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韦诺：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是破局契机？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2020年出现了很多“第一次”。

多日来各方势力猜测之后，政府终于宣布援引《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定于2021年9月5日举行。

相比以往，这届立法会选举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在中美角力之下，选举已非单纯属于香港内部事务，而是外部势力联合香港反对势力，试图夺取香港管治权，并将香港变成压制中国的棋子。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变化不断，由两个月前逐渐缓和，突然在7月急剧恶化，出现连接多日平均每天本地确诊个案超过一百宗的情况，存在着社区大爆发的征兆。

在新冠疫情严峻之下，政府考虑到投票日存在人流聚集导致交差感染的风险、居家检疫人士及长者难以外出投票、参选人无法进行拉票活动，以及在海外及内地的香港合资格选民无法回港投票等情况，决定押后选举。可见，政府押后选举的理据非常充分，而且是负责任的做法。

押后选举对爱国阵营的影响

政府押后选举的消息公布后，爱国阵营总算松了一口气。平心而论，爱国阵营的选情确实颇为严峻。

虽然《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众多“港独”组织解散，领袖们宣称与港独“割席”、宣布退出政治，甚至逃到海外，自称为“黄色经济圈”的商店纷纷撕走宣传品，黄营支持者则进行“扫黄行动”，将个人社交平台帐户发表过的政治言论删除，而街头运动亦大致上平息，反对势力的政治能量看似大大减弱，但总体上民情并没有太大改变。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5月下旬进行的民调，有近一半受访者对特区政府及警方的信任度为0分，有超过4成受访者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情况的满意度为0分，虽然民意调查也会有倾向性，但这一数据多少还是能显示出，支持反对势力的民情仍然存在。

新冠疫情更对爱国阵营的选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面对着严峻的新冠疫情，为了减少人群聚集及接触，爱国阵营许多传统拉票活动被逼停止（例如摆设街站、组织聚会活动等等）。

由于爱国阵营支持者比较年长，不太熟悉或习惯使用电子产品（反过来又导致爱国阵营一直忽略发展网上宣传，直到修例风波爆发，网上才逐渐出现爱国阵营的宣传频道及专页），所以一直很依赖传统拉票活动向选民宣传，在疫情之下，无疑大大影响选举工程。

另外，疫情无疑冷却选民的投票热情。本来年长选民的投票积极性相对年轻选民来说较低，试想想，要老人家在酷热天气下花费时间排队投票，是多么辛苦的事。根据上一次区议会选举的经验，反对势力的支持者更会重复排队，增加长者的排队时间。所以，爱国阵营增设“关爱队”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选举管理委员会已明言拒绝。疫情严峻的情况下，长者更加不愿冒险出门。事实上，要长者面对感染风险下冒险出门投票亦非负责任的做法，因为长者免疫力低，人群聚集容易受感染。

此外，按照现时的疫情发展，相信粤港两地互认的健康码基本上不可能在9月选举前推出。现时约有数十万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无法回港投票。

更何况，现时疫情急转直下，出现大规模社区爆发的情况，港府被指抗疫不力（例如豁免检疫人士的措施出现漏洞、无法提高检测能力等等）。事实上，爱国阵营一直存在“有辱无荣”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当政府表现好的时候，无人会将成就归功于爱国阵营；但当政府表现差劲时，市民自然将责任归咎于爱国阵营，把对港府的不满，转移到爱国阵营身上，将其视作港府的代罪羔羊。现时港府的抗疫工作表现，肯定会对爱国阵营的选情造成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严重打击香港经济，各业界纷纷要求议员向政府争取更多补助，但政府毕竟资源有限，肯定不可能完全满足各个受影响业界的需要，当政府没有向某某业界派补贴，或者被感觉派得不够，往往会导致业界不满，觉得代表业界的议员无法协助他们，而功能界别议员大多为爱国阵营人士，无疑损害爱国阵营的选情。

押后选举对反对势力的影响

至于反对势力，当然是对押后选举咬牙切齿，十万个不情愿。在他们眼中，无论如何都要如期举行选举。本来，反对势力的“阳谋”是打算在立法会夺取过半议席，然后否决所有政府议案，以达到“揽炒”。

当然，反对势力中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忠诚反对派”，而是企图在体制内继续作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鹰犬”，他们的政治目的不会仅仅停留在本地层面，而是上升至国际层面，将香港变成属于西方反华势力的筹码。

按照戴耀廷提出的“真·揽炒十步”，在立法会夺取过半议席、引发政府DQ（取消参选人资格及议员资格）、否决所有政府议案只属初步阶段，真正“戏肉”在于逼使中央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引起市民大规模反抗及警察“血腥”镇压，令香港社会完全陷入停顿，然后让西方国家名正言顺地制裁中国政府。换言之，反对势力的目标，并不止于特区管治权，旨在为西方国家制裁中国铺路。

