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茄汁：曾受争议的荆江分洪工程，在1954年大洪水中表现得怎么样？-国家人文历史

【文/番茄汁】

在中国，治水，是历朝历代都回避不了的话题。

其中，又以长江的治理更难，原因有二：其一，长江全长6300公里，九曲十八弯，行洪能力差；其二，长江地处东亚副热带季风区，流域气候温和，雨量丰沛，一旦发生上下游雨季重叠，极易产生严重洪水。

所以，自汉代以来，长江流域水灾频发，且呈现周期越来越短、破坏性越来越大的特点，比如，长江中下游水灾爆发的频次，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平均5、6年一次，清朝到民国基本上是4年一次。

晚清、民国时期，国力孱弱，内忧外患，政府治水有心无力，洪灾一旦爆发，往往江堤溃塌、泽国千里。

1931年，武汉市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做买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水患的治理，就提上了日程。

治江，先治荆

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年头，淮河大水，受灾面积4687万亩，灾民超过千万，死亡489人。毛泽东看到灾情报告后，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实际上，治淮的同时，他也在思考长江的治理。

1950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抽出时间，接见专为湖北水利建设而来的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邓子恢首先汇报了1949年夏天长江洪涝灾害受损情况，指出——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建议先治理荆江大堤。

荆江，主要是长江在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一段，长约340公里。这一段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不畅，导致泥沙堆积，河床升高，汛期洪水水位常高出堤外地面10多米。《荆州万堤志》称：湖北政治之要莫如江防，而江防之要尤在万城（即荆江大堤）。1949年的洪水，荆江大堤的祁家渊大堤垮掉一半，所幸洪水及时退去，才避免了溃堤。

荆江分洪工程示意图

新中国成立水利部后，专门成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1950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召开中南防汛专题会议，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的李先念到会。他问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你是打过仗的，荆江的问题怎么办呀？出了事可不得了。”林一山答道：“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地方建蓄洪区降低荆江水位，保障荆江大堤安全。”

林一山所说的计划，具体称作“荆江分洪工程”。在他的推动下，工程计划初稿很快成形，经中南军政委员会与湖南、湖北两省共同研究后，向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报批。邓子恢的北京之行，主要任务就是这个。他在汇报末尾，介绍了当地两句民谣：“荆江不怕起干戈，只怕荆堤一梦终。”

荆江分洪区的农民在分洪前收割庄稼，为分洪做准备

毛泽东深以为然，他问邓子恢：“你们有什么好方案吗？”

邓子恢立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荆江分洪工程技术设计草案》。毛泽东阅后当即表示：“尽管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

由于这项工程涉及湖北、湖南两省利益，工程量大，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负责协调处理中间关系，督促工程进度。

周恩来亲自督促工程进度

按工程计划，首先要将荆江大堤加高加固，然后在荆江南岸修建一个920平方公里的分洪区，在太平口修建一个进洪闸，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黄山头修建一个节制闸。其中，进洪闸可防止荆江大堤的溃堤危险，节制闸则可避免洪水淹到湖南。同时，还要修建一道穿过黄天湖的大堤，黄天湖淤泥很厚，清淤完全靠人力，修建难度颇大。

1951年，中央政府批准后，林一山等即乘“利江轮”查看计划中的荆江分洪区，同荆江专员张海峰商量工程安排，同时加紧分洪区围堤、荆江大堤的加固勘测设计。勘测设计完成得很快，工程却不见实施。

其实，从工程计划一开始，就不断有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有人说，为什么不能在荆江北岸修建分洪区，非要建在南岸？湖南常德地区专员柴保中给中央写报告，认为荆江分洪工程，是相当于在洞庭湖区人民头上顶了一盆水。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也说林一山出了个坏主意。

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柴保中、黄克诚所说也不无道理。但修建分洪区，本身就意味着面临大灾之时舍局部、保全局的战略安排。

眼见工程迟迟没有下文，周恩来着急了。他找到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问中央批准的事情，为什么迟迟不动？之后又给邓子恢打电话，要赶快抓紧。但牵涉到两省利益的事，协调难度太大，所以尽管周恩来做了催促，但效果并不明显。

