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运：我军现代化建设应重点借鉴俄军，而非处处仿美
【文/ 王海运】
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最具战略性、实质性、标志性、带动性的领域。俄罗斯是军事大国，历来将军事关系置于国家关系的核心位置。70年中中俄关系起起伏伏，军事关系一直是重大影响因素。因此，研究中俄关系不能不关注两国间的军事关系。
由于军事关系具有较强的机密性，学界在谈论中俄关系时往往绕着走，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笔者大半辈子研究中俄军事关系，将近10年作为中国武装力量驻苏联和俄罗斯的代表，直接参与了两国军事关系的运筹、军事合作的推动。但是，退休后这些年受到条件限制，对中俄军事关系的关注减少，这里只能粗线条地作些回顾与思考。
一 中俄军事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俄建交70年，两国军事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再到有限合作、全面合作的曲折过程。其间，既有风和日丽也有阴云密布，既有友好合作也有剑拔弩张。中俄军事关系70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结盟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率先给予外交承认，两国随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49年12月底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1950年2月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条约》第一条即为“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军事结盟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在维护安全利益上相互给予支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全力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安全。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迅速展开，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此后几年里，尽管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两国间不时发生争吵，但是总体上保持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中，44项为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各种主要装备的制造厂。中国核武器的研发，是以苏联技术为基础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中朝人民浴血奋战赢得的，同时也与苏联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密不可分。可以说，中苏两国两军间的紧密合作，给新中国的军事安全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正能量。
从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开始，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日益加剧。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从七个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判、全盘否定。对此，中国共产党不予认同，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军事安全领域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行为，更是激起了中国的反弹:苏联以维护共同安全为由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开设军用长波电台、在中国领海组建联合舰队，被中国视为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而苏联则认为，在同盟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常备设施理所当然，换言之，“苏联是在保护中国”。显然，中苏在对“军事结盟”内涵的理解上特别是在让渡主权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随着分歧的加剧，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的“蜜月期”结束，但是军事同盟关系仍在，中苏仍然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二）20世纪60～70年代的中苏对抗时期
到了60年代，中苏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发展至军事对抗、战略对抗，给双方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
在76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上，苏联百万大军压境，不时挑起事端。部署在蒙古国的苏军第39集团军10余万官兵、4300余台坦克装甲车辆，更是直接威胁到中国首都北京的安全。两国紧张对峙，两军剑拔弩张，最终导致了1969年的边境武装冲突，将两国关系推向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苏联领导层甚至有人提议，要对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中苏关系特别是军事安全关系的严重恶化，给中国造成了极大战略压力，中央不得不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不得不大搞“山、散、洞”“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甚至提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口号，整个国民经济一度转向战时轨道，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国际战略方面，中国则由“联苏抗美”转向“联美制苏”，形成了以苏联为共同对手的中美“准同盟关系”。
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美两大国的联手合作，使苏联同样陷入了极大的战略被动。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毁灭性的没有前途的对抗时期”。俄罗斯另一前驻华大使拉佐夫称，仅在中苏边境部署百万大军，直接军费开支就高达2000多亿卢布，折合3000多亿美元。有充分理由认为，与中国的军事对抗、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态势的变化，是苏联走向衰落、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形成此种两败俱伤局面，主要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迷信军事施压所致，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的诸多战略判断与应对举措失误特别是对苏军事关系处置不当，亦是重要原因。
（三）20世纪80年代的中苏关系缓和时期
1982年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1986年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陆续释放出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推行，苏联对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中国亦改变了“以苏划线”的国际战略，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两国间的军事对抗逐步降温。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了重要承诺。“三大障碍”均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从中苏边境撤军，从蒙古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指导方针，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两国关系宣布实现正常化。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就裁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举行谈判;积极发展经贸与科技合作;苏联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至此，中苏关系真正成为正常国家关系。
