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点儿啥：列强侵华“有功”？这部纪录片为什么会下架

【文/观察者网 大包 董佳宁】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叫《通往北京的道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前几天从平台上下架了。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下了挺大工夫，所以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这部片子，讲了五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外国人的故事。五个人分别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他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相当于海关总署署长。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他担任过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粗略相当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人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担任过英国驻华公使，他最有名的发明是威妥玛拼音。还有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燕京大学创始人，当过美国驻华大使。

这部片子下架之前，我就看完了。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又买了同名的图书作为参考。书里的内容，和纪录片不完全一样，我下面的讨论，主要是基于这本书。这个片子和这本书引起争议，主要原因是为帝国主义殖民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做了很大程度的美化。网上一条评论是这么说的：这本书就说了一件事，我虽然是强奸犯，但我是为了你好！

在豆瓣网上，这条评论是相关短评中，被点击“有用”最多的。虽然《通往北京的道路》做了很多专家采访，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主创团队想表现出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学术味道，做出一副还原历史细节的模样，试图把被人们忽视的材料挖掘出来，显得理性、中立、客观。

在序言中作者说：百多年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本质上只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转型。怎么样，已经开始有味儿了。又说：有一些卷入历史变迁最深的外国人，他们以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作为尺度，试图规范引领这个老大帝国走过多劫多难的转型期。这些陈述意思很明确，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本质只有一个，是先进的外国，规范和引领中国转型，这五个外国人，就是把文明带到中国的代表。

抛出这种“转型论”，就暴露了作者历史观的问题。官方是这样描述近代史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这里有三个层次，屈辱、探索和斗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其中的差别。我无须多说，作者是“知识分子”，必然也清楚，提出“转型论”，就是有意为之，与官方“唱反调”的。

虽然用意这么明显，在描写这五个外国人的时候，笔法却非常忸怩，想表现他们复杂的一面，书的腰封上说，这叫“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挣扎和努力”，序言里则说，他们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既“收获了权力和荣耀”，也“遭遇了敌意和孤独”。而在行文的时候，这种强行与刻意，更让人尴尬了。比如讲记者莫理循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那时的莫理循，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很崇拜“帝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吉卜林大力鼓吹白人应派出“优秀的子孙”，以西方文明改造世界。

但是紧接着，下一段就来了一句：但他绝不是一个冷血的帝国主义者。在季隆学院，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学校，他和一些中国花匠成了朋友，并在洪水泛滥时帮助他们抢救财物。不过，那时的他，在对华人同情时，也带着几分嘲弄。他曾乘坐过澳大利亚华人的帆船，但对中国水手的驾船技术颇多讽刺。

这就非常尴尬了，和一些中国人有交往，会帮些忙，就要区分出“帝国主义者”和“冷血的帝国主义者”。如果按这个标准去理解，必须非常精分，才能显出这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复杂性”。莫理循1894年就到了中国，游历了很多地方，见识很广。1897年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后，报道了清末民初中国发生的所有大事：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等等。《泰晤士报》是英帝国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重要喉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英国殖民政策的制定。莫理循自己都说：今天《泰晤士报》说的，就是政府明天做的。

英国是最早轰开中国门户的人，一直保持着最大的殖民利益，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0%，都是对英国的。可是19世纪最后十年，德国与日本崛起，也加入到瓜分中国的游戏中来。英国感到在中国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莫理循加入了《泰晤士报》。

真正研究历史的人，会去认真阅读莫理循的文书记录，他怎么和别的洋大人讨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活动，这背后的真实企图和多变手法，在对华政策的通信中，都有材料证明。

比如，俄、法、德三国，都在积极扩张自己的在华势力，极大挤压了英国的利益范围，包括很多在华的英国商人都十分担心。莫理循为英政府的“软弱无能”焦虑万分，强烈要求、鼓吹、煽动英政府大胆行动，加快侵略步伐，阻止俄、法、德三国结盟。俄法两国暗中支持比利时抢得京汉铁路修筑权，莫理循气势汹汹地叫嚣：我们不能后退，如果我们不坚持废除那项合同，我们的威信就会扫地，我们的切身利益就要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

再比如，德国强占山东，他向英政府明确建议，支持德国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拉拢德国，分化离间法、俄、德三国同盟。这是“联德抗俄”。但是呢，德国对外扩张的重点没有放在中国，联了它，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日本对俄法德一直耿耿于怀，更不能容忍辽东半岛被俄国抢走。于是，莫理循又建议拉拢日本，这是“联日抗俄”。

英政府在华的政策，是保护好所谓的“贸易自由”就好了，对于法俄德日这些新兴列强的扩张，没有积极准备，有些“不作为”的意思。在华英国人深感失望和焦虑，都要求要么强硬起来，阻止别国，要么就与别国妥协，共同分割。莫理循对中国了解，消息源也多，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对英国外交的“迟钝”和“软弱”十分不满，在报道中一再尖锐批评英政府“缺乏政策”，经常攻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无能，说窦纳乐“没有足够教养”，“脑力、记忆力、判断力都不够”。

