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贝里等：来自亚洲的后疫情时代展望-苏曼·贝里、马努·巴斯卡兰、樊纲、前原康弘、西蒙·奥格斯

【文/美国《福布斯》杂志亚洲版经济新闻编辑Yuwa Hedrick-Wong】许多经济分析人士对全球经济的预期正变得越来越悲观。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收缩3%左右。此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甚至变得更加悲观了。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数字是，全球经济今年将收缩5.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认为可能会收缩7.5%。人们预期中的V型复苏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修改为U型复苏。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20年6月16日发表了该刊亚洲版经济新闻编辑Yuwa Hedrick-Wong的报道：《来自亚洲的后疫情时代展望》

新冠疫情将对全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福布斯》杂志亚洲版的五位经济评论员最近与我分享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虽然五位评论员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观点之间并非毫无联系。他们所谈到的内容包括：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明朗预期、亚洲国家成功的战略回应、日本政府的干预措施、供应链以中国为中心的局面日趋明显以及香港的战略重要性不会轻易弱化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综合在一起会意外地发现，他们对后疫情时代的预期是十分积极的。

苏曼·贝里（印度非盈利组织Shakti可持续能源基金会董事、美国万事达卡包容性增长中心高级研究员）：新兴市场大国在疫情结束后将风光不再吗？

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前10年的爆炸式增长使得许多人以为其他新兴市场大国也可以复制中国的成功。高盛公司2001年发明了“金砖国家”（BRIC）一词，认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将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大国来决定（随后南非也加入了进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砖国家”一词还是很符合人们对这四个国家的最初预期的。

可是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半段，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几个主要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失去了此前的强大动力，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有所恢复之后，这几个国家的增长也未完全回到此前的状态。如今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这几个国家的增长前景可能会更加暗淡。

英国《金融时报》的疫情信息发布指出，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在向上攀升，增长曲线还没有趋向平缓的迹象。不过，现在就根据疫情状况来判断其经济影响仍然有些草率。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巴西并未进行封城隔离，而印度和南非的封城隔离措施已经有所放松），很难相信这三个经济体内部的供应链能够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除了内部遭遇困境，这些国家的外部环境也不太有利。2008年的危机源自大西洋两岸的金融市场，因此这些欧美国家对G20里面的弱小国家还是很慷慨的。不过在2008年之后的10年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G7国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很难说是友好的。在目前这一更加重大的危机当中，看起来G7国家对新兴市场大国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吝啬。国际流动性还很不确定，严重的资金外流以及海外汇款的减少都会使这些国家进入一个调整期。也许这一次，除了中国之外，发达经济体也将参与引领全球复苏。

在过去20年里，许多重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预测都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传统的北大西洋地区向如今所谓的“印太地区”转移的判断做出的。而人们作出这一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将受到更好的教育培训，这些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而且通过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将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

不过，这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受到了非议。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10年前所预测的那样，民主主权（democratic sovereignty）和冷酷的全球化进程之间如今在一些较贫穷的民主国家已经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而特朗普政府关于市场准入的平等诉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政治紧张。要知道，这一切还只是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情况。印度总理莫迪在5月12日的讲话中透露，印度今后将减少对外部依赖，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莫迪总理的这一表态可以被视为印度对上述紧张关系作出的一种政治回应。

那么，今后形势将会如何变化呢？首先，如前所述，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引领此次复苏进程；第二，即便存在更加强烈的全球化需求，但所有较大规模的民主国家都势必会变得更加“内向”；第三，虽然也许会有效率较低、歧视性条款等问题，不过地区性协议还是会比全球性协议更加受到欢迎。我们不要忘了，上世纪5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东亚国家的重建都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比较封闭的体制之下完成的，当时这些国家在事关国内和国外的一些重要领域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

新兴市场大国在过去的10年里表现平平，新冠疫情在给人们带来意外的震撼之余也会促使这些国家深入思考：今后该如何在一个不那么友善的国际秩序中生存甚至取得成功？当然，即便这些新兴市场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那句老话所说，面对危机却不想办法加以利用实在是可怕的浪费。

马努·巴斯卡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助理研究员、美国百年纪念国际集团董事）：我对疫情结束后的亚洲充满乐观预期