戴耀廷，图片来源：东网

在政府宣布押后选举的前夕，选举主任取消了12个反对派参选人的参选资格，理由主要有五：支持“港独”或“民主自决”；寻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反对《香港国安法》；在立法会占多数且否决所有政府议案及财政预算案以瘫痪政府运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以及香港特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宪制地位等，不可能忠诚拥护《基本法》。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曾言：“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也有底线。所以大家都要遵守规则，都不能突破底线。”DQ显然为香港政治划下清晰的政治红线。因此，既然已划下红线，选举主任亦没有在提名期最后一日再进行DQ，有8名被选举主任去信查询的反对派参选人如朱凯廸、张崑阳、谭文豪等因而避过DQ。

大规模DQ确实是戴耀廷提出的“真·揽炒十步”的第一步。据他所说，第一步（2020年7至8月）：政府广泛取消反对派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包括现任议员，由Plan B继续参选。然后，戴耀廷希望DQ会刺激更多港人投票支持反对派，配合策略投票，使反对派成功取得35席或以上，完成第二步。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政府会押后选举。反对势力的如意算盘打不响了，席位“35+”计划落空，就如《大话西游》紫霞仙子那句的经典对白：“我猜中了前头， 可是猜不着这结局。”

一年“真空期”将如何处理？

理论上，今届立法会任期将于9月30日完结。然而，政府宣布将选举押后一年，意味着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未能如期选出。这一年“真空期”该如何处理呢？

由于涉及《基本法》第69条“每届立法会的任期为4年”的规定，港府已就此提请人大常委会。

有消息指，行政长官可以按照《立法会条例》第11条，要求召开立法会紧急会议，于紧接紧急会议开始前的立法会任期内担任议员的人，须当作为立法会议员。不过，紧急会议是按照行政长官的需要而召开，意味着立法会只能维持有限度运作。

亦有指，中央将透过对《基本法》第69条进行解释，将今届立法会任期延长一年，现届议员延任一年。这样一来，早前因任期完结而被终止的议案亦能够继续审议，例如“明日大屿”研究拨款，无需重新从头开始走程序。有媒体甚至预测，中央可以“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重新任命议员，以解决一年“真空期”。

押后选举就“万事大吉”？

虽然政府宣布了押后选举，但有很多事情仍然需要处理。

首先是选举开支问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指出，虽然选举已被押后，但参选人仍需在申报书列出开支及选举捐赠。提名表格已获选举主任接受的参选人，都会获政府支付选举经费，被DQ者的开支则不会获政府支付。那么，曾参与被指违法“初选”的反对派人士是否仍需提交选举开支申报？他们所招致的选举开支又是否能获发还？

更何况，根据《选举活动指引》，候选人如拟委任选举代理人或授权选举开支代理人，须通知该候选人所属的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举主任，而且必须要书面通知。那么，到底选举委员会是否收到过相关通知？而“初选”中的开支又是否恰当和合法地招致？这些问题，不会因选举押后而消失。“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

至于议员资格问题，如上述，有12名反对派参选人被选举主任裁定选举提名无效，当中不少属于现任立法会议员。

现行法例订明，如某议员违反誓言，需要由其他议员提出谴责议员的议案，并且取得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

然而，既然选举主任已根据他们的言行，断定他们不可能真诚地拥护《基本法》，不可能履行立法会议员职责，那么他们现有的议员资格会否有所影响呢？

假设中央将今届立法会任期延长一年，议席则按照今届分布而成。那么，现届全体议员为66，爱国阵营的议席有42，接近全体议席三分之二，而反对势力则有24，超过三分之一

（反对势力固然希望为空缺议席进行补选，但补选本身就违背押后选举的原意）。那么，不少关键议案如政改方案、谴责议员议案、《基本法》23条立法等，均需要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因此反对派一直强调维持三分之一议席的“关键否决权”）。假如被选举主任裁定参选资格无效的现任议员的资格出现问题，反对势力的议席减少4个（全体议席变成62，反对势力只剩20个），那么爱国阵营就坐拥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可能就成为突破困局的契机。

传统泛民的尴尬

现已贵为港区人大代表的艺人邝美云，她的名曲《再坐一会》是这样唱的：

“再坐一会 但愿能再坐一会

既要别去 且尽量尽量逗留 日后亦无悔”

按照以上预测，上届议员的议席很可能会被延长一年，或者中央按照上届议员名单重新任命成立临时立法会。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传统泛民到底应否“再坐一会”，接受任命呢？会否被激进派指责恋栈议席，背叛手足，不愿“同上同落”呢？

