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面对中国，美国的进步派和强硬派都错了

【文/斯蒂芬·沃尔特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近年，美国政坛两极分化变的尤为严重，但几乎所有人似乎都同意中国是个大问题。特朗普当局从上台第一天起就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发生争执，还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大国”和主要战略对手的标签。（如果有助于特朗普总统连任，他本人似乎愿意给北京一张自由通行证，但这只是他自己贪得无厌的表现，而且与政府的其他政策并不一致。）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在2019年开始竞选活动时，可能淡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吃我们午餐”的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竞选过程中的对华调门会变得越来越强硬。

毫不奇怪，强硬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如乔希•霍利（Josh Hawley）和马特•盖兹（Matt Gaetz）也一直在敲警钟，而进步人士和温和派则警告称中美两国间将出现“新冷战”，并呼吁重启对话以管控两国关系。尽管他们的药方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最近中美冲突不断 图片来源：彭博社视频

不幸的是，在讨论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时，他们还都倾向于重拾自己熟悉的套路，将中美冲突归结于对手的内在特点：他们的执政理念、国内制度或某位领导人的个人品性。这种倾向性在美国由来已久：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打败德国军国主义，保护世界民主不受侵害，后来又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而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臭名昭著的“X”文章（《苏联行为的来源》）认为，莫斯科怀有一种无情的内部冲动去进行扩张，这么做是为了找一些外部敌人来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作辩护。他认为绥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选择是遏制苏联，直到其国内制度变的“平和”。

更近的例子是，美国领导人将美国的问题归罪到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鲁莽而又邪恶的野心上，把伊拉克的一众领导人刻画成毫无理性的宗教狂人，这些人仅在其意识形态信仰的驱动下制订外交政策。

在所有这些冲突中，麻烦都来自于这些对手的基本属性，而不是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或国际政治本身固有的竞争属性。

美国对付今日中国也是套用这个思路。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因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推动一种封闭的威权模式来代替民主治理和自由市场经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共产党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开始认为自己必须坚决摧毁西方的思想、民主和价值观。”按照参议员马克•鲁比奥的说法：“中国共产党行使权力有且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巩固党的统治并将党的影响力传播到全世界。……在民族国家、工业产能或是金融一体化等任何一个领域，中国都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避免中美冲突的唯一方法是中国统治者要“改弦更张，回归‘改革开放’和扩大自由的精神”。

按照已故的肯尼斯•沃尔茨（Kenneth Waltz）最初构想的分类，国际关系学者将这些解释分别称之为“单元层次”、“还原论”或“第二形象”等。在这一大类理论中的很多变种全都认为主要是一国的内部特点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被归因于其民主制度、自由价值观或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正如其他国家的行为被认为是源于其本国政权的性质、治国理念、“战略文化”或领导人的个性。

基于国内特点进行解释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看起来是如此的简单和直白：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本应该）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上；相比之下，侵略者之所以表现蛮横，是因为他们的治国理念建立在控制或胁迫的基础上，或者是因为其领导人能够为所欲为不受约束。

聚焦其他国家的内部特点如此诱人，是因为这么做免除了在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负的责任，使我们能够诿过于人。如果我们站在天使的一边，且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合理和正义的原则基础上，那么当麻烦出现时，就一定是因为有坏国家或坏领导人在那里做坏事。这个观点也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搞掉那些坏国家或坏领导人！在面对国际挑战时，妖魔化对手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凝聚共识获取公众支持的方法，而这就需要突出强调那些驱使对手做坏事的内在恶劣品质。

不幸的是，把冲突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对手的国内特点也是危险的。首先，如果冲突主要是由敌对政权的性质造成的，那么唯一能长久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个政权。在涉及到彼此利益的问题上妥协迁就，和谐共存，甚至展开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多被排除在外了，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对手两方将彼此的本性视为一种威胁时，展开一场殊死搏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单元层次”解释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的是那些导致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构性要素。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极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因为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对自己最大的潜在威胁，他们难免会用警惕的目光打量对方，不遗余力的减弱对方威胁自己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断想方设法的获取优势，哪怕只是为了确保对方不抢占优势。