在评价中国时他说，中国已无力履行她的条约义务，当她已陷入列强的掌握而自己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任何列强都以武力来贯彻其意图的时候，还怎么可能履行她的条约义务呢？……瓜分是无可避免的。既然注定要完蛋，那就完蛋得越快越好——我欢欣地盼望着即将来临的崩溃。看来莫理循也是老崩溃论学家了。他积极提出，英国要扩张在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利益。后来，英国政府吸纳了他的意见：撤回了在旅顺口外的军舰，默许和支持了德国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理要求，长江流域变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九龙的边界也得到扩大。

可是以上的这些内容，在《通往北京的道路》里却少有提及。笔墨更多的，是对莫理循“专业性”的肯定，比如，莫理循庞大的信息网络，有时可以获得十分珍贵的秘约。一位美国人对他的印象是“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英国杂志也把他的照片与慈禧太后、赫德一起登出。

我来念一段《读书》杂志关于《莫理循文书集》的书评，讲得很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利。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某种抽象的原则，而是现实的利益。怎样对自己更有利就怎样干，这就是他们的原则。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反动政府并非事事支持；对于中国的进步事物也不是一律反对。原因就在于，有时候这种支持或反对，被认为不符合他们侵华的利益；而他们的不支持、不反对当然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这段话，可以帮助上当的读者，学会如何警惕“知识分子”的粉饰。莫理循和他效忠的英帝国，为什么对袁世凯称帝不以为然？为了中国的民主吗？这是天真的想法。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称帝，让他们预感到会引起动乱和革命，破坏英帝国在华的既得利益。

我们再来说说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莫理循1902年正式拜见了袁世凯，成为了好朋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迅速准确地判断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强弱，开始鼎力帮助袁世凯。袁世凯也需要这样一个人，能联络和影响各列强，左右国际国内舆论，游说和诱导各派政治力量。有了莫理循这位重量级的人物，他能获取的支持也会更多，空间也更大。

莫理循成了西方媒体吹捧袁世凯的头号水军。1911年11月到1912年3月，他密集地为袁世凯做了多件事，包括游说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当总统，游说日本外交官改变君主立宪立场，发起洋商通电清帝退位活动，反对迁都南京等等。原本他是一个著名记者，可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策略，是一个能量很大的人，可是现在，他又对中国政局有了相当影响力。袁世凯的私人秘书、亲信蔡廷干，早就与莫理循关系紧密，11月开始，几乎每天都要拜访莫理循。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共聘任了22位外国顾问，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外交班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袁世凯唯一自己挑选的，就是莫理循。他给莫理循的待遇也非常高：任期五年，收入包括年薪3500英镑，房屋津贴250英镑，雇佣机要秘书津贴200英镑，总额为每年3950英镑，而之前在《泰晤士报》年收入是1200英镑。配一名中文译员，中国境内所有差旅费都报销，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

上任顾问后，莫理循对袁世凯是极力维护的。他对袁世凯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认为袁世凯是唯一能阻止中国分裂，并且带领中国走向稳定、进步和繁荣的，所以他要用一切手段，打击对袁世凯的消极报道。

比如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连发两篇报道，肯定宋教仁是被人下令枪杀的，矛头直指袁世凯。莫理循立即进行干预，要求删帖。那时候还没有删帖，他做出一系列动作：首先建议北京电报局，从此以后拒绝发送记者辛博森的电报。这就相当于找电信运营商，把人家家里网给断了。第二，建议北洋政府外交部把之前的有害信息，抄送给英国公使，迫使英国公使馆压制记者言论，就是找大使馆。第三，直接给《每日电讯报》编辑写信，贬低辛博森所发的电讯的可靠性，说这是“小道消息”，这是找领导。

这一部分内容，没有出现在《通往北京的道路》里。同样没有出现的，还有下面这些事情。中华民国刚成立，当时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规定的是内阁制，就是总理和内阁的权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作为总统，肯定不同意这样做，于是，就把唐绍仪为首的第一届民国内阁，驱赶下台。这个动作，同样也获得了莫理循的大力支持。莫理循为了维护、巩固袁世凯的统治，全力出谋划策。对革命党人、进步人士态度恶劣。他长期与上海公共租界主管巡捕房的人，叫卜禄士密谋，把隐匿在租界的反对袁世凯的人全部驱除，帮助袁世凯训练警察。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莫理循一面提醒卜禄士监视、驱除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一面建议北洋政府抓捕孙中山，并且他提出一个方案，一个小操作，在通辑令上，不要给出重赏，只是给一个很小的数目，比如150元，这样就会制造一个政府藐视孙中山的态度，让媒体去嘲笑孙中山。