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1952年2月20日，周恩来把湖南、湖北有关人员召集到一起，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专题会议，调解两湖之间的纠纷。他先表扬了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是关心群众利益，随后话锋一转，“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接着严肃批评在场人员：“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即长江水利委员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23日，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专题报告了此次会议情况，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威胁，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

在周恩来的协调督促和亲自过问下，荆江分洪工程终于进入实施阶段。中南军政委员会组建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调集解放军第21兵团官兵数万人参加工程施工，湖北、湖南也组织了民工，军民合计有30万人。21兵团政委唐天际担任工程总指挥，李先念担任总政委，林一山担任副总指挥兼工程部部长。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林一山把总指挥部设在沙市市政府，行政干部负责器材和物资调拨保障，技术人员一分为三，驻扎在进洪闸、节制闸和堤防三个地方，30万军民和技术干部齐心协力，奋战在工地上。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整个工程虽然前期耽搁较长时间，而一旦施工，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

毛泽东听到开工的消息后，欣慰地说：“好哇，是该早些开工，拖迟了，万一夏天又来一场洪水，不晓得会有多少人沦为鱼鳖！”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提议下，他提笔挥毫，写下“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毛泽东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

周恩来也为分洪工程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周恩来题词

1954年迎来首考

工程尽管顺利竣工，但争论依然没停。中南局一个干部一直对分洪工程持反对意见。长委会内部一些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认为，荆江分洪工程是个无用工程。

1954年，长江爆发全流域大洪水，考验荆江分洪工程的时候到了。

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周期长达50天，且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形成了20次暴雨组合成的暴雨群降雨，仅7月就出现8次暴雨，每次持续2-8天不等，差不多整月都在下暴雨。7月之后，长江上游川江连降大雨，洪水自上游飞流直下，荆江段形成一个涨落缓慢、持续时间特长的庞大单一洪峰，长江中下游的洪水量达到1070亿立方米，沙市水位迅猛上涨，达到44.38米。

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流，势在必行。

中南局在武汉的常委在汉口德明饭店（现汉江饭店）开会，讨论分洪、开闸问题。会议由中南局常委裴孟飞主持，担任防汛总指挥的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参会。会上，周小舟坚决不同意立即开闸。双方争执不下，王任重只得当场打电话给邓子恢。邓子恢传达了周恩来立即开闸分洪的指示，这才形成统一意见。

1954年7月22日，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洪

7月下旬至8月上旬，荆江分洪工程先后三次开启北闸，泄洪总量122.6亿立方米，使得上自枝江下至鄂城的长江两岸，上自襄阳下至汉口东西湖的汉江两岸，20余个分洪区、蓄洪区无不饱和甚至超饱和。由于指挥得当，分洪区里所有人都及时撤离，荆江分洪区在分洪时没有淹死一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王任重考虑到移民搬出后，不方便回到分洪区耕种，就在分洪区里建了很多安全区，将移民迁移入内，在上面搭建房屋，分洪时，区内进行生产生活的人能够及时暂住，从而大大方便了移民的生产和生活。

荆江分洪，使得沙市水位降低1米，保证了荆江两岸，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推迟了武汉洪峰水位出现的时间，保证了武汉的安全。荆江分洪工程经受住了此次洪水的考验。后来在北京开会时，李先念对林一山讲：“林一山，现在我相信你了。”

有关荆江分洪工程的争议终于逐渐平息了。

保卫大武汉

1954年6月26日，武汉关的水位已经超过26.3米警戒线。

此后，暴雨不断，城郊低洼地段全部渍水。7月底，汉阳腰路堤、拦江大堤先后决口，硚口至集稼咀第一道堤防进水。洪水几乎与堤坝平齐，翻滚的浪头不时滚过堤坝，江汉大堤险情不断，不到10分钟一起。有一处处置不当，武汉将部分甚至全部陆沉。

王任重紧急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竭尽全力、抢救危关”的指示，提出“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1931年，长江发洪水，虽然规模小于1954年，但造成的破坏很大，受灾人口2855万人，因灾死亡14.52万人，武汉三镇，平地水深丈余，陆地行舟，物价飞涨，瘟疫流行，受淹时间长达133天。