新冠疫情已经导致经济收缩、人口大量失业，这的确让人们对后疫情时代感到悲观。不过面对这一困境，亚洲国家并非毫无经验。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当时的亚洲人觉得天似乎已经塌了一般。可是不出几年，即便受损最严重的亚洲经济体也恢复了稳定并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我这样说并不是低估亚洲当前面临的困境，而是希望大家认识到，只要实施正确的战略，挑战是能够克服的，机遇也是可以抓住的。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疫情的规模之大必将导致家庭和企业对自己的经济行为作出调整，而这种调整必将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许多家庭都会倾向于增加储蓄，这将导致社会消费额的下降。此外，跨国公司也会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调整，一些公司甚至会把设在亚洲国家的生产基地转移回国内。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承受着高额债务的压力，而此时它们还要在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增加开支，这会导致各国政府进一步压缩生产性投资并提高税率。此外，一些国家甚至会禁不住诱惑诉诸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而众所周知这样做是没有赢家的。

其次，我们不应忽视那些积极因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对所面临的风险有了充分的认识，他们在采取措施推进供给侧改革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是其中的领导力量，中国正在推进一些重大方案和项目的实施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具体内容包括：户口制度改革，这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刺激房地产市场；在高科技领域加强投资，以降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依赖；多个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在特高压输电、城际交通网络等“新基建”方面加强投资。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16%，中国必将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强大的增长动力。

面对严重的疫情，印度虽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过疫情也使得印度对推动一些改革产生了新的热情，而那些改革正是许多观察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印度能付诸实施的。莫迪总理所属的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几个邦已经宣布将对劳动法进行全面的修改，而一直以来印度的劳动法的确使很多外国投资者深受困扰；一些邦还会推动土地审批制度改革，今后外国投资者为建设新工厂申请土地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此外，如果印度政府能够在农业领域实施早已承诺的多项改革，那么印度的农业将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印度尼西亚正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推动多项改革措施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此外，总统佐科2015年启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将有望获得进一步升级，而他推动的政府机构改革将为印尼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商业环境。除了中国、印度和印尼之外，越南和菲律宾也在着手推动多项重大改革方案的实施。

一些实施改革的国家将从全球经济的有利发展趋势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其中一个趋势便是制造业将持续从中国迁出。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助推了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不断跃升，中国工资水平的增长推动了制造业从中国迁出趋势的形成。随着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的不断蔓延，这一趋势的发展将获得加速。印度、印尼等国的商业环境正不断获得改善，从中国迁出的工厂很可能会转移至这些国家并推动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发展。

毫无疑问，后疫情时代的世界里充满了挑战。不过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推动多项战略的实施以更好地应对那些挑战，他们将抓住新的机会，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将有望带动这些国家的发展。

樊纲（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在后疫情时代，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此次新冠疫情将促使各大跨国公司重新评估自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依赖状况。在后疫情时代，外国供应链所蕴含的“风险”以及供应链多元化将成为许多全球性公司需要正视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媒体最为关注的抗疫医疗物资，还涉及几乎所有工业领域，日益复杂且极为高效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为各大跨国公司提供了各种零部件、原料、设备等生产资料。美国的去全球化努力（主要表现在与中国脱钩、孤立中国）就是美国政府面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反应。毫无疑问，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在后疫情时代进入一个调整期。

在后疫情时代，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只是把工厂搬出中国迁往别处那么简单吗？不，不会那么简单。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非经济考虑）把生产线迁出中国是代价极为高昂的做法，这其中会涉及大量沉没成本。对各大跨国公司来说，更为理性的做法是制定一种“中国+1”战略，也就是在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进行投资，当中国的供应链出现问题时，此前已经做好的“备份”便可以及时补位。这种“中国+1”战略的实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耗时多年才能完成。

在另一方面，即便不是出于对中国供应链过度依赖的忧虑，许多跨国公司也会因为生产成本日益上涨而把生产线迁出中国。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正不断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在低工资、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竞争力已经大大下降了。此次新冠疫情将加速此类产业的外迁，这些工厂将从中国迁往越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将逐渐放弃上述低端产业，不再保留在那些领域的生产能力。

此外，对于许多跨国公司来说，在他们决定是否撤离中国时还需要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许多领域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将稳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即便受到美国政府“与中国脱钩”的压力，各大跨国公司还是很难忽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也会加强自身供应链的多元化。由于受到美国制裁措施或其他政策的影响，许多中国公司也希望能够在某些受制于美国的技术领域与美国实现脱钩。中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的确是非常艰难的，不过这也构成了它们加强研发、减少对外国（尤其是美国）技术依赖的动力。