即使有可能（或值得冒这个风险），美国或中国的内部发生变化也不太可能消除这些动机（至少短期内不会）。每个国家都在用不同程度的技巧和成功的尝试来避免自己陷入被动，确保自己的安全、繁荣或生活方式不被对方威胁。而且，由于双方都不能完全确定对方未来会做什么——近年美国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路线充分说明了这一现实——于是双方在各个领域都开始积极争夺权力和影响力。

这一棘手局势因各自战略目标的互相排斥而恶化，出现这种形势的部分原因是地理环境和过去一个世纪的政治遗产。可以理解的是，中国领导人希望本国的周边环境越安全越好，北京不必把本国体制强加给周边邻国；它只希望所有邻国都留心中国的利益，任何邻国都不要对其构成重大威胁。为此，它想把美国赶出该地区，这样它就不必再担心美国的军事力量，它的邻国也不能再指望美国帮忙了。这个目标并不神秘也并非不合理：如果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某个世界强国周边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并与该国的许多近邻建立了密切的军事联盟关系，那这个强国会高兴吗？

然而，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留在亚洲。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我在别处解释的那样，通过迫使中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并使中国更难（当然不是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靠近美国本土的地区）投射权力，美国就可阻止中国在亚洲建立主导地位，从而确保美国的安全。如果中国要进行自由化，或者美国走上了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战略逻辑仍然适用。不幸的是，结局将会是零和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无损另一方的情况下得到自己想要的。

米尔斯海默最近与观察者网进行了对话 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因此，当前中美竞争的根源，与其说是与特定的领导人或政权类型有关，不如说是与双方争夺权力和特定战略有关。这并不是说，国内政治或个人领导能力无关紧要，它们还是可以影响两国竞争的烈度或使用的技巧。一些领导人更愿意（或更不愿）冒险，而美国人目前正在（又一次）痛苦地展示无能的领导人将对国家造成怎样的损害。但更重要的是，新领导人或深刻的国内变革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固有的竞争本质。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进步派和强硬派都错了。前者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最多只能产生适度威胁，只要将包容与外交技巧结合起来就能消除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两国摩擦，并避免两国滑向新冷战。我完全赞成有技巧的展开外交活动，但我不认为这足以阻止一场事关权力分配的激烈竞争。

正如特朗普在谈到贸易战时所说的，强硬派认为与中国展开竞争将会“又好又容易地赢得胜利”。在他们看来，终极目标是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采取更多和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让美中经济脱钩，大幅增加美国国防开支，并将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聚集到美国周围。

除了这种行为的明显代价和风险外，这种观点夸大了中国的脆弱性，低估了美国的代价，并一厢情愿地以为其它国家会愿意加入一场反北京的远征。中国的邻国不想被中国控制，他们渴望与华盛顿维持现有关系，但他们绝不想被卷入武力冲突。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即便更加自由的中国会变的更不想维护自身利益，更愿意接受相对美国永远的劣势。

那么，对这种形势的结构性解读是什么呢？

首先，更加结构性的观点认为中美竞争将是长期的。没有任何明智的策略或大胆的神来之笔能一劳永逸的化解这场冲突，至少在短期内看不到希望。

第二，这是一场严肃的较量，美国应该认真对待。想要和一个颇有进取心的同等级选手较量，你可不能选一帮猪队友帮你站台或选用一位因私废公的总统掌权。当然，这还需要明智的军备投资，但由知识渊博、训练有素的官员展开重要的外交斡旋，即使不是更重要，也将是同等重要的。维持与众多亚洲盟友的健康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美国肯定不可能在本地区无人支持的情况下维系自己的亚洲影响力。底线是：美国不能委托竞选出资人、帮闲文人或生瓜蛋子来维护和培养这些关系。

第三，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这种竞争适可而止真的符合两方共同的利益，双方都应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并在中美利益重叠的问题上（气候变化、预防疫情等）展开合作。我们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和避免任何危机，但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红线，并确保自己知晓北京的红线。

这就是“单元层次”要素的切入点：这场竞争可能与当今的国际体系紧密相连，但各方如何应对竞争，将取决于掌权者是谁，以及两国内部制度的质量。我不认为美国能力不足，但我也不对美国的能力盲目乐观。

（观察者网由冠群选译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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