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爆炸过后，为何会有黎巴嫩人求法国托管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当地时间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100余人死亡、5000多人轻重伤。这场悲剧的起因，可归咎至存放6年之久的2750吨硝酸铵，虽说继焊接起火的说法后，如今又有“不排除火箭弹等外部干预”的消息传出，但国家制度的整体溃烂，可说是责无旁贷。

早在2013年，这批硝酸铵便自格鲁吉亚出港，一路向着莫桑比克前行，却因原运载船的技术与资金问题，而意外来到黎巴嫩这个陌生国度。几经波折，船东与船员各自弃船返国，这批硝酸铵便被暂储在贝鲁特港区的12号仓库中。6年多来，黎巴嫩海关总署多次去信司法部门，要求转移、处理库中的危险货物，却始终没能得到响应，以致酿成今日惨剧。

虽说现下大火已灭、浓烟散尽，但黎巴嫩的舆情炸裂正是方兴未艾，街头也渐涌示威人潮，全然不顾疫情未退。一来人们对政府颟顸早有怨言，故自2015年起便屡屡上街示威，前总理哈里里（Saad Hariri）甚至因此在2019年下台。如今贝鲁特示威再起，可谓是延续了疫前的民情基调，现任总理迪亚卜（Hassan Diab）也在民众攻占外交部后，于8月8日宣布寻求提前大选。

二来，黎巴嫩虽曾被法国殖民20余年，但吊诡的是，如今这段屈辱历史反成某些劫后余生者的心理支柱。自8月5日起，黎巴嫩便有民众上网联署，直指黎国如今已被恐怖主义、民兵与腐败吞没，而政府官员对此无能为力，唯有让法国托管10年，黎巴嫩才能重建干净、持久的治理。当8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国际友人”身份，赶赴黎国共商救灾，黎巴嫩甚至有民众“拦轿陈情”，以法语要求马克龙“管管黎巴嫩政客”，彷佛眼前之人是出巡天子，黎巴嫩当局倒成了地方政府。

当地时间8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图源：法新社

从反政府示威到要求法国托管，这两大图景一脉相承，并且互为表里。黎巴嫩的历史结构也恰如立体的棱镜，在爆炸的拨弄下，交映出集体中的多面性。

从“协和式民主”滑向失败国家

平心而论，官员对港区硝酸铵的漠不关心，在黎巴嫩并非罕见特例，而是宗派政治（Sectarianism）下的日常产物，只不过硝酸铵最后以爆炸来彰显自我存在，其余危机则在沉默中持续发酵。

自从1943年建国以来，黎巴嫩的国家认同便没有完全建立，民众始终活在各类宗派的分野间，致使公共治理的场域持续苍白，又受裙带关系割裂，最终变得残破不堪。这批硝酸铵之所以储放6年无人闻问，一大原因便是经手官员间，缺乏“利益或宗派上的强烈关系”，故皆认为事不关己、拖延即可。类似案例在黎巴嫩社会屡见不鲜：凡是涉及宗派利益的事务，民众便格外留意；一旦与宗派相对脱节，便漠不关心，即便是硝酸铵这种具有重大公共危险性的货物，也会被弃于公权力不及的化外之地。

如今黎巴嫩共有18个正式宗派，除却为首的逊尼、什叶、马龙三大派，其余分别是德鲁兹人、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拉丁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亚美尼亚天主教、叙利亚东正教、叙利亚天主教、科普特人、新教、迦勒底人、亚述人与犹太人。

而宗派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其不仅是个人信仰，更是政治版图与身份的依归。以1943年的《国家公约》为例，黎巴嫩总统仅能由马龙派担任，正如总理属于逊尼派、议会议长属于什叶派一般；而在议会席次中，基督徒与穆斯林也须遵守6：5的固定比例。即便日后经历15年内战，各方在1990年签订《塔易夫协议》，也仅仅是调整派系间的江山权重，例如强化总理职权、将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议会席次比例调整为5：5等，并未动摇宗派政治的根本。

而在个人身份层面上，宗派主义更是无所不在。自黎巴嫩立国以来，诸宗派便持续维系、建立内部秩序，如今各派皆有独立的司法自主权，导致国家无法制定统一的个人身分法，民众的婚姻、继承权也因此被宗教法宰制。在此脉络下，宗教领袖不仅掌管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场域，同时也是各法院的实际经营者；此外经历内战摧残后，黎巴嫩十分仰赖非政府组织提供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许多宗派所支持的慈善组织身兼此职，遂令民众更难抛弃“信仰”所建构的身份框架，进而在投票行为中支持同宗派的候选人。

