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良：“洪魔肆虐，家乡告急”！村里人都去哪里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洪魔肆虐，家乡告急！”

近日，随着南方洪水席卷湖北、江西、安徽等多个省份，不少地区出现救灾人员告急的窘境。江西省九江市江洲镇更是写信呼吁18至60周岁之间在外父老乡亲速回抗洪，甚至有人发出感慨：1998年抗洪时也没见村里人手这么紧缺啊。

洪灾面前，谁来保卫家乡？空心化的村庄究竟承载的是乡愁，还是农民的退路？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发展向何处去，空心村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这些都是横亘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的一道难题。

不完整的村庄社会结构

对于生活在中西部大多数普通农业型地区农民而言，其在本地发展主要受制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人均耕地面积相对有限的背景下，依靠传统的大田作物种植的收入远远难以支付家庭发展的各项支出；二是县域经济不发达，本地务工机会相对稀缺；三是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等。基于此，农民不得不选择离土离乡的发展模式。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对村庄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社会结构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性又深刻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和交往模式。老人照料、子代教育等由于缺乏年轻人的参与而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危机，尤其是对于那些空心化较为严重的地区来讲，一些关于留守者自杀或犯罪等恶性事件也深深地刺痛了社会神经。

过去村庄社会的婚丧嫁娶等集体性活动主要通过邻里互助而得以自主性完成，其中的礼俗秩序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完整得以有效传承。而村庄空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些仪式性活动，因为缺乏有效的劳动力参与而不得不停办、简办，或者通过市场化的一条龙服务来寻求支持。除此之外，村庄治理因为社会结构的不完整而面临着治理精英匮乏、群众参与不足、发展乏力等问题。

由于村庄空心化程度的不同，以上问题的表现也存在差异性的特征。基于家庭发展目标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差异，农民也会对家庭劳动力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工。比如，有的地方对于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因此男性是外出务工的主力，妇女则承担起照料老人、教育子女的任务，而有的地方更为注重经济资源的获取，因此夫妻同时外出务工的现象会比较普遍，由此带来的留守问题则会更加突出。

高速城镇化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城镇化快速扩张与村庄空心化日渐严重是中国城乡关系变迁的一体两面。如果以常住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截止到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0%，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而在1949年建国初期，我们的城镇化率仅有10.64%，一直到1998年，城镇化率都在缓慢的增长，近2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这在世界城市化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奇观。

进城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核心主题。城市社会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公共服务、丰富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等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使得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迁徙，过去乡村社会劳动力过密化的问题因此得到很大的纾解，进城的内涵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同年龄段的农民身上展现出别样的意义。

在2000年以前，农民进城主要是为了务工，乡村社会的发展机会较为稀缺，大量的劳动力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管制的放松，农民渐渐走出乡村社会到外面寻找发展机遇。

然而，尽管进城逐渐成为主流，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生活的面向终究还是乡村，打工收益取代农业收益而成为支撑家庭发展的重要资源。虽然不排除一部分群体趁着改革红利实现了从村庄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转型，但是大多数人在奋斗多年后还是回到了故乡继续生活。也正是因此，从数据上来看，在2000年之前，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在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制造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契机。由于农村社会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人口红利使得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正是这些优势助推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对于2000年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而言，其生活和发展目标已经逐渐开始转型，不同于父辈仅仅将城市作为获取收入的重要场所，进城买房生活成为了大多数家庭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的分税制改革以及90年代末的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将经营与发展城市作为重点工作，在土地财政的助推之下，城市版图迅速扩张。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短短二十年间就已经较为彻底地改变了以往厚重的乡土中国底色。

农民进城的基本路径

村庄空心化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城乡结构发生转型之后衍生出的阶段性治理难题。从宏观数据来看，虽然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60%以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口已经彻底实现了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型。

基于城乡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进城的路径来看，农民进城总体上主要呈现出渐进式的特征，其进城轨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通过个人奋斗而较为彻底地实现了市民身份的转型，例如农村大学生群体普遍是通过读书掌握专业知识的途径在城市中获得了较为体面的就业岗位，实现了身份转型，农村在城市经商务工中的佼佼者，则是因为通过个人奋斗的同时抓住市场机遇，因此获得较为丰富的资本而实现了身份的转型。

