方的硬通货，特别是美元这种硬通货，成为全球贸易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由此导致“金融资本无国界、金融资本家无祖国”的新状况。于是，这个世界就在后冷战时期，演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逃得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金融资本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和老冷战之前产业资本推动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完全不同。无论是在内容上、性质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后冷战时期最先形成对抗性矛盾冲突的是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元资本集团和欧元资本集团。这个矛盾冲突爆发的时间点，正是在1999年欧元正式问世之时。并且欧元一问世，其币值就高于美元。这种对美元的挑战，导致一系列冲突，而这个冲突基本上发生在欧元区周围，从巴尔干冲突、科索沃战争，到几次中东冲突，再到俄国乌克兰冲突等等。
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国的产业资本崛起，中国进出口所获得的贸易盈余大量增加，因为中国的金融管制和强制结汇，对冲贸易盈余增发大量人民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同时，又是一个人民币金融资本大国。中美因为金融资本的大国竞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爆发了所谓的新冷战冲突。而这个新冷战不再是美苏斗争时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这样来破一下题，让大家知道老冷战是产业资本阶段的政治冲突，而新冷战则是金融资本时代的政治冲突。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政治矛盾最集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战争。据此，冷战也仍然是一种战争，是政治矛盾集中的表现。这样解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老冷战和新冷战处于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
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
二、冷战的非理性斗争
冷战时代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类面对的非理性斗争。无论是旧冷战还是后冷战，还是新冷战，只要是冷战，就一定不会再有我们大家习惯的那些理性思维。比如说，最近大家看到美国突然挑衅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领事馆被视为中国的领土，美国警察无权进入，外交人员有外交豁免权，所有这些国际规则都被美国粗暴地打破了。类似这些，看似无厘头，但其实是冷战中很常见的事态。用一般的理性几乎无法理解，一个正常的国家怎么会采取这么粗暴的、近乎无赖的手段来对待其它国家的外交人员。
在这些事情上，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不能用正常理性来思考的问题、不能用正常理性来对待的事态。比如，一般从经济理性出发，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用担心，美国人不会冒着这么大的损失来跟中国强行硬脱钩。这些都是从以前教科书上看到的逻辑解读所形成的理性思考来做的判断，无可厚非，因为我们过于习惯如此，习惯这种分析方式。但是，其实在冷战期间，这种经济理性都不再是主要考虑。如果参考过去冷战的经验教训，大家应该知道，连像卓别林这样的喜剧演员，因为他演的很多电影是表达下层社会的尴尬和痛苦，因此被直接说成是共产党而受到批判。美国在冷战初期甚至把推行“罗斯福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也当成共产党。
这些事情今天想起来很无厘头，当年却是大行其道。老冷战时期有很多荒唐的事情，但是这还不算是最为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以自由主义名义强制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站队，以反共名义在发展中国家搞暗杀、搞政变，甚至把那些搞军事独裁的政权推上去。老冷战时期的这些荒唐行径，在今天新冷战发生的时候，仍然会以不同的形式再次发生。
如果我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恐怕未必能应对得了目前这种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很多网友讨论说冲突、特别是局部热战的冲突，到底可能会爆发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看来，过去老冷战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不打大规模热战，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比如不久前网上传出美国要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入境，并且要严格审查以前已经获得签证的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中间有没有共产党。这引起了很多议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可笑行为。因为如果要把共产党都驱逐出美国，那美国所有的中国领事馆、大使馆，以及中国驻美机构恐怕都要关门了，这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我劝大家先不要觉得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发言人讲的很清楚，在总统的选项中不排除任何可能。从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看，新冷战不是一个大家可以用理性方式来应对的一个阶段。年轻的一代，特别是现在的70/80/90后，基本上没有冷战的经历，甚至也没有相关的知识。因为从1971年基辛格利用中苏矛盾策划尼克松访华，在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手段就逐渐淡化了。
而进入到1980年代，正好是中美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关系处在蜜月期的时代，所以1970年代以后的人们没有机会经历了。而他们又是目前中国各界的主力，大家没有经验，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正常的，但因为不了解所以没有经验，我们这些还健在的老人，应该把当年怎么回事做个解释。
三、后冷战阶段的金融资本竞争
接着说第二个话题，就是当老冷战向新冷战转化的时候，是从产业资本阶段跃升到了金融资本阶段，因此过去在产业资本阶段可以“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但在金融资本阶段，这个世界只能是一个体系了。世界重新分成两个体系的可能性，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到底该怎么应对？首先要分析老冷战和新冷战之间是如何过渡的，看看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是怎么发生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一个重要的吸纳货币的领域，金融资本的增长速度犹如脱缰野马。从那时起，这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就以所谓的交易增加值来作为其增长的主要部分，这在GDP的统计方式中体现得很明显。在此背景下，原来“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中的苏联东欧体系，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严厉批判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因此苏联东欧体系是没有进入货币化的，经互会体系一直坚持实体经济的换货贸易。这个体系主要以物易物，所以货币并不起一般商品交换的中间作用，更不可能发展出金融资本及衍生品交易。如果按照GDP的统计方式，其中主要是统计交易的增加值，那么当然整个苏联东欧的经济增长量看起来很低，甚至在生产过剩时期是下降的。而美国因为货币大量增发，金融衍生品交易膨胀，GDP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增量也就越来越大。