我的基本看法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在后疫情时代的确将发生变化，中国制造业将向高科技含量、资本密集型转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将应用更多本土科技创新成果。为了分享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各大跨国公司将继续留在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产业链将继续以中国为中心。

前原康弘（日本证券分析师协会首席执行官）：来自日本的观点——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在世界各地将看到更多的政府干预行为

人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曾频频使用“黑天鹅”这个说法，而现在的新冠疫情是一只更大的“黑天鹅”，它将对世界各国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里，消费者寻求商品效用的最大化，而商家寻求利润的最大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能够高效地配置资源；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将发挥关键作用。然而面对极度复杂的后疫情时代，上述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将难有招架之力。为了确保社会大众的身体健康，政府将不得不对私营经济部门实施更加积极的干预。

在日本，政府呼吁民众应实践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避免在密闭空间里停留，避免大规模人员聚集，避免密切的人际接触。为了遏制疫情蔓延，政府要求人们改变以往的人际互动方式。

上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使消费者和商家双方的行为模式都发生改变。作为消费者，人们将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随意聚餐、购物、出国旅行，这意味着消费者将很难再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公司也需要改变以往的运营模式：会议将转移到网络上进行，人际接触将减少，一些员工将居家办公。不过这其中也会有许多问题。例如，制造业企业该如何实践上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呢？一切以员工的健康为优先就意味着企业将不得不放弃利润最大化的思维方式。

此外，在后疫情时代，人们还不得不应对经济学里所谓的“奈特氏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这个问题，即人们缺乏对可能结果的定量评估（与不确定性不同，风险是可以定量评估的）。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公共健康的社会成本是极高的，市场机制可能因此崩溃。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看不见的恐惧感将导致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再继续发挥作用。

许多日本家庭都因疫情陷入了困境，日本政府给每个人发放了10万日元收入补贴。当全社会都受到疫情影响的时候，从收入角度着手似乎是维护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的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做法。因此可以说，政府的触角已经伸向了此前曾被广泛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一些事务。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这场全球公共健康危机使我们保持社会凝聚力的既有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人们缺乏平等的机会，这套体制缺乏广泛的包容性”。

最后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疫情揭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为了应对此类“黑天鹅”事件，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健康，开展全球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把疫情政治化将给我们带来无法承受的恶果。

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国际清算银行今年1月曾警告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黑天鹅”事件即“绿天鹅”可能会到来。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此类事件将对人类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而且其影响将更具破坏性。未来，我们将不得不学会与各种“黑天鹅”打交道，此次新冠疫情不过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对即将到来的“绿天鹅”，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浪费了。

西蒙·奥格斯（香港DSG亚洲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新冠疫情之后的香港，不变的是什么？

虽然曾有诸多有案可查的麻烦缠身，后疫情时代的香港仍将是北京手中不可或缺的一条资金进出中国大陆的可控管道；对于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吸纳离岸人民币存款来说，香港仍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口岸；对于许多中国大陆公司来说，香港仍将是发行股票、债券以及进行股票、债券交易的重要市场。

虽然实现完全可兑换仍然遥遥无期，不过人民币作为一种可投资性日益增强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角色将继续获得巩固，这意味着香港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会相应继续上升。香港具备国际一流的金融和法律体系，同时具备有专业能力、对中国内地有深入理解而且与中国内地保持广泛联系的不可替代的充裕的人才资源。

北京即将推出的国安法当然会给香港的商业环境引入一些新的复杂因素，不过一切还要看这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细节。细节是关键。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这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细节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那些关于香港的“末日预言”都是建立在非常极端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此时我们只能说那些对香港未来的悲观预测都是缺乏根据的。

关于美国宣布将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这件事，我认为拿捏好度对各方都有好处。过于极端的做法不仅会对普通香港人造成伤害，还会对金融稳定等美国自身利益带来损失。我的基本观点是，只要国安法具体内容和实施细节的各种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不出现，只要美国把香港当作“对自身角色茫然无知的足球”（an unwitting football）加以利用去惩罚中国的做法不产生最糟糕的结果，那么香港就会在后疫情时代里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发挥其独特作用。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6月16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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