随着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军事安全关系得到有效管控，弥漫在两国间的战争阴云消散。消除后顾之忧后的中国，才得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大胆实行“沿海开放”，“军队过紧日子”方针才得以提出。可以说，没有中苏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的正常化，难有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及新的相互关系准则的确立，亦为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90年代至今的中俄军事关系持续深化时期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新俄罗斯独立建国。中国在第一时间里承认俄罗斯联邦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两国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中俄关系持续深化、节节攀升:
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等24个重要文件，确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两国关系从“正常国家关系”提升为“友好国家关系”。
1994年1月，叶利钦总统致信江泽民主席，提议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指出，“战略协作”有别于“战略合作”，要求在重大问题上采取更加紧密的协同行动。按照当时参与中俄关系运作的外交部欧亚司前司长周晓沛的理解，“所谓‘战略协作’，就是在双方关切的重大核心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的不断深化，中俄关系相继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并且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任务。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
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新世纪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誉之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7月中俄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永远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根本指导原则以国家间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确认“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为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不断深化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可以看出，军事安全关系在两国战略协作不断深化中始终都是十分重要的促动因素。
新俄罗斯时期中俄军事关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是军事技术领域。
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出于缓解经济困难的考虑，苏联政府即已表示有意与中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笔者当时担任中国驻苏联使馆陆海空军副武官，主管两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推进工作，与当时的苏联军工主管部门多有接触，曾经陪同中国军事工业代表团考察苏联十几个军工城，重点了解苏联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形成了一些合作意向。
中俄两国间的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大体是从1993年开始的。为了改变我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中央军委决定大批量引进俄罗斯新一代军事技术装备。从T－72坦克、БТР装甲输送车、БМ－21多管火箭炮、C－300防空导弹，到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潜艇，再到苏－27、苏－30战斗机，覆盖面很广、规模很大。这一合作对我军几大“杀手锏”建设、应对台海危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对两国政治关系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在那些年内，中央军委、总部首长频繁访问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双方会谈的重头戏，中国驻俄使馆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军技合作代表机构。
需要指出，当时的中国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军事技术封锁，俄罗斯几乎成了我军先进武器装备的唯一来源。
二是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领域。
新俄罗斯建立伊始，在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基础上，两军立即开始了“相互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谈判”。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一谈判。期间，双方虽然不时发生激烈争执，但是均表现出化解边境地区军事紧张局势的强烈意愿。作为这一谈判的早期收获，1996年，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会谈，达成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实现了五国元首的首次上海会晤，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1997年，“上海五国”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元首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决定五国同时裁减共同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内的军事力量，大幅降低边境地区军事活动强度，并且建立定期核查机制。自此，中国同俄罗斯及中亚三国漫长的共同边界，由军事对抗的前沿变为友好往来的纽带。“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则为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夯下了关键性的基石。
三是军事教育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两国元首的支持下，中俄两军达成了在军事教育领域加强合作的协议，我军开始向俄罗斯数十所军事学院规模性派遣军事留学生。为加强管理和保障，中央军委在驻俄使馆武官处增设了“军事留学生管理组”。
20世纪初，我军同时在俄军院校接受培训的军事人员最多时达到200余人，这还不包括为接收军事装备而大批赴俄培训的飞行员、舰员及其他军事技术人员。这些从营级到师级的优秀中青年军官，经过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培训，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在我军高中层指挥员中，有留学俄罗斯经历者占相当大的比重。
四是联合军事演习领域。
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始于2005年。在此之前俄方已多次表达开展联合军演的意愿。笔者作为中国驻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总代表，也曾多次向国内建议接受俄方提议，通过与俄军举行联合军演，了解、借鉴俄军，深化两军友谊和两国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联合军演迟迟未能启动。