当然这是一种虚拟经济的增长，也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但在统计上就是飞速增长。因此，美苏之间立刻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了意识形态化的比较和说法。诸如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所代表的是人类的发展方向，因为发展速度非常快。苏联东欧代表的是一种集权专制，严重障碍经济发展，就被比下去了。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形成于1980年代。当然，中国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大规模推进对外开放，带动国内经济改革。大量外资涌进中国，跨国公司在一个超大型国家开拓了投资空间，获利大幅度增长，也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美元指数也在明显增长。
当大量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接受西方投资的时候，就给了西方金融资本经济一个空前的扩张空间。正好中国处于一个要素价格的低谷，因为前几十年为了国家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人为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大家拿的工资都很低。记得197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是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只有30块钱；更早之前我当兵的时候，第一年只拿6块钱，第二年7块钱，第三年8块钱。那时候普遍低工资，且农民得到的分配也是非常有限的。整个国家把所有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由国家占有了之后，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
这时候劳动力的价格是最低的，但因为我们是全民教育、全民医疗，也因此劳动者的素质是最高的。当大量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特别是1990年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陡然成为主导产业的时候，低端制造业涌入中国恰恰占有的是中国大量的低价格要素所创造的收益。于是乎，只要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开放，跨国资本在世界上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金融收益就不断增长。这些收益再反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带动了它的金融资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个阶段，矛盾主要发生在不同的货币金融资本集团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当时不是主要矛盾。
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一方，那时的主要矛盾是美苏。到后冷战时期中国仍然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大量的金融资本主导的跨国集团，正在中国攻城略地大量获取财富，所以这时候中国是贡献者，向西方金融资本贡献了大量的剩余。主要矛盾发生在苏东解体后冲进去大割韭菜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之间。割了苏东韭菜之后，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就构成了所谓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当然美元是主要方面，欧元是非主要方面。在这个阶段，欧元并不具有足够的竞争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阶段，当美元把欧元打压得差不多了，欧元基本上不能占主导地位了，在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中，欧元所占比例顶多也就和原来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等所有加总所占的比例差不多，也就是20%到30%的样子，没有明显地突破。
中国因为不是主要矛盾，就有了一个在产业资本阶段快速发展的空间。并且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中国是可以被融入的，因为中国在整个西方金融资本升级的时候做了巨大贡献，所以才提出“中国融入论”。但另一方面，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后，认为中国将会重蹈苏联覆辙的声音也很大，谓之“中国崩溃论”。不管是融入还是崩溃，总之西方金融资本集团认为中国已是囊中之物。
我们把这个阶段叫做后冷战，中国还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两个金融资本集团。那么，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演进过程。2001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911事件，也就是政治危机在美国的核心区纽约爆发，同时华盛顿五角大楼也被炸，这种政治危机的爆发在美国历史上极其罕见，除了当年跟英军打仗的时候，曾经德军英军在早期进入过美国的本土，直到后来二战，美国本土都没有受到过很大的袭击，911事件是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次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事件。这个政治危机是明显的，同期又爆发了美国IT泡沫崩溃而形成的经济危机。
因此，美国把其战略重心陡然转向中东、西亚和北非。在这种情况下，在后冷战的重大历史转型的时期，美国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叫做“新十字军战争”。这就开始带有某种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因为明显是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观点，用到了现代外交关系或者现代国际关系上，变成了美国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中世纪发生的十字军战争，现在新世纪之初被再度提出来。
无独有偶，这种带有明显的、以文明冲突论为意识形态的内容，现在又被美国顶层精英再次提出，就是斯金纳，她对中美矛盾解释得更直白。她说，老冷战时期跟苏联的斗争，美国信仰自由主义，苏联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理论也是自由主义的，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化，过于激进了，所以还是一个体系。她说，马克思是德国的犹太人，还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个部分。今天他们在解释老冷战、在逐渐淡化当年使用的各种各样你死我活的斗争手段时，开始从意识形态上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说法，美苏同属西方文明，是可以对话缓和的，而正在崛起的东方文明，才是他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他们不可能容忍这个东方文明成为世界主导，这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挑战。从2001年美国领导人提出“新十字军战争”，到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拿过来变成美国现在的所谓意识形态，也有点像当年对日作战，他们把日本当成东方文明的一个代表，在那个阶段曾经形成过非常简单的划线。
因此，今天的新冷战，早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初步端倪。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2018、19年，美国经历过老冷战的一批政客，无论是博尔顿、班农，还是特朗普、蓬佩奥这些人，他们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是老冷战的意识形态，没道理可讲，就是划线站队，再加上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套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意识形态站队。
四、老冷战时期中国的应对经验