在他看来，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最合适的领袖，北洋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只有他们才能率领中国走向文明、繁荣。而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活动，破坏了国家统一，妨碍了政局稳定，从而阻挠了中国的发展。后来，随着对北洋政府的的失望情绪越来越大，越来越厌恶各种军阀，莫理循对国民党和进步力量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更宽容，更同情地对待，只要是有利于中国的稳定、改革的，他就支持，反之，他就反对。

袁世凯上台后，财政紧张，发起了一笔争议很大的“善后大借款”。这笔大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由五个国家共同出资，就是英、法、德、俄、日，年息5%，47年还清。名义上是2500万英镑，实际拿到手只有2100万，因为要扣除一定成本。这还没完，还要扣除地方政府借款、庚子赔款、辛亥革命损失赔偿、军队遣散等费用，最终北洋政府实得约998万英镑。北洋政府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要出让国家盐税和关税。

莫理循对这个借款很有意见，从一开始就持批评和反对的意见。可是他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出资方之一、由英国政府指定参与的银行——汇丰银行。当时汇丰银行不是纯粹的英资银行，是有德国资本的，9个董事，4个是德国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与英国是有冲突的，是竞争关系。五国银行里已经有了德资银行，再加上有德国资本的汇丰，那英国的利益就被大大削减了。

在“善后大借款”还没有正式签定的时候，莫理循决定自己推动另一个借款，叫克利斯浦借款。克利斯浦，指的是出资方是英国的克利斯浦•劳埃德银行，以及另外几家英国财团。这个借款可以给北洋政府更优惠的方案，让北洋政府发行成本更低，利息也更低一点，就不要签“善后大借款”了。这本来不是对双方都有利么，看上去好执行。但这触怒了“善后大借款”的几国的利益，本来都要谈好的事情，怎么你英国就半路出了一个财团，把这活给接了呢？连英国政府都急了。英国鉴于欧洲形势严峻，不想与其它几国在中国对抗，想稳定住这个均衡的局面。英国外交部十分恼火，认为莫理循多管闲事。于是，英国与其它几国联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导致克利斯浦借款流产。

莫理循这次动作，是在试图帮助袁世凯，让北洋政府在财政危机上陷得浅一点。但他还是想为英国出力的。他说，就英国的利益来说，我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在为纯正的英国利益效劳。可是他的良苦用心，没有得到英政府的理解，反而认为他是在添乱。英政府开始把他作为中国的公务员看待，驻京公使馆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他提供情报和信息。英政府对他不再信任后，实际上对袁世凯也打击不小，他身边的顾问，居然如此冒失，破坏了北洋政府与英政府的关系。由此，袁世凯也对他在渐渐疏远。

我说了这么一大堆，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分析袁世凯疏远莫理循的原因。分析这个干什么呢？就是为了给大家对比一下，《通往北京的道路》里是怎么描述的。在袁世凯1912年任大总统后，书里对以上我说的若干内容都轻描淡写地抚过，然后开始描述莫理循被边缘化后的落寞。书里说：在出任政治顾问之初，莫理循认为，如果袁世凯像暹罗国王拉玛五世那样认真对待外国顾问的建议，他可以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创造历史。一会儿又说，然而事实却很快证明了莫理循终究只是个天真的外国人。

《通往北京的道路》里，对于莫理循的塑造，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天真的，希望中国稳定、繁荣、富强的人，希望中国走在民主共和道路的人，在中国屡屡的不得志。

同样还有他对“二十一条”的揭露。莫理循被他的上司誉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的特征”，这样一个人，当然首先忠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他揭露“二十一条”，不是因为要捍卫中国的利益，而是因为“二十一条”的受益者是日本。当时西方列强在打一战，日本趁机宰割中国，要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都归日本控制，对大英帝国来说也是利益损害，动武不行只能动文的，莫理循作为曾经的著名记者，舆论战是本职工作，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搞清楚，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影响他们对华的具体立场和政策。

其实对于莫理循的评价，几十年前就有争论了。1993年一个杂志上的文章，充分肯定了莫理循给予中国社会的同情和帮助，结论是“莫理循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可随即就有人针锋相对地回应——《莫理循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吗？》，文中的结论是：“莫理循是帝国主义侵华帮凶”，根本不是什么“深爱中国的人”。

在两极化的争论背后，还是要从大背景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忽略了大背景，甚至忽略了莫理循重要的工作，而仅以西方的个体面对东方的国家，选择性地陈述事实，我觉得这并没有体现个体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带来现代化的问题。帝国主义有没有给殖民地带来现代化？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答案是不够的。列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近代中国人眼中，它们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必须加以驱逐和抵抗。同时，侵略者倚仗的工具，是先进的科技、机器大工业、资本商业运作，这构成了帝国主义的另一幅面貌。

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功”的论调，认为列强侵华给中国带来所谓西方先进文明的论调，是根本忽视了其主观动机，否定了其攫取中国主权进行殖民统治的客观事实，是典型的“倒果为因”。我想，还是马克思的话来总结：西方列强“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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