二是由于区位优势在城市版图面积扩张中被动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型，城中村、城郊村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区位优势使得这些地方的农民已经较早的实现了非农化生产，即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早已脱离农业，家庭生计模式深深地嵌入到城市发展轨迹中，并且一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的城郊农民由于征地拆迁等政策红利，在房价上涨的浪潮中实现了身价的快速飞跃。

三是由于在大城市进城失败而退守到县城生活以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型，虽然说进城可以用来概括城乡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城市的级别不同，其所对应的进城难度也各有不同。难度最大的莫过于北上广等老牌一线城市，除此之外，被列为新一线城市的一些省会城市以及东部地区一些经济发达地级市难度也很大，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完善，教育和医疗资源更加优质，高薪酬、高福利的就业岗位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也非常大。要实现这些城市的市民身份转型，则是一系列人力资源禀赋的综合比拼。

综上所述，由于农民的进城路径呈现出渐进式特征，且城市越来越成为新生代农民的主要选择，使得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也呈现出了阶段性的治理难题。

7月14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溃堤后的三角乡各村（无人机照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隽辉/摄

空心村治理不能成为无奈的乡愁

当前阶段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农民问题。解决村庄空心化问题仅仅将政策目标瞄准如何让村庄劳动力回流、村庄不空心是远远不够的。由于中国区域面积广阔，地方发展差异极大，仅从城乡关系来看，很难完整而准确地描绘出地方发展面貌。同样是农村，一些地区因为产业发展集聚了较大优势，不仅可以保持村庄社会结构的完整性，还可以吸引大量的人员前来务工。村庄空心化问题的根本还是地方经济空间薄弱而造成的发展机遇稀缺，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需求的问题。

从发展趋势来看，实现全部村庄的空心化治理显然是不现实的。尽管国家可以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给村庄社会发展注入大量的资源，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以及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一些地区的村庄空心化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注定会消亡。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乡村，就连当前一些正在扩张的中西部县城也有可能要面临着收缩的命运。

因此，政府要合理定位村庄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要认识到农民渐进式城镇化的发展轨迹，采用审慎的公共政策来应对当前村庄发展的困局。在资源投入方面，当前并不适宜将资源无差别地投入到所有村庄的空心化治理，而且往往是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民外出务工而造成的村庄空心化问题就越显著，而这些地方的财政实力也更薄弱，甚至由于近年经济增长放缓，一些地方连基层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对于空心村过多的资源投入不仅容易透支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而且由于投入后取得的效果比较有限，更容易造成浪费等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保持冷静、理性的思维，更要警惕打造不可复制的亮点工程而造成的债务危机问题。贵州省的独山县因为过度举债打造亮点工程而步入发展泥潭的案例教训就非常深刻。

在空心村的治理方面，当前阶段也不适宜迅速展开大刀阔斧的集中居住改革。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进城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为了实现在城市中定居的发展目标，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合力才能完成，这种进城模式也被称为接力式进城。

虽然对于年轻人来讲，在家庭资源的支持下可以实现市民身份的转换，但是受制于城市狭窄的居住空间，高昂的成活成本以及老年人对社会交往的需求，老年人更愿意在生活在农村。与此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波动等影响，年轻人如果缺乏文凭、技能等关键要素的支持，还容易面临着进城失败的风险，空心化的乡村社会可以为这些群体提供兜底保障作用。山东省的合村并居政策就是因为一些地方执行过于激进而引起了较大争议。

解决村庄空心化的思路也不全部局限于农村，并不一定要空心化的村庄实现人口回流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固然是好，但是所有的乡村都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现实。

事实上，对于相当一部分乡村而言，美丽的乡愁仅仅停留于想象之中。缺乏区位优势、又没有产业支撑、基础公共服务还不完善，耗费了大量的项目资金又没有实现治理绩效，又该如何留下乡愁呢？中国的城乡关系正处于快速的转型之中，真正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遏制过热的地产投机驱动，完善基础公共服务，通过更合理的政策设计，让城市不仅仅是打工之地，更重要的是生活之地，也是解决村庄空心化的重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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