那么，从老冷战到新冷战，中国到底有哪些应对经验。先说老冷战，那时中国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当时将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定义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是按西方的“五个阶段论”来形成意识形态的，那是一种线性思维，那时候认为中国跟西方一样，一定要经历五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再到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中国当时处在什么阶段呢？处在资本主义尚未建成，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发生的阶段，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大生产之后，才能再讨论是否应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的土改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为此，1947年毛主席还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认定了中国即使革命成功，也要进入资本主义。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虽然美国当时是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但是美国并不打算跟这个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完全断绝关系。美国的大使馆一直跟着国民党撤退，但是在南京解放后，它还是留下了。美国一直试图想跟中共维持一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才离开中国。
也是因为在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并且中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阶段，所以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是有定位的。于是，美国的战略防御放在了第二岛链，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美国基本上不设防，包括台湾、东南亚这一带。但随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微妙的结构性变化，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半岛战争实际上是一次国际战争，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有16个国家参战。另一方，除了中朝两国军队之外，苏联的军队实际也参战了。苏联背后还有一批整个苏联东欧的阵营在提供战争装备和军火支持。虽然这一次发生在亚洲、被称之为区域冲突的局部热战，但实际上是一次国际战争。
这次战争没有被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因为当时苏联刻意回避直接参战。当然，所谓的回避，只是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苏联的一兵一卒被对方俘虏，因此不能证明参战了。一场朝鲜战争客观上把美国原来的布局打破了，就是美苏各自在二战之后完成的布局，是两个超级大国分割世界的控制。在欧洲有东德和西德，这是战争打出来的。同样在亚洲，有南北朝鲜。甚至原来美国和苏联要求中国划江而治，长江以南交给国民党政府，长江以北交给共产党政府，美国苏联可以分割控制亚洲这个最大国家。对于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他们要瓜分世界，发展中国家越是分裂，对他们就越是有利。
但当时毛泽东主席说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没理这一套。虽然最后还是出现了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两分局面。朝鲜战争，虽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两分的格局，却把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这时候的苏联已经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当时还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还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当中国一旦打入苏联阵营之后，迅速按照苏联制度进行改造，因为客观上的战争需求，大量的苏联装备纷纷转移到中国，从厂长、工程师、技术员到熟练工人，也随之被派过来。这当然意味着你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盘苏化。
当时在中国的上层建筑，大部分人都是打仗打出来的，都是农民出身，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还不太会管理现代工业，所以政府部门也得苏联派专家，军队也得按苏军方式等等。最终实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苏化，客观上把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中国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变成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但很快由于朝鲜战争而不得不依附于苏联。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一年的时间，中国就被迫加入苏联阵营，开始推进全盘苏化。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应该说是军队第三次大换装，接着政府部门健全完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苏化过程非常快。从1953年开始提出要改造成社会主义，到1956年完成所谓对私人资本和对农村个体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参照苏联体制建立的国家体制。这个改变对中国来说，等于是开始纳入老冷战的体系之中。
但是很快，毛泽东1955年年底就开始强调我们要改变全盘苏化。接着从1956年开始，跟苏联发生两党之间的争论，到1960年苏联开始全面撤走，从1953年开始全盘苏化到1960年完成对苏联的去依附，中国再度变成一个去依附的独立主权国家。1960到1970年代，因为中国离开了苏联阵营，所以冷战态势就变得很清晰了——美国和苏联各自成为两个霸权国家。两个国家都不忌讳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什么选项在他们的篮子里都是随时可以拿出来的，比如，核威胁，核讹诈……
在此形势下，中国提出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工业力量等等，搞两弹一星。按毛泽东的说法，“我就是要饭我手里也得有根打狗棍”。美苏双方之所以不再打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原因，就是双方都有核武器，核恐怖平衡。并且1960年代，中苏双方发生交恶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遭遇到核武器威胁了。1958年金门炮战，美国人也曾经发出过威胁，准备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此外，中国还从1963年开始三线建设，因为这些年形成的一些工业基础基本上在沿海大城市，就要向内地转移。
就这样，有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我们的学者们，甚至都没有个人生活也没有家庭，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那是一个全民奉献的时代。既然脱离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有雄厚资本力量的阵营，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今天很多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年我们犯了左倾错误，其实大家是不太了解那段冷战历史。那段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你想摆脱双方的控制，中国要想不站在任何一方，那是一定要支付相当大的代价，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普遍贫困。这一点，我就点到为止，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我们的《八次危机》，那里面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毛泽东对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拉帮结派、形成站队、互相攻击，是有明确分析的，他提出了一个很宏大的世界板块结构分析，叫做“三个世界理论”。他说，美国和苏联都是超级大国，是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叫做帝国主义，苏联叫做社会帝国主义，它们是第一世界。