事实上，在大规模DQ之中，民主党所有参选人均没有被DQ，甚至选举主任连问也没有问他们的立场，已惹来激进派的怀疑。假如传统泛民继续留在议会，无疑会加深其与激进派的分化。然而，假如传统泛民拒绝延任，变相导致议席分布对爱国阵营大大有利，很多议案均可在缺乏他们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得到通过。

黄之锋等激进派被DQ，图片来源：推特

破局的契机？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将选举押后一年，过程中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未必有利于反对势力。当然，也不一定有利于爱国阵营。不难看出，各方势力将会把握这一年时间重整旗鼓，增加自身的政治力量。

现时尚未得知，到底一年后的选举会否容许重新提名，还是沿用提名期完结后的出选名单？如后者，出选名单中有不少反对派参选人有刑事案件在身。根据《立法会条例》，如任何人因犯罪而被判监逾三个月，相关人士于五年内不得参选。这一年到底他们会否被定罪，甚至已在牢狱之中呢？这无疑会影响反对势力的出选安排。

另外，现时尚未得知，一年真空期之中会否再次进行选民登记，而选民登记数字将大大影响选举。当然，不论是否容许选民登记，爱国阵营和反对势力均会把握这一年改变政治形势。

就反对势力而言，押后选举当然导致他们的气势受挫，须知道政治就如战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过，反对势力多了一年培育新人，为被DQ者寻找“转世灵童”，以及落区深耕细作，持续累积民怨，为一年后做好准备。

另一边厢，面对着新冠疫情、中美博弈，以及可预见的经济衰退，爱国阵营仍然面对着重大挑战（反对势力只需要反对，根本不需要思考如何建设）。押后选举不会令这些问题消退，更不会直接改变双方阵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握这一年争取民心以改变民情，是爱国阵营的最大任务。

一直以来，反对势力乐于利用诉诸恐惧及仇恨来刺激市民行动，不论是投票还是街头抗争，这次他们亦尝试挑起市民对《香港国安法》的抵触情绪，以及对港府抗疫工作的不满，从而动员支持者投票。另外，情绪勒索亦是反对势力善于运用的手段，我们不难听到反对势力有关“你不投票支持我，你就是无良知的’港猪’！”等说法。

在这届选举中，爱国阵营的宣传手法也采取了类似反对势力的方法，尝试挑起选民对“揽炒”的恐惧。平心而论，要在竞争性选举胜出，其中一个关键在于参选人能否抓住选民最关注、最能刺激他们情绪的议题，而“揽炒”对香港的破坏是实在且深远的，市民对“揽炒”的反感亦并非天马行空地建构出来，因此爱国阵营采取这种宣传及动员手法不无道理。

然而，尴尬之处在于：爱国阵营在谴责反对势力“揽炒”时，欠缺提出愿景及对未来的规划及方案，无疑对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曾听过对“揽炒”反感的朋友说，即使他很担心“揽炒”的影响，但爱国阵营无法提供一种可以逆转“揽炒”的愿景，甚至应对经济衰退的方案也未能提出，令他难以支持爱国阵营。

读者可能会问，反对势力不是也没有提出愿景吗？实际上，假如我们仔细去看，反对势力的论述是包含愿景的，由以往的“真普选”（普选后就能有美好生活），到“港独”（独立后就有美好生活），再到现在的“35+”及“揽炒”（只要立会过半否决所有政府议案就能逼使政府答应“五大诉求”）。

这些愿景无疑都是空洞及荒谬的，但始终是让支持者有盼望的愿景。事实上，欠缺愿景的政治宣传是有缺陷的，必须又破又立，且不管这个“立”是否真能实现，至少得有。

笔者理解，面对新冠疫情变化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众多的不确定性，提出愿景是非常困难的任务。然而，在香港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衰退的情况下，除了提出短期的“救亡”建议，长期的愿景方案亦是必需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叫嚷“反对‘揽炒’”，更要提出替代性方案取代“揽炒”。

当然，爱国阵营提出的改革愿景必须要实际可行的、与市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我们不妨参考一下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1984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的发言：

“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意识，再多的政治教育、讨论或煽动，也比不上你们有这些切身利益来得有效。我们已经从50和60年代的穷困的政治，走向进步的政治；从绝望的政治，走向有希望的政治；从当初陋屋的政治，走向屋者有其屋的政治。你们现在的利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我国的政治本质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可以失去的东西很少。现在，如果我们愚昧无知或鲁莽行事，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将毁于一旦。你们不能选择无赖、投机分子、庸才或不讲实际的人进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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