1954年洪水中的武汉城

保卫大武汉，这一口号再次喊响。30万人上了大堤，后来觉得还不够用，又从湖北其他县里调了几万农民。30多万人在武汉长江大堤上安营扎寨。当时，武汉的堤防不到30米，几乎与洪峰水位平齐，必须紧急加高堤坝。为准备筑坝所需的土石立方，铁路出动了32台机车、2000余个车皮；水路上有72只拖轮、7000余条驳船还有数不清的民船；市区里，1000余辆载重汽车来回奔忙。已淹入水下的湛家矶火车站，硬是靠铁路工人在水里一点一点的引导，把火车开进站内，成为“水下车站”。

“人在堤在、堤毁人亡”，不身临其境，是很难理解这些悲壮的口号。负责巡堤的人员，每4人一组，每半个小时巡查一次，日夜不停地在码头的堤上巡守。负责防守闸口的人员，每8人一组，最紧张的时候，每15分钟便要巡查一次。人们一日三餐都在堤上解决，晚上睡在堤上的帐篷里。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帐篷，就在大堤半坡上搭张凉席，几块木板放在湿泥地上做床就对付了。除了大堤上的一线人员，还有防汛的预备人员。这些人住在单位，吃在单位，该上班的时候还是正常上班，但不得离开单位，一旦出现险情，就要到防汛的前线去抢险。

保卫大武汉，在当时成为全国的一项行动。

大堤上电力不足，中央把全国仅有的一部列车发电站调拨给武汉。电站的烟囱高，不能通过武胜关，刘少奇亲自指挥，采取变通的办法，使发电站及时到达武汉。

搭棚子需要凉席，中央从河北调来大批苇席，还从四川调来榨菜，从江苏调来腌菜，从北方调来瓜菜，以满足群众的吃菜需求。

防汛需要大批麻袋和草袋，当时全国每年麻袋的产量也就500万条，向武汉拨运了621万条，草袋300余万条，基本把全国各地的库存都给清空了。

1954年洪灾时武汉人民抗洪情景

7月底，武汉关水位超过29米。8月18日，达到历史最高水位29.73米，虽然堤身增高了，但长时间的洪水浸泡，堤身变软，溃堤的险情仍然随时会发生。指挥部与湖北省委反复商量，请示了中央，采取牺牲局部、抢救大局的政策，把长江、汉水流向武汉的洪水，在来路上放到农村去。除了荆江外，在沔阳、洪湖、梁子湖、黄天湖、监利等十多个地区分洪，总共泄洪500多亿立方米，大大减轻了洪水对武汉的压力。

最高洪水位维持了一个多月，但武汉没有被淹没，荆江大堤没有溃决，人们的生产生活基本保持稳定。当时因为洪水，市场上多了好多鱼，都是灾民从灾区打捞上来的。为了支援他们，武汉市政府鼓励市民买鱼，买一斤鱼就发油票。

武汉保住了。毛泽东再次题词祝贺：“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毛泽东为武汉防洪纪念碑题词

之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特意经过武汉，想学习一下武汉防汛经验，好为印度防洪提供启示。他听说有几十万人在堤上战斗过，好奇的问中方接待人员，这些人，一天给多少钱，一共多少开支？

中方人员回答，不给钱，都是尽义务。

尼赫鲁一下子哑然了，显然，这个经验印度学不了，他只能留下四字感慨：“不可思议”。其实，他如果知道为了保卫武汉，湖北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所作出的牺牲，估计他会连提问的勇气都没了。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2.苏云、刘立成：《1954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气象知识》2004年第3期；

3.汤胜利：《治水元勋功盖大禹——毛泽东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治理》，《党史博采》1994年第11期；

4.魏廷琤：《新中国全面治理长江的序曲——回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百年潮》2011年第6期。

5.《1931到2016，湖北遭受的4场大洪灾》，《湖北日报》2016年7月9日。

6.《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2辑（总第72辑），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