大多数其它西方国家叫做第二世界，而我们这些亚非拉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叫做第三世界。所以毛泽东其实是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积极开展跟第二世界国家各种各样的交流，加强经济关系，然后坚定的跟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于是，三个世界理论就成了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当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我们是被第三世界的穷哥们抬进去的。不仅是后来发生了这个重要的改变，在当年也确实形成了毛泽东所强调的那个统战思想，统战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所以老冷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思想体系，解构了美苏的二元对立，两个大国拉帮结派的这种政治站队的做法，让这个世界明白不是必须以美苏双方各自提出的意识形态标准来决定你到底是拥共还是反共。因此，西方各主要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先后访问中国，就是看中了中国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大国。至今，中国还在很多方面继承着、甚至是享受着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思想遗产。
今天，当我们遇到新冷战的时候，因为国内大多数的官员，包括政治家，都没有经历过老冷战，没有这个经验过程，当然也很少有人再去学习了解毛泽东当年化解老冷战对中国的打压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
五、中国当前阶段的局面和形势
今天，当中国再度面临相当于是一次新冷战的挑战时，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借鉴毛泽东当年创立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呢？我一开始讲新冷战的意识形态非理性，其实对他们来说很多选项和策略是很理性、很有针对性的。
打个比方，当初香港爆发冲突的时候，暴力冲突是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反中为什么不到罗湖口岸去反，或者到中国驻港联络中心去反？不，这些暴力活动往往发生在金融中心。它所针对的是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融资中介，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大陆约70%的外资是经过香港融资的。香港的暴力活动看似没有规律，其实是有规律的，背后有很明显的目的，就是打掉中国大陆从海外融资的融资中心。当中国大陆在香港动乱稍有平息之时，推出香港国安法，首当其冲遭到制裁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理性的措施，那就是割断港币和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不允许港币再兑换美元。这个情况，我们在香港爆发动乱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
美国以新冷战意识形态划线，要求整个欧盟反对香港国安法。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法，司空见惯，但是中国要想做就不行。这充分说明在新冷战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香港恰恰是跨国公司、大金融资本集团最集中的地方。大家认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制裁香港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仍然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但很少有人从新冷战国际政治策略出发，它的策略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理性，是政治理性。
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前声称“美国盲目对华接触政策失败” 视频截图
从政治角度来说，如果这些措施伴随着局部军事冲突，比如南海冲突或台海冲突等突，一旦冲突同时发生，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西方连同政治制裁、经济制裁以及金融制裁一起上。在那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说，直接损失是什么？一旦进入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制裁，中国在西方所有的投资，包括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都会被扣下。意味着，美国可以这种手段直接占有大量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同时赖掉对中国的欠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我们在美国至少有一万亿美元的国债市场投资。这就像我们说的，打垮了苏东体系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各种金融资本，大大收割了一波苏东国家实体资产的韭菜。
如果这时候中国不得不继续对外开放，你们可以制裁我们，我们仍然欢迎你们作为资本力量继续进入中国，其实就是双方不对等。在不对等条件下，就意味着，这些年所形成的实物资产会被别人的金融资本货币化。因为当前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大国中，只有中国还存在着资产正收益，西方因为债务过高，资产收益接近零甚至大量资产是负收益。所以大量西方资本迫切涌入中国，结合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国内实体资产价格迅速下跌，正好就是人家来抄底割韭菜的时机。
或许也会有很多人说，这样的金融制裁导致美国现在的结算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的信用会下降。但如果是西方各国统一制裁，它在整个西方世界就不会失去信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比如南海冲突是因为中国扩张等等。中国国内很多人分析，中国有东风21导弹，不用担心。但这是纯粹看军事实力，如果人家打代理人战争，不直接打你，策动某个南海相关国家来发动战争，由他们提供大量军火、情报和先进技术，甚至配合着搞一些对你国内基础设施的攻击，比如电力等等。结果呢，你还不能打他，因为他挑起的是代人战争。
各种推演都很清楚，并不是什么阴谋论。所以客观来看，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局面是非常严峻的。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尽管让整个上半年经济下降幅度并不大，特别是第二季度还有增长，形势似乎是有利的，但请大家注意，二季度的复工复产是在什么模式下做的呢？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全球化路径继续推行，仍是按照过去粗放的数量增长。因为急于复工复产，否则就要大量失业，还有很多企业要倒闭。
就算是用这种速度去复工复产，仍有40多万家企业已经注销和歇业了。我们记得2009年当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外需下降的时候，当时中国只有六万多家企业倒闭，就有2500万打工者失业。现在如果40多万家企业歇业关厂、倒闭，那该有多少人失业。当然，现在有关统计数据显得不高，也就是几千万。但话又说回来，大量的打工者是不被登记的，因此你要统计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总之，几十万家企业进入歇业状态，或者是注销状态，那就有点像1990年代，当时40万家国有中小企业关厂，也不能完全叫做破产，基本上是歇业了，约四千五百万国企职工下岗，那会不叫失业叫下岗。今天又是四十多万，当然这个四十多万很可能不是国有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但是按现在的说法，民营企业占了中国就业的百分之七八十，那可以算算实际上发生的失业应该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去尽一切可能复工复产。
也因此在发展路径上，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复工复产，它带来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大量依赖进出口，依赖海外的能源、原材料。这种情况，一旦海外制裁导致金融体系的去中国化，那拿什么货币去结算海外贸易呢，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西方在国安法出台后对香港的金融制裁，还只是一个试探。接着，双方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谈判。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以现在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式，能否持续走下去？