2005年，我军在此问题上的思维出现重大调整，主动提出要同俄军开展联合军演，而且是大规模联合军演。当中央军委代表团向俄军总参谋部提出这一建议时，对方颇感愕然、犹豫。次日，我军首长会见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时，俄方表态出现大幅度调整，明确提出希望搞成大规模战略性联合军演，甚至表示可以派出战略核潜艇及航空母舰参演。据俄方透露，这是伊万诺夫国防部长与普京总统连夜商定的。显然，俄方是从深化两国两军关系的大局出发作出这一战略性决策的。于是才有了2005年夏自海参崴至黄海和胶东半岛的中俄“和平使命”大规模联合军演。笔者现场观摩，激动不已。
此后，中俄两军联合军演逐步实现了机制化，演习地域也从两国的“家门口”逐步扩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从俄西伯利亚大草原扩展至我国内蒙古训练基地，演训领域由陆空、陆海空扩展至信息安全、联合反导、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演习级别则从战役战术演习提升至战略演习。
中俄联合军演对于两军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我军实战能力的提高、战略威慑力的增强，均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其中，俄军“东方－2018”战略演习，我军应邀派出3000余人、百余台军事技术装备参演，对于两军关系的提升，乃至国际安全关系的调整，均产生了战略性影响。中俄联合军演常态化，对
于上合组织以打击“三股势力”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军演也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
五是国际军事安全领域。
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反对动辄武力相向、应对美日在中俄共同周边“生乱生战”、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以及在反恐、维护网络安全、制止太空军事化、推动世界各国摈弃冷战思维、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安全模式等问题上，中俄两军均进行了广泛的战略协作，这些合作对于促进两国国防建设、稳定地区安全形势、引领新世纪的全球安全治理，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因为此，中俄关系被誉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压舱石”。上合组织军事安全领域合作的发展，亦与中俄军事关系的持续深化密不可分。
六是军事理论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我军实现了由“大陆军作战理论”向“空地一体机械化作战理论”的质的提升，其中大量借鉴了苏军的“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笔者当时主抓苏军军事理论研究，在引进苏军“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方面做了一些推动工作。后来，我军军事理论发展为“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作战理论”，尽管借鉴美军较多，但是俄军仍是重要参考对象，大批赴俄军事留学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笔者一向主张，我军现代化建设、军事改革以及高技术条件下军事理论的构建，应当在大力弘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基础上重点借鉴俄军，而不是处处模仿美军。**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其一是物质基础。我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大多来自俄军，我军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也基本上与俄军武器装备属于同一体系。武器装备是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战役战术。
其二是作战对象。我军与俄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同为美军及其军事同盟体系。俄军数十年将美国为首的北约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形成的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十分丰硕，非常值得我军借鉴。
其三是地缘条件。中国同俄罗斯基本上都属于大陆型国家，两国军队也基本上都属于以陆地为地缘依托的大陆型军队。这与作为海洋型、扩张型国家的美国的军队有着极大的不同，从而决定了我军军事理论构建的借鉴对象主要应是俄而非美军。
其四是作战性质。我军与俄军均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军事行动均具有防御性质，尽管在战役战术上均可能采取某些攻势行动。这与美军军事行动主要是海外进攻，也有着极大的不同。
其五是军事理论基础。如上所述，我军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构建，曾经广泛借鉴了苏军和俄军。特别是建国初期，我国军事院校都是在苏联援助下组建的，不仅接受了大批苏军顾问、教官，就连教材、军语也都全部译自苏军。后来俄军推出的“非接触战争理论”和“混合战争理论”，对我军现代条件下作战理论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另外，两军的军事战略思维，例如避免两线作战、注重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等等，也有着广泛的相通之处。
当然，由于两国国情军情有着很大不同，对俄罗斯军事理论只能是借鉴，而不能照搬。与此同时，对其他大国包括美国的军事理论也应深入研究，吸取其有益经验。
二 中俄军事关系发展的历史启迪
从以上对中俄两国军事关系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两国的战略环境，特别是安全环境影响极为重大。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搞好了，可以互为战略纵深、战略依托、战略支撑;反之，则可能互为战略前沿、战略威胁、战略重压。在中苏中俄关系史上，既有因睦邻友好而共同获益的宝贵经验，亦有因相互对抗而两败俱伤的深刻教训。
军事上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要力避“两线作战”，中国和俄罗斯均认同这一规律。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的激烈争论，长时间陷入两者难以兼顾的战略困境。中俄军事关系从对抗到合作的历史，完全可以证明尊重这一规律的极端重要性。
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经略海洋、应对主要来自海洋方向的战略威胁，中国必须进一步扩大陆上地缘战略纵深，其中筑牢互为陆上战略依托的中俄军事关系至关紧要。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样存在避免两面受敌，筑牢应对北约军事压力的地缘战略后方的战略需要。
世界进入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中美、俄美结构性矛盾进入集中爆发期。美国已明确将中俄锁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主要战略挑战”，遏制围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应对霸权势力日益严峻的战略威胁，中俄必须努力打造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以中俄为核心凝聚一切反霸力量。考虑到中国军事力量快速提升同时又擅长进行纵横捭阖的战略运筹，俄罗斯军事实力强大同时又敢作敢为，两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定能生成对美国霸权的强大战略钳制能力，对于两国应对美国可能挑起的军备竞赛、军事对抗的战略价值尤为突出。
第二，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否持续。可以说，没有两国军事安全领域的良好关系，就不会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协作、核心利益上的相互维护，中俄关系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不可能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和“全球战略稳定的压舱石”。如果两国在军事安全问题上磕磕碰碰，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也会失去战略基础。大幅提升中俄军事关系，更是“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必行之举。
