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文理天然对立吗？学文科就一定没前途？

【文/ 许倬云】

半个世纪前，C.P.斯诺《两种文化》( The Two Cultures)一书，指出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本来有相当不同的本质，而且彼此逐渐疏远，已有无法沟通之势。五十年后，我们回头重新审视，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毕竟不是如此深刻。

半个世纪前，数理与生命科学都已颇与上一个世纪的情形不同——观察更为细致，理论更为周密。然而，科学家仍继承上个世纪的乐观，对现代科学的未来抱持积极态度，认为绝对真理仍是可以企及的。相对于科学而言，五十年前的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脱身而出。战时的种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歧视与残暴，宛如一场噩梦！而战后的世界，扰攘未已，人人仍未得宁居。人文学科的学者及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者，大都对人类世界及人性已不再能有乐观的想法，对于人类的未来更常存怀疑。有不少人，甚至对世界抱持严重的悲观，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是荒谬的存在，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价值，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于是，人文与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竟不能沟通，而且，两者之间也安于隔离，甚至不寻求沟通。

今天，这一隔膜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中一些学者的高深研究。平常人也已深切地感受到，过去基础研究的知识，其实对一般人的生活有至深至巨的影响。例如：高深物理研究，一且转入利用核能的技术可以产生核弹的灾难，然而，驾驭得当的核能又可为人类提供几乎无穷的能源。又如：大量化学制品投入农业，可以增加农作产量，减少病虫害，为人类造福，然而，所谓绿色革命的佳音，不旋踵即为其破坏生态环境而为人诟病。人文学界对于这些问题比较敏感，遂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开始仔细审察数理与生命学科在人类世界的角色。

毕加索《格尔尼卡》

科学研究是否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觉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思想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其变化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观念，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但是，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是，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一一都经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进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科学家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过程中，发展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库恩的研究典范主题(Paradigm)理论，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指陈一代又ー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同时，主题的转变，又同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其相应的关系。于是，科学的研究其实不是充分自主的。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

理性与客观其实都有其局限性

在心理与生物科学的园地也有重要的変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牛顿的力学世界提出了另ー思考方式，物质与能量在不断转接，不再有一个实在的物质宇宙。海森堡(W. Heisenberg)的测不准理论，考虑到观察与量度所造成的因素，我们是否能够做

到真正不误的考察？最近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指陈了分形之无限，则无限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以有限的管窥推衍无限的意义?在信息科学渐渐发达的工程中，科学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迷糊逻辑( Fuzzy Logic)的出现则指陈了人类思维中并不理性的部分。

凡此发展，都严重地削弱了一些大家视为当然的假定，理性与客观其实都有其局限性。现代科学自从西欧启蒙时代以来，这些行为有了长远的发展。科学家曾经有相当的信心，以为掌握了锁匙，终有开启宇宙大秘密的一日。今天的科学家较之五十年前已大为谦逊，他们逐渐了解到，实验室井不能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而自主，理性也如青鸟，似乎在又捉摸不到。

数理科学的方法学已进入人文研究领域，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正在普遍地使用量化方法，将个体的殊相冲销，并注意到群性的共相(也就是陈天机教授所说的，因个体集合而出现的群体特性)。量化方法已普遍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一些人文社会研究的宏观理论，不少是从群体线性上发展的研究。量化方法将数学带进了人类活动的研究中，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了一座桥梁。

《生活大爆炸》剧照

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樊篱必须拆除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设法懂得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害。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诸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活内容丰富，个人却又不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个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寻求对科技文明的了解。

有些学者，尝试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以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观念。举例言之，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罗( Lester Thurow)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一方面提出了知识与科技结合的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文明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借用了地质学的“板块”构造观念，形容五种カ量(或因素)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五块板块之一即是上述的人工智能！同时，他又借用生物学上的断裂后的均衡，来形容一切重新组合之后的崭新世界。正如恐龙主宰的世界，在经历了几乎完全的重击之后，则成为另一个以哺乳类主宰的均衡系统。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去年发表一篇专论《美与物理学》(《廿一世纪》，1997年4月号)，他比较两位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与海森堡的研究风格，将前者的简洁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而且借用唐代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中“出”与“性灵”来形容狄拉克直指奥秘的灵感。杨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将文学的欣赏引进了科学。杨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于数学美的直觉欣赏，海森堡的灵感则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他更指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后，杨先生将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借用诗人布菜克(W.Bake)的诗句(陈之藩先生译句)：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在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这一比喻，其实是佛教须弥芥子、永恒刹那的翻版。杨先生对于物理学的欣赏，已由数学进入哲学。我们也未尝不能由此延伸，将数学与哲学也比喻为相叠的叶片，有其同根同源之处。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两者都是人类心智中分离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

我们注意科学各部门间的对话，也在尝试使不同学科中已经发展的一些观念彼此对比，找出跨越学科的若干观念。我们的目的，只在提示同学们，学科的界限其实是暂设的，寻求知识的过程不过在设法了解自己及观察四周的世界;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不过是我们为了方便观察而设计的视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