老冷战时代，两大对立阵营各自是不同体系，很多人说新冷战不可能走回去，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早就不是苏联东欧体系了。我们从很早就开始改了，到1980年代的时候已经主动对西方开放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纳入了西方全球化体系，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冲突。我前面讲过，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后冷战时期是“中国崩溃论”为主，进不了主要矛盾。那到新冷战呢，中国是被动的成为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
六、中国被纳入新冷战的原因
在根本利益上，应该说现在中美双方的矛盾是清楚的。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被当成新冷战的主要矛盾？原因还得从金融资本说起，我们都知道，当金融资本集团崛起，他们内部开始斗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其实是一个争夺谁更多占有货币结算和储备份额的过程。中国原来可以说忽略不计，近些年开始上升，最高也不到百分之三。于是，西方开始接纳中国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中国在里面的地位也只有百分之二点几。
所谓美元主导的这个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美元占据绝对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意味着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压低劳动力价格、导致内部社会矛盾非常复杂，出口换回来的货币主要就是美元，但你自己并不能用。虽然人家口头上说中美互惠，但对不起，你想买人家的技术、新装备等等，凡属于能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你都买不到。美国允许你买什么呢，只允许你买收益回报率最低的美国国债。然而海外的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因为中国要素价格低，所以他们能赚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收益。中国拿到大量出口换回来的美元投资到美国国债市场，相比只有人家十分之一的回报率，当然不合算。又因为中国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强制结汇，我们对冲增发货币越来越多，也导致中国金融相对过剩。我们的储蓄率很高，现在各地银行的贷存比很低，贷款占存款的比重很低，大量的资金用不出去。所以中央才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
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按照以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的要求来制定所谓金融运行的规则法律，不可能短期内就增加更多的信贷，这当然就出现了金融的相对过剩。同时，我们的美元储备又不能用于去买发展所需要的设备或者技术，那怎么办呢？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在推动的同时开始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尤其是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元在世界上的信用程度明显下降的时候，出现了东盟+1（中国），我们各自用本币结算；后来又扩展到东盟+2，把韩国带上；再后来是东盟+3，把日本也加上。于是，整个东北亚到东南亚这个体系，亚元就呼之欲出了。世界金融格局很可能出现三足鼎立，美元集团，欧元集团，亚元集团。这实际上对世界金融资本应该是一个稳定的框架结构，但是它意味着美元的份额将大幅下降。
6月底，中国商务部表示，RCEP部长会议决定力争年内签署协定。
美元的结算份额下降，当然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会下降。这就造成了对美元在后冷战时期所形成的金融霸权的巨大挑战。美国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美元的背后是美军，有美军撑着的美元才是美金。美军对美金的支撑需要一套制度来维护和巩固，这就是所谓的美制，美国的制度体系要求大家都接受，你接受之后美国的金融资本才能方便的占有你的收益。制度转轨这个概念就成了各个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说法，往往包装成各种普世价值，要求你必须接受。比如原来说让中国融入，就是让中国按照美国的制度设计来进行改革，你没按照这一套改，你就属于被美国排斥的目标。
除了美制这套软实力，第四个就是美言，美国的话语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软实力。因为在整个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等，几乎都是美式话语主导世界。从199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等纷纷向美国转制，于是乎我们现在大部分高校基本上充斥着美国学者的著作，以他们的教科书为蓝本来形成我们的教材体系和教育体系。在市场上，很多人都是欣赏美国的文艺作品，欣赏美国好莱坞大片，这一套软实力基本把我们覆盖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军支持的美金，美金需要的美制，美制需要配套的美言，这“四美”，其实等于美国对所有拒不认同、拒不屈从的国家有降维打击的能力。原来在中国人民币没有形成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体系之前，我们是咬住美元的，整个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前十年，我们是紧盯美元汇率。美国的金融当局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凡属于紧盯美元汇率的，都得跟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做调整。我们也都知道，美军制定的作战方案，几乎是世界上都必须要跟从学习的。因为它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美军支持美金，美金要求美制，世界各国都得按照美国的制度体系来改变自己，当然世界都接受美国的话语体系，这个过程实际上对个所有想要不跟从，想要维持自己一点独立利益的国家来说，都会意味着重大的危机。
当中国要搞“10+3”，“一带一路”，沿路国家都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甚至开始大规模投资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中国开始将外汇储备过剩的美金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去买美债，就不会得到美军的支撑，美军支撑的是人家的投资。而中国自己又没有军事实力去支撑保护投资。你以为你按照美国的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去做投资，但被人家说成是修正主义，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各种各样的帽子都扣在中国头上，百口莫辩。这些事情，给了中国一个很沉重的教训。
接着，由于中国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等等。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因大量进口而具有这些产品的定价权呢？中国提出用人民币来建立石油期货结算，建立铁矿石期货结算，这是中国试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了让世界各国放心，中国甚至提出人民币结算可以黄金作为基础保证。这样一来，对那个过度虚拟化的美元体系来说，就无异于切了人家的奶酪。原本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国大量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并且把获得的贸易盈余回投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时候，美国提出的叫中美国，甚至提出这个世界应该是中美共治，叫做G2。这是美国当年的国务卿说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最好的关系。可到第二个十年就改变了，就是因为美国发生了华尔街金融海啸，美元信用下降，中国资本扩张和人民币金融的国际化动了它的奶酪。