而黎巴嫩这种多宗派共存的政治制度，一度颇受西方盛赞。自其建国以来，欧美政治人物便称黎巴嫩为“中东民主灯塔”、“阿拉伯的开明希望”；西方政治学文献与媒体更屡以“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ism）、“东方瑞士”等美名赋之。即便爆发内战，许多学者仍肯定这套制度的有效性，认为经历15年交火后，黎巴嫩仍能重回稳定，并且不断容纳新的政治精英，宗派政治的多元与平衡功不可没。因此直到2012年，法国驻黎巴嫩大使帕特里斯·保利（Patrice Paoli）仍公开赞扬黎巴嫩模式，并称其是“有助化解中东暴力冲突的典范”。

然而在“民主”、“自由”与“宗教多元”的璀璨话语下，黎巴嫩的真面目，实是在隐形的政教合一上，上演日渐极化的宗派冲突，以及愈加频繁的政治僵局。宗派身份一旦被政治化，便注定涉及权力博弈，倘若政坛又缺乏具有主导地位的行为者，便极易走入僵局的死胡同，令法案与人事提名难产。黎巴嫩近年最著名的案例，便是2014年至2016年的总统真空。

自2014年起，黎国总统人选持续难产，政治精英们为此耗费两年半，诸多重大议案几乎停摆，好不容易在2016年选出现任总统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然而民间也同时爆发了2015年的贝鲁特垃圾山示威，只因政府无预警关闭市内几大垃圾场，又无配套措施，致使贝鲁特街头垃圾成灾、臭气熏天，逼得市民上街抗议治理失能。而政府最后依靠的，仍是宗派政治的反动员，由各方领袖劝退愤怒群众，示威之火于是无疾而终。

上述情节，可谓是黎巴嫩困境的真实缩影，并且反复上演：派系导致政治僵局，精英们不仅难以大刀阔斧，更因此忽略公共治理，最后民众愤而上街，却又屡被宗派吸退，问题仍是无解。虽说在西方媒体笔下，黎巴嫩模式自带“多元”光环，民间示威也常被赋予“公民崛起”、“民主深化”等浪漫符码，但除却上述迷障，黎巴嫩其实正往失败国家的深渊下滑。

对此困局，政治精英与民众虽皆有所感，却无能为力，在不愿内战重演的共识下，前者只能诉诸不断谈判，后者仅能在愤怒爆发后，屡屡上街。故此次联署法国托管看似荒谬，却是在长年不满与无力迭加下，被迫发出的绝望哀鸣。

持续至今的法国身份喧嚣

然而这般要求，却也不是黎巴嫩的社会共识。

法国在黎巴嫩近代史中角色复杂，双方关系更早在殖民之前便已种下。19世纪，当黎巴嫩还是奥斯曼帝国版图时，英法传教士来到此处，兴办学院，既为教会培育人才，也传递西方价值观，并逐步建立英语及法语的使用社群。在此脉络下，法国是马龙派与天主教的庇护者，英国则是新教的靠山，两国以宗教为起点，持续在此竞逐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版图。

以学院为例，1866年英国在黎巴嫩成立英语授课的叙利亚新教学院，也就是今日的贝鲁特美国大学（AUB）前身；法国自也不甘示弱，在梵蒂冈与黎巴嫩马龙派教徒的支持下，于1881年创立圣约瑟夫大学（USJ），是为黎凡特地区最著名的耶稣会法语学术研究机构。众多英法学院在此充当西方文化先声，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摇篮，故早在1920年法国托管此地前，黎巴嫩便已有规模不小的法语人口。

而在宗教场域，黎巴嫩的马龙派具有特殊的对法情结。公元7世纪左右，阿拉伯人入侵黎巴嫩山，原居此处的马龙派被迫大幅改宗伊斯兰，其惯于使用的叙利亚语、亚拉姆语也逐渐消亡，最后为阿拉伯语所取代。这段征服与文化清洗的记忆，型塑了马龙派的受害意识，故当11-13世纪十字军到来时，其普遍视这批外来者为救世主，而非不怀好意的侵略家。虽说由结果而言，十字军路线最终失败，但马龙派的救赎情结并未消亡，当1920年法国取代奥斯曼托管此地时，其再度欢欣鼓舞。

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愤怒的黎巴嫩民众表示会尽其所能帮助他们 图源：法兰西24视频报道截图