第三，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两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如上文所述，在新一代武器装备研发、新条件下军事理论构建等方面，俄军均具有独特的优势，应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借助对象。考虑到西方大国至今仍然坚持对中国进行军事技术禁运、俄军先进武器装备研发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深化对俄军事技术合作，实现联合研发、优势互补，对于我军尽快实现新一代军事技术的重大突破、应对美国可能挑起的军备竞赛，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对于俄军来说，与我国加强军事合作，充分利用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军事技术、制造业能力及资金优势，亦是加速提升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便捷路径。
第四，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影响不容小视。一旦需要被迫武力解放台湾，美日军事同盟必然作出强烈反应，尽管其同我直接交战的几率不高，但是实行军事威慑、军事挑衅、军事封锁恐难避免。在此情况下，只要俄太平洋舰队、远东战区的军事力量稍有动作甚至按兵不动，美日军队就不敢大举南下。
在先进军事技术装备补充方面，俄罗斯更是可能成为中国唯一外部来源。在油料供给方面，考虑到马六甲海峡被封锁及对我进行石油禁运的巨大危险，俄罗斯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低估。如果美国在联合国对我发起经济制裁，拥有安理会否决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俄罗斯，亦可望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强大，对于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亦可产生强大助力。特别是有助于俄罗斯集中力量应对主要来自西部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
第五，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新时代全球安全治理的意义同样十分重大。中俄两国在军事安全上协同行动、相互支撑、互成掎角、互为拱卫，不仅有利于维护两国、共同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而且有利于抑制美国霸权挣扎的非理性和极端性，推动新时代的全球安全治理走向多边共治、稳定有序。特别是对于维护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对于我在作为“世界老二”、似强未强的整个历史阶段避免被拖入军备竞赛和新的冷战、确保可持续崛起，对于俄罗斯应对来自美国所主导的北约的军事威胁，乃至维护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安全稳定，均有望产生巨大助力。
中俄加强军事合作，对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共同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则亦有望发挥“推进器”的重大作用。
三 进一步深化中俄军事关系的着力方向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70年两国关系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关系”;或者如普京总统所言，“当前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关于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决策高瞻远瞩，必须坚定不移地践行。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大国复兴之梦，中俄作为战略处境高度相近、战略理念高度相通的两个新兴大国、大邻国，不仅要切实践行“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庄严宣示，而且要切实做到“守望相助、深度融通、普惠共赢”，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新时代。
为了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于“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宣示，建议在继续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基本方针的同时，尽快将两国关系推升至“肩并肩、背靠背、手拉手、心连心”的“准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的基本内涵可以理解为“不承担条约义务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讲，即为利益与共、责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或是用普京总统的话来说，即是“彼此视为紧密盟友的特殊关系”和“战略盟友关系”。
打造相互支撑、紧密协同的“准同盟关系”，是新时期、新条件下对我军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法宝的发展与弘扬，是中俄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实践运用，更是应对霸权挑战、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迫切战略需要。而要构建“准同盟关系”，必须将两军关系推升为“特殊友军关系”：在军事战略上相互扩大透明度，确保战略互信；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犄角之势；在军事行动上“肩并肩”，紧密协同;在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发、加速突破。
为达此目标，双方需要共同努力，首先要增信释疑、消除“中国威胁论”、“俄罗斯不可靠论”在两国的消极影响。要加强智库研究，为高层决策提供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要加强社会舆论引导，共同抑制两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西方势力的喧嚣，排除各种干扰，夯实两国两军关系的民意基础。对于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中俄两国两军关系的舆论战、抹黑战，中俄有识之士应当起而批驳。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中俄军事力量现代化建设任务紧迫艰巨，在深化两国军事安全关系上，应当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既要有坚定的意志，又要有果敢的行动。还要放眼全球、合纵连横，以中俄战略协作为凝聚核心，以上合组织作为基础性平台，打造最广泛的世界反霸统一战线、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共同维护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确保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历史到现在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俄军事关系在两国关系中都具有“压舱石”“推进器”的重大作用，必须置于两国关系的核心位置，周密谋划、大力推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服务于两国新时代的全球战略运筹，服务于两国的伟大复兴。
（王海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智库常务理事，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摘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4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俄协作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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