但美国表面上并不这么说，明明是资本利益冲突，它非要制造很多意识形态的说法，诸如文明冲突论啊、自由世界对抗独裁专制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中国的头上。中国对此有任何应对吗？没有。因为美制、美言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以致中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制度准备和话语准备来应对现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新冷战挑战。甚至，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说你们怎么敢提新冷战。那意思好像就是说，你这样提就会导致友邦惊诧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美国把我们作为新冷战的主要敌人，我们一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个不想打仗的国家。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的工业集中在沿海一带，那是很容易受到战争破坏的。不仅如此，所谓的电子网络战争也是一直在打着。很多这些事情，其实它就在发生着，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不以哪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完全不做思想准备，且不说做物质上的准备，那后果一定是很糟糕的。
七、中国如何应对新冷战
当这一系列的冲突和挑战正在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冷战的非理性的挑战一个接一个不断发生的时候，那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首先，大家应该注意到最近中央会议上领导人明确讲的，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也就是说并不放弃国际循环，只要现在这个全球化不解体，只要对方没有真正实现彻底的去中国化，中国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住利用国际市场的这个外部条件，特别是像能源、原材料各方面的进口依赖，恐怕以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国内的资源根本不可能满足。
但同时，我们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这包括什么呢？主要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乡村振兴、城乡融合能够有效的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因为乡村振兴无外乎就是稳定大量低收入人群以生态为生存依据的基础。过去中国在2004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是让行政村一级基本上实现“五通”，下一步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让自然村这一级也实现“五通”。
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其实就是在城市发生各种各样危机的时候，要让城乡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要素的自由流动，乃至于人的自由流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城里人可以大量的下乡，甚至可以在乡下有谋生的条件。因为当大的危机爆发的时候，往往是“大乱避乡，小乱避城”，城市几乎要靠大量的外部输入能源、原材料才能维系，当外部的能源、原材料中断的时候，这种城市化的生存方式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城乡融合就是我们应对这种非理性的新冷战挑战的重要战略。
那么在这两大稳定战略之后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新基建。以新基建的低消耗来形成稳定增长的条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5G、大数据体系、人工智能体系等的建设。这些能够在原有产业内部形成挖潜的条件，比如，食品产业，如果有大数据进来支持，它就会很大程度上节约成本，提升效率。这套所谓新基建还包括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应该属于我们应对新冷战所带来的非理性挑战的根本举措。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新基建等等这些，都是来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新发展方针。
在这样一个新的三大战略支撑之下，中国将有可能化危为机，危机挑战确实是客观的，想躲是躲不开的，只能通过战略调整来应对。那这个应对总得有个导向，那就是从2007年已经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导向。当年提出的是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的推行这三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那将会出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严峻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需要靠我们每个人提升认识，自我反思，调整行为，才有可能应对危机并且化危为机，才能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然，我们也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早就提出了要准备过三年紧日子。如果这个挑战，我们既没有思想上的反思，也没有行动上的安排，更无战略调整，那恐怕三年紧日子打不住，也许十年八年，甚至更长。别忘了，1950年被美国人封锁的时候，1960年被苏联硬脱钩封锁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10年紧日子。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民贫困，都是被动的实现了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硬脱钩，并不是说中国人一定自己要想去承受这些困难，而是你再怎么想跟，人家把你开除了。所以去中国化，这些事我们不是今天才遇到，上一代人，像我这个年龄的人，1960年代都经历过了，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逐渐好点。其实这一代人，你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经历过，像70后你们应该经历过1989年的美国制裁。
1989年美国制裁也是外资全撤，那个时候苏联解体了，唯一的依靠西方资本全撤了。当时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时期，外资撤走是很突然发生的，所以中国全无准备，于是进入了4年的衰退期，直到1993年才再度进入高涨。我们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农产品卖难，城市企业一片萧条衰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当时有一套应对办法，最终走出了危机。只是这个过程是磕磕绊绊的，中国当时以国内的财政金融为主要调控手段，虽然出现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很快就导致1994年的严重通胀，从一个危机到另外一个危机。然后逐渐转向外需拉动为主，逐渐又恢复对西方的各个方面的依赖关系，一直进入到新世纪加入WTO。
所以中国整个1990年代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的把危机度过了，当年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其他的政策储备等等，但1990年代这个过程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1960年代我们经历过一次，1990年代又经历过一次，差不多30年一次，现在到了2020年也是30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当然1960年那次是苏联。但大部分对中国的制裁，都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发起的。现在2020年再度遭遇，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总结，大家至少应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遭遇到这种硬脱钩的时候，遭遇到这种制裁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把这些经验教训归纳起来，应对我们今天再度遭遇的制裁或者封锁。
