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橘：算三峡经济账，可能需要一个千年视角

（文/周远方 编辑/尹哲）

“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di）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退朝。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

这是赵本山在春晚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中对1998年的陈词总结，时隔22年拿来再看，竟然像是对今天的精准预言。

2020年上半年，我们已经经历了比2003年更严重的疫情；比2008年更严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不少人甚至已经不太容易记得，我们还一边跟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打着贸易战。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1998年同期同级别的历史性雨情和汛情。

从6月2日至7月12日6时，中央气象台连续40天发布暴雨预警。长江流域平均降雨量达40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9%，超过2016年（395毫米）和1998年（358毫米），成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

鄱阳湖各水文站水位全线超警，**至少有四个水文站出现超98年历史洪水水位，**鄱阳湖康山站的水位达到了22.5米，比98年历史最高水位高0.7米。

所以前段时间有自媒体呼喊：为什么主流媒体对这些视而不见？在他们的眼中，2020年洪水损失巨大，再推论下去，就是经济衰退，人民危矣！

情况到底如何？

一

知乎答主@路路路路 在9日的一条高赞回答中，以武汉为例，比较了1954年、1998年和2020年的抗洪形势。

1954年7月，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先后３次开闸分洪。单武汉一市，最高峰时动员抗洪人员289830人，其中有国家水利部的，有治理淮河指挥部的，有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另有后勤支援人员31万人。

当时全国年产麻袋500万条，中央给武汉调来540万条，搬空了国库。

整个武汉市内涝极为严重，航空路地区一度被大水淹没了三层楼之高，汉口电厂无法正常生产被迫停机，汉口市区全部断电。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当即下令正在山西榆次发电的，当时我国唯一一个列车电站2号列车电站火速赶往武汉，支援抗洪抢险。

1954年武汉关水位极值：29.73米。

1998年，洪水高过江堤，我们用沙袋、钢管、彩条布临时加高堤坝，构筑子堤抵御洪水。

由于土堤跟脚被长期浸泡失去强度，出现塌方、管涌甚至决口，子弟兵用身体、棉被、船舶和汽车去堵抢眼。

1998年武汉关水位极值：29.43米。

今年7月12日洪峰，汉口站水位极值达到28.77米。

距1954年水位仅0.98米，距1998年水位极值仅0.66米。

但是，正如这位答主所感叹的，**今年的武汉，没有全国驰援，没有城区划船，没有解放军子弟兵上堤，没有钢管、沙袋、彩条布，没有悲壮的血肉长城……**今天，武汉市自己就有信心搞定。

汉口站本次洪峰及历史极值水位示意图

二

信心来自哪里？

答案之一，三峡大坝。

2020年7月12日14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为每秒33500立方米，出库流量为每秒19000立方米，标志着三峡水库每秒拦蓄洪水14500立方米，水库水位由此上涨至151.48米，较防汛控制水位上涨了6.48米。

这意味着三峡发挥应有拦蓄作用，降低了极值水位约0.5米。

如果没有三峡拦蓄部分上游川江来水，把三峡这削减掉的平均每秒1.5万方流量，叠加在洪峰过境的5.64万方流量之上，长江干流流量将达到7.14万方。

武汉的过境洪峰将赶上1999年的7.11万方、29.11米，直逼1998年的7.23万方、29.43米。

（武汉地区的确切水文记录从1865年开始，此前的1849、1860年洪水为回溯调查值）

然而，**互联网上仍时常有人质疑以三峡为代表的水利工程项目的经济价值和必要性，批判其对生态和人文景观的破坏。**这也见怪不怪了，每年到了洪水期，三峡大坝都要被拿出来造谣一番。

不少人就跟着这种思路，拿市值超过4000亿元的长江电力（600900）的“现金奶牛”属性，来说明三峡的经济价值。

这种观点当然不能说不对，但笔者认为，算纯经济帐之前，更应该算一算安全帐。

清华大学的王亚华和胡鞍钢在《中国水利之路: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水利发展需求划分为三个层次，“安全性需求”、“经济性需求”和“舒适性需求”。

“安全性需求”是基本的生存性需求，特别是维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需要，可以说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基础。

1972年11月，周总理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两弹一星’）”。

恰好安全性的层次上，水利工程和原子弹是统一的，两者一内一外，都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必需品，其价值是无法请账房先生“算小账”的。

举例来说，上文提到的1954年，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123个县市受灾，涉及人口1888余万，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亿元，占当年GDP 859.82亿元（国家统计局数据）的 11.63%。

灾后疾病流行，仅洞庭湖区死亡达3万余人。由于洪涝淹没地区积水时间长，房屋大量倒塌，庄稼大部分绝收，灾后数年才完全恢复。

54年洪涝受灾区地图

看一下1954年长江流域受灾地区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今天发生一个击穿社会应对能力的洪涝灾害，对中国的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用最机械的办法，以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11%粗略估计，则以今天近93.7万亿元的经济体量，将产生10万亿元规模的损失，间接经济损失方面，则更是无底洞。