而虽说宗派分治的现象在奥斯曼末期便有迹兆，但法国的殖民统治可谓大大深化了其根柢。在托管期间，法国有意将黎巴嫩打造成中东的基督模范区，故而重用马龙派，并大举招募基督徒移民此处。虽说马龙派对法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在世界诸国眼中，法国政权的殖民性勿庸置疑。最后受迫于国际压力，法国于1943年协调各方签署《国家公约》，并根据193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订下在黎巴嫩议会中，基督徒与穆斯林6：5的席次比例，同时确立总统须出自马龙派的传统。

法国此举，成为黎巴嫩独立后的宗派主义制度化滥觞。虽说在黎国的复杂情况下，宗派共治或为不得已的选择，但法国此举并非全无私心。其不仅让基督徒在议会中占有优势席次，更指定马龙派担任握有实权的总统，显然有意维持基督教在黎巴嫩的政治实力。如此安排，自是为让法国在黎巴嫩独立后，能继续对其施加影响力。

然而此番盘算终究败给了现实发展。人口比例并非固定不变的存在，许多基督徒在法军撤出后移民海外，加上穆斯林的生育率普遍较高，基督徒的人口优势最终只能随岁月一同流逝，黎巴嫩也在独立30余年后，在1975年爆发了血腥内战。1990年，穆斯林以《塔易夫协议》校正了当年法国留下的政治遗产，黎巴嫩终究没能如其所愿，成为一个基督教化的阿拉伯国家。

尽管如此，法国文化仍长留黎巴嫩。时至今日，许多马龙派皆以能说法语为荣，并有意让“法国遗产”成为宗派身份的认同元素，作为己身与阿拉伯穆斯林的分野。此外即便经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狂潮、美国所代表的英语／新教势力崛起，法语至今仍是黎巴嫩的第二语言，也是基督教圈子与上层穆斯林精英的偏好外语，采用全法语授课的学校数量依旧高过英语。

然而除却文化影响力，法国干涉黎巴嫩的黄金岁月已过。即便有民众发起求法托管的联署，参与人数实也不甚踊跃；联署门坎虽设在7.5万，但最后仅有6万多人响应，如今联署已经关闭。会有此现象，与内战后的宗派及地缘政治变化息息相关。

离地的苍白情怀

由历史脉络观之，黎巴嫩不仅曾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也曾被画在叙利亚的版图内，故1943年法国协调各方签订《国家公约》时，便在条文中明列一款：“穆斯林保证不追求黎巴嫩与叙利亚的一统”，正如其也出于安抚穆斯林，加上“马龙派基督徒保证不引入外部势力，并接受黎巴嫩的阿拉伯身份，同时放弃对黎巴嫩西方身份的主张”一文。然而就后续发展来看，各方显然都没真正遵守。

法国因有殖民十字架，故不便过于明目张胆的干涉；然而叙利亚不仅与黎巴嫩相互接壤，也无历史包袱，故终究趁1976年内战期间，以协助巴解（PLO）对抗基督民兵之名，将军队开进黎巴嫩，从此不愿撤军。2005年2月14日，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遇刺，有部分舆论认为此乃叙利亚所为，遂令厌恶叙利亚者群情激愤，最终导致黎巴嫩爆发大规模示威，叙利亚只好被迫撤军，结束近30年的占领生涯。

然而经此发展，黎巴嫩政坛的分裂力道反更巨大。内战爆发前，宗派间的暴力冲突未必牵涉外部势力；然而15年战火纷飞下，黎巴嫩不仅引来强邻叙利亚，也意外招致伊朗介入，后者如今更以真主党为代理势力，成为黎国的什叶派靠山。黎巴嫩政坛现下共有两大政治联盟分庭抗礼，一是由什叶派与基督徒组成的“3月8日联盟”（March 8 Alliance），在外交上主张亲近伊朗与叙利亚；另一则是由逊尼派与基督徒组成的“3月14日联盟”（March 14 Alliance），其立场除了反伊朗与叙利亚外，也较为亲近美国与沙特。两派人马彼此斗争，僵局因而频繁出现。

但在上述过程中，只见新玩家先后登场，却始终不见法国的再插足空间，这或许是1946年法军完全撤退后，便注定要面对的历史宿命。比起伊朗等国真枪实弹的介入，法国如今对黎巴嫩的政治动作，充其量不过是种离地的精英式念旧，虚弱中还带点苍白。马克龙来访之所以引发国际关注，主因还是法国的新闻帝国主义力量，能支撑其政治表演能量；但综观黎巴嫩舆情，除马龙派较激动外，多数民众其实冷眼观之。

宗派僵局与治理困境，正是插在黎巴嫩心口的两柄匕首，并让其在滑向失败国家的悬崖上，持续失血。而法国此次，已难是任何人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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