今天这个讲座，用一个半小时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归纳，把老冷战到新冷战，从过去到现在，做了一个大致的解读，难免挂一漏万。因为这个解读，资料尚且不够，我们为了应对现在这个新的挑战局面，就先拿出一个很不成熟的解释体系，希望大家多多批评，谢谢！
互动问答：
问：温老师提到旧冷战当中中美苏通过各自的阵营进行对抗，那么这一次新冷战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阵营划分？如果有的话，那中国的盟友是哪些？
**温铁军：**其实我刚才讲旧冷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旧冷战是产业资本阶段的产物，产业资本是有国界的，产业资本家是有祖国的，且那个阶段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还没有进入产业资本阶段，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体系”的提出，是能够有效的解构老冷战的地缘政治战略，那就出现了中国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反帝阵营。更何况老冷战时期，所谓霸权国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很多很糟糕的策略，搞暗杀啊，搞军事政变啊，搞暴动啊，等等。那个阶段，老冷战双方的话语体系并没有明显的分出胜负，所以在那个阶段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应该说在解构老冷战意识形态上是有效的。
那现在呢，应该说有些条件是不具备了。第一，我们已经讲了，新冷战属于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是无国界的，全世界流动的，金融资本家也是无祖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必非得在哪个国家，他们可以在那些低税的国家去注册，他们可以买个岛去享受。他们不必非得为哪个国家纳税，等等。美军、美金、美制、美言，它是一个覆盖全球的完整体系，想挑战这个体系，那就得有解构，像当年解构老冷战那样，比如出现像“三个世界理论思想体系”，才有可能起到解构的作用。美国的一些老人政治家，他们把老冷战体系直接拿出来对付中国，尽管大部分是无厘头的，是非理性的，但他们毕竟把这一套东西拿出来建立了一个“反共不反华”的意识形态说法。
但目前，中国经历过冷战的政治家很少，经历过冷战的学者也很少，至少在思想理论方面能拿得出的应对话语还有一定的欠缺。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准备，所以我们说现在中国还不构成解构新冷战意识形态的能力。希望大家听了今天这个讲座之后，自觉的去做点自我反思，看看我们有哪些还可以提的出来的思想武器。只有大家群策群力，发动群众永远是我们的工作法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有构建面对新冷战挑战，特别是新冷战意识形态这些非理性说法的挑战的能力。这个准备工作，希望大家一起做。不过，如果简单的从经济理性出发，恐怕很难真正解构冷战这种非理性的挑战，所以大家先要有点思想创新能力，然后才有可能讨论的出来什么是今天中国面对这样一个挑战所应该采取的措施。
当然经济战略上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有一些方针了，就是刚才说到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但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努力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谢谢你的问题。
问：您刚才在讲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局面，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想了解关于乡村振兴的具体操作的策略，以及普通人怎么参与进来？
**温铁军：**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我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在应对新冷战的这种无理性的挑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乡村振兴得和其它几个战略相结合，比如说当我们讲乡村振兴的时候，强调一定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结合在一起，当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一定要和城乡融合战略结合在一起。在这些提法上，其实都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建议，今天这么短的时间肯定不能让你们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思想，实际上它是这个国家如何重启国内大循环，并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从国内大循环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最能够形成的是新生产力，和新基建的绿色投资结合起来，在生态文明导向下，投资在山水田林湖草的综合规划系统开发上面。而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工业化时代所追求的平面资源开发，转变成空间生态资源的立体开发。它才是所谓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对象，因为我们是一个三级台阶分布，地理浅表资源千差万别的一种状况，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国家的差异性，因多山多水系，因为各种地形都有，使得生态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发展基础，只有乡村社会的生态化发展才能够使得空间资源的综合开发综合利用成为中国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涵。
为此，我们再把金融供给侧改革嫁接过来，以各个农村村域范围内的生态资源作为发展的基础，发行村域发展的债券，可以叫做生态债券，或者叫做乡村振兴债券。然后，人民银行增加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把人民币锚定在生态资源的开发上，用债券来吸纳人民币，就使得大量的金融下乡，并且金融下乡又是由村自己来掌握。农村整个以村集体为名的公司化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力量。所以我们说，要把生态债，或者是乡村振兴债券，和货币发行锚定在一起，让它变成国内大循环的血液流通体系，然后再进一步推行生态资本深化，让国内的资本循环和生态资源的开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以国家主权能够掌控的生态资源为依据推动整个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与生态资源的空间化开发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国内大循环的经济体系。
至于说大家各位怎么参与，你们其实要考虑的是城乡融合战略，尤其是作为城市人，大家在疫情中都已经反思，这种长期在封闭的城市环境中的生存方式，是无力提高自己的免疫程度的，当任何疫情爆发的时候，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那怎么办呢？下乡。我上次的讲座中已经告诉大家，大疫止于乡野，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在乡村，那个乡村的整个环境有利于提高个人免疫力。周围的乡亲们，几乎都没有谁去认真的在乎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农村不发生这种疫病。因为它的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导致人和自然生态直接结合，所以你们说每个人自己应该怎么做，我说走近乡村，回归自然，推进生态文明，才是我们21世纪应该有的方向。谢谢你的问题。
问：中国面临现在这个新冷战，您提到的三种战略，如何与其它国家联系起来，尤其是在全球非主要国家都面临这种危机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农村的战略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在农村的状况，尤其是在亚洲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是有不同的特征的，在乡村建设的区域的经验交流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农村到底能为城市做什么，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策略呢？