中国通过连年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投入，逐渐起到了为社会经济生产“买保险”的作用，长期看，使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占比）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洪涝经济损失占GDP比重逐年降低

1998年全流域特大洪水，由南向北推进，在两到三个流域同时进行。初期珠江、长江、淮河三个流域同时受灾。之后灾情逐步向北推移，长江、淮河、黄河同时都有较大的灾情发生，而最后黄河、辽河、松花江继续同时泛滥。当年，各地申报的最终直接损失达到2500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约3%。

2016年，长江流域发生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以及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超警戒线水位历时8-29天；太湖流域发生历史第二高水位的领域性特大洪水，淮河流域南系发生1996年以来最大洪水。这一年，洪灾带来的经济损失在GDP中占比继续下降，为0.49%。

应急管理部22日晚间发布的数据显示，主汛期（6月1日）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广东、重庆、四川等27省(区、市)4552.3万人次受灾，142人死亡失踪， 3.5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1160.5亿元。

这一数值大约占今年GDP总量的0.1%（暂以7月16日公布的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估算全年GDP）。

我国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口数

三

淮河流域的蒙洼蓄洪区和王家坝，最近备受关注。

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截至7月23日18时统计，受灾人口723.1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56.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93.7亿，其中农业损失97.76亿元，工矿企业损失59.71亿元，基础设施损失97.3亿元。

经济损失的数字，摊到个人头上，往往就是不能承受之重。

人民子弟兵，也再次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一道道血肉大堤。

淮河治理，是一项历史难题。

也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持续投入、久久为功的历史工程。

由于黄河长期夺淮使淮河入海无路，入江不畅，加上特定的气候和下垫面条件，淮河流域历史上洪、涝、旱、风暴潮灾害频繁，举世闻名。流域内大洪、大涝、大旱经常出现。

1194年黄河侵泗夺淮以前，淮河干流河槽较现在宽深，下游直接入海，沿淮无堤，洪水有时虽也漫溢出槽，但灾情不如近数百年严重。

清朝咸丰元年（1851）洪泽湖水暴涨，一口气冲坏了南面大堤，脱缰的淮水汹涌南奔，经高邮湖和邵伯湖冲入长江。这场剧变，又成了长江沿线的灾难：淮河入长江的水道太小，每一次奔长江，都常见在两岸泛滥。

从南宋年间黄河“夺淮”开始，一直到清朝咸丰元年黄河改道，6个世纪的时间里，淮河流域爆发了268次大型自然灾害，等于是每2.5年一次。从咸丰五年（1855）到1949年，淮河又爆发了四十八次大型灾害，等于是每1.9年一次，烈度远超古代史。

这样的天灾，叠加近代中国200年积贫积弱，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治理水患，终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出现了淮河流域“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可悲局面。

昔日的“江淮熟，天下足”，变成了“十年倒有九年荒”。

1916、1921、1931年的几次淮河大灾，受灾人口都多达数千万，死者“遍地尸漂”。1931年的淮河大水里，单一个兴化县，全县就在一夜之间被淹没，兴化县官庄百户人家，幸存者只有五人。

1938年“花园口放水”事件，导致淮河流域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成了“黄泛区”，一百亿吨泥沙冲入江淮平原，许多地方“昔日房屋树木已埋入土中”。一千多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水旱蝗灾年年不停。淮河流域，成了“灾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和1950年夏季淮河都发生洪灾。

1950年的大水，皖北区党委和苏北区（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未建省）党委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几千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达2000多万，两区共有600多万人逃离家园。

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是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8个大字，要周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和落实治淮措施。

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解决了治淮事业中蓄洪与泄洪、上游与下游、近期与远期、除害与兴利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在那个缺粮的年代，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粮食，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顺利进行。周恩来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在他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做出决定，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1951年冬，苏北灌溉总渠开工。它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长168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动下，苏皖豫3省共出动了130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仅用83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了人间奇迹，被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际友人赞誉为：“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如今，淮河全流域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洪、除涝、灌溉、供水等工程体系。

全流域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库5700多座，总库容近270亿立方米,并有水电装机近30万千瓦。

淮河干流中游正阳关至洪泽湖的排洪能力，已由过去5000-7000 立方米/秒扩大到接近10000-13000 立方米/秒（包括行洪区）；洪泽湖以下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沭河、扩大了入江水道，排洪入江入海能力由8000 立方米/秒提高到13000-16000 立方米/秒，并且于1998年开工入海水道工程。

淮河干流自淮凤集至洪泽湖间，沿淮有一连串的湖泊洼地，面积共约4000多平方公里，历史上就是上中游洪水行滞的场所。新中国治淮以来，将这些地方开辟为行、蓄洪区，成为淮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证行蓄洪区使用时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90年代以来加大了安全建设力度，包括修建庄台、保庄圩、避洪楼、撤退道路和通信预警系统等。

航拍2020年蒙洼蓄洪区庄台

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投入，很难量化，到底产生了多少经济效果，也很难量化。

到今天，虽然蓄洪区一旦启用，还是不得不承担大量经济损失，但至少，已经很少再出现人员伤亡，也不再有大规模逃难的情况。

四

另一个延伸讨论来自气候变化。

自然界，似乎还在给我们治理水患“上难度”。

南方的朋友可能已经有直观感受，那就是近年来，降水明显增多了。

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表明，相比50、60年前，近年来的降水量经常超过平均水平。

2011年-2019年期间，除了旱情特别严重的2011年降水量格外低之外，其余9年降水量均超过1981-2010年这40年的平均值。2019年，全国共出现43次暴雨过程，较常年（39次）偏多。

研究表明，我国夏季降水具有明显的年代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长江流域和江淮流域的夏季降水明显增多，洪涝灾害也在增多。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云平台公布的7张全国降水地图显示，1980-2015年里，南方一些地区的降水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增多的迹象。

与1980年相比，2015年广东、广西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地区降水量有所增加，近年来这些地区也更容易发生暴雨等极端降水天气。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文章《中国1961-2016年夏季持续和非持续性极端降水的变化》中的数据表明，1961-2016年间，我国极端降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江淮（注：文中指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华南（注：文中指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一带，持续性极端降水的增加趋势非常明显。

这意味着，随着气候变化，我国发生严重洪水的概率增加了。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19年11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并持续维持厄尔尼诺状态，连续5个月Nino3.4指数的滑动平均值分别为0.6℃、0.5℃、0.5℃、0.5℃和0.5℃。根据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国家判识标准，已正式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为弱）。

研究显示，在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第二年，我国南方地区会出现异常丰富的降水。

有媒体也注意到这样的现象，立刻就呼吁应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笔者认为，首先，按照丁仲礼院士的观点，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退一步讲，即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有用的，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要让全人类短期内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相比某些活动家的嘴炮扯皮，更切实可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应当包括在我国和其他可能辐射到的地区，加快相关水利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夯实安全性基础。

五

在满足安全性需求之后，我们才应该来算水利设施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量。

主要依托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水电站的长江电力（600900），是全球最大水电公司。

简单来说，就是稳定的“现金奶牛”。

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在去年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的情况下，公司实现收入498.74亿元，归母净利润215.43亿元。预计公司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23/232/241亿元，盈利稳定且承诺较高的分红比例（2021-2025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当年实现净利润的70%），未来伴随着融资成本下行、有息负债下降、机组折旧到期，公司盈利还将进一步提升。

但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还远未被完全开发出来。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最近几天让许多网友感叹“奔涌的人民币”的新安江水库。

这位共和国水库长子今年61岁，有财有势。

今年4月29日，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披露招股书，正式启动IPO。

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农夫山泉的收益分别为174.91亿元（人民币，下同）、204.75亿元、240.21亿元。2018、2019年的收益同比增速分别为17.1%、17.3%。近三年的经调整年内净利润分别为33.86亿元、36.12亿元、49.57亿元。其中，包装饮用水收入占据营收一半以上，近三年在的占比均接近60%。

千岛湖边的淳安县，这几年的旅游收入呈阶梯式增长。

2015年，首次突破百亿，达101.1亿元。

2016年，119.83亿元。

2017年，157.73亿元。

2018年，191.58亿元。

2019年，231.93亿元

此外，新安江水库还提供着杭州以及上海部分地区等周边城市约2000万人的饮水供应；承担了下游地区的灌溉功能；新安江水电站则承担着华东地区电网调峰、调频和事故备用等重要任务。

还有这次广受网友心疼的花鲢鱼，估计千岛湖里共有5万吨左右，每年捕捞量是4000吨，按市价18元一斤算，大约值1.44亿元。

但在毛主席拍板建设新安江水库之初，显然，这些经济效益并不在主要考虑之列。当时的规划主要是为了解决下游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供水供电，辐射周边苏浙皖，兼顾防洪抗旱功能。

1954年冬，在国家的统一协调指挥下，从上海、江浙调来的大批技术骨干组成的勘测设计院正式组建；1956年8月，施工单位开始筹建并进入施工阶段；1959年9月，水库建成开始蓄水。

新中国组织上万人参与，工程开挖土石方585.92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175.5万立方米，使用水泥34.75万吨、钢材3.62万吨、木材13.55立方米，修建专用铁路64公里。

古人说，修天爵，而人爵从之。大抵如此。

在最不讲究GDP的时代，他们造出了一个GDP的“全能王”，可能我们中国人的追求，确实不太一样吧。

遥想成就成都平原2000多年“天府之国”的都江堰，要怎样计算它的经济账呢？

也许，给三峡这样的工程算账，我们也需要一个千年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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