**温铁军：**第三个问题刚才已经说了。前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就是生态化。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严重的气候事件，无论是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的各种各样的灾变，洪水、干旱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个是比我说的新冷战更为深远的、更有历史性的挑战，是人类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过度的向大自然索取，破坏了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生存危机。所以当中国开始强调向生态文明做战略转型的时候，这其实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一个贡献，如果像中国这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制造业最大，金融总量最大之一，同时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假如中国能够渐进的实现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那就对于世界来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希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注中国在生态文明转型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关注中国的各种政策。这一点，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感兴趣。当然，如果已经纳入了美国为首的新冷战阵营，对这些可能毫不关心了。但这才是人类社会应该共同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无论我们遇到的挑战怎么应对，都应该仅仅围绕生态文明转型。生态文明转型要求两型经济，那就是所谓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最终朝向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南南论坛在香港召开的时候，我们就明确提出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叫做资源的在地化主权，当时提出叫做sovereignty，本地的原住民应该对本地的资源环境有主权，自主开发，自主发展。第二个我们叫做solidarity，各种社会力量应该去实现联合，才能有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第三个，我们当时还在说，只有前两个实现了，才有第三个，即大家有一个可持续的安全基础Sustainability。这样一个“3S”的原则体系，应该是我们跟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分享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三个原则，才有自主的发展，才有可持续，才有包容性。
第二个问题，从乡村角度来说，当大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乡村尤其是原住民社会的乡村，有着非常丰富的弹性，可以把它叫做“海绵社会”。就像人们在讨论城市如何吸纳降雨时提出的“海绵城市”。从这个感觉上，我们理解乡土社会从来就是个“海绵社会”。我刚才说到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叫做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其实就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各样的资源环境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恶劣气候变化，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冲突。这个时候，城市是保不住的，一般的军事性冲突都会攻城略地，只有乡土社会才是人类生存下去的机会，才是避难地。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演化过程来说，每当大的战乱爆发的时候，比如大家知道南方有很多所谓客家人，客家人很多就是从北方的城镇，各个家族向南方山区转移，其实也就是逃亡。然后在南方山区再度恢复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生存方式，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
这也充分说明，跟自然资源，跟生态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是人们在遭遇危机的时候的避难所。在我们推进新乡村建设的早期，大概距今得有20年左右了。当年就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说温铁军你这个搞改革的，你怎么会去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那样，去搞改良了。我回答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在激进化的大潮之中必然爆发危机。我现在的做法，无外乎就是这种激进的危机爆发的时候，在乡村社会打造几艘诺亚方舟。尽管这个回答不是很不贴切，但是仍然可以适应于这个国外朋友的问题。乡土社会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承载危机，一定是要通过建设。我们这个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在这一百多年来延续，就因为这一百多年是中华民族充满着各种严峻考验的历史阶段。
从早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到自己内部发生分裂，然后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然后逐渐形成民国的统一，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进入工业化，整个这一百多年的跌宕起伏，如果没有一批人俯下身子去身体力行的在乡村开展建设，那在遭遇到大危机，这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乡村也是缺乏承载力的。因为每次的所谓激进工业化高潮，都会加强对乡土社会的剥夺，乡土社会实际上已经在大量的失血，它在衰败之中，它一般是承载不了危机的。往往因为承载不了，它的代价太大，而导致乡土社会率先爆发冲突，演化成各种各样的革命。所以我们现在的乡村建设的这些做法，是看透了这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转向踏踏实实的去开展改良和建设，试图维持住一些尚可达到可持续要求的地方，才能承载得了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爆发的危机。当人类不能在城市生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像一块海绵那样吸纳爆发在城里因过度激进的发展主义而形成的危机的代价。
最后第三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乡土社会的重建，乡村振兴一定是跟国家的金融体系重建紧密结合的。以国家主权能够控制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用这个资源来支撑发债，债也是资产，只要把资源变成可交易的资产，这个债就是有基础的。用村集体的公司来发债，县作为融资来吸纳增量货币，然后村的债交到县这一级，县这一级把货币转化成对村一级的投资。由此，乡村建设就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债务和货币这两大信用工具，在乡村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过程中得到稳定的基础。那这个国家的国内大循环才有基础，乡村振兴要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就是乡土社会的生态化发展。
最后希望大家理解，我们试图打造一个新的发展战略，不是那么激进发展主义的，但又不可能完全避开激进发展主义。因为城市已经完全是激进发展主义的主要地区了，所以我们说，它的危机爆发，它的矛盾将会转嫁出来，它的代价将会转嫁出来。我们只有加强了乡土社会的生态化转型，我们才能因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依靠大自然，依靠生态化，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危机的挑战。
好了，我回答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