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泉：“结伴不结盟”确保中俄战略协作的先进性

【文/ 王晓泉】

中俄关系已经走过70多年风雨历程，先后经历结盟时期、对抗时期、正常化时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期，现已发展为“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遵循了历史必然逻辑，符合双方国家利益，呈现出在高水平上持续发展的战略走势。

一、“结伴而不结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苏便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苏同盟关系为新中国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支持，有力地巩固了新政权。然而，中苏间结构性矛盾注定同盟关系无法持久维系下去。

**第一，结盟意味着与美国形成阵营对垒局面。**中国大大缩小了战略回旋空间，几乎完全失去了与资本主义阵营建立外交关系与合作的机会。

**第二，结盟意味着不平等地让渡部分主权。**因此，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便要求苏联废除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在华一切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斯大林勉强答应此事，但对新中国脱离苏联战略轨道感到担忧，在朝鲜战争中的出色战绩，又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独立自主能力，对此，苏联其实有所不甘。“1958年4月和7月，苏联领导人先后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中方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坚决予以拒绝。”为此，苏联加大对华制衡力度，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援华专家。

第三，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结盟使双边关系复杂化**。**斯大林执政时，中国共产党将斯大林视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斯大林去世后，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仍是中国的“老大哥”，但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资历与声望不及毛泽东。两国实力和两国领导人声望的巨大反差，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结盟关系瓦解后进入对抗时期，两国大量国民财富被用于相互防范，严重影响了各自的经济发展。为联手应对苏联，中国于1979年与美国建交。中美联合对抗苏联构成了苏联由盛及衰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后，中俄吸取历史教训，“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它的基本宗旨是：……保持长久睦邻友好，……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俄的这种新型关系，只是双方的协作友好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由于定位清晰准确，中俄关系并不受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而一路高歌猛进。中俄于1996年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于2001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9年宣布建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形成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

“结伴”是指中俄达到高水平战略默契，为在国际上争取安全保障、平等权利和发展机遇，为改造世界秩序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进行高水平战略协作。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阶段，中俄可能形成准结盟或战略结盟（非军事结盟）关系，即在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互为战略支撑，联手与美国缠斗，但不承担约束性国际军事义务，不搞阵营对抗和势力范围划分，不割裂世界市场和破坏经济全球化，不放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合作。“结伴而不结盟”关系能够确保中俄战略协作的先进性，并不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保障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发展。

二、新安全关系

中俄的安全观与战略文化原本差异较大，但双方汲取历史教训深化安全合作之后，安全共识增加，互信加强，形成了新安全关系，为两国保持高度战略默契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中俄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同。**俄罗斯由于在历史上多次经历强敌入侵，历来将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为保障国家安全从不受制于经济的承受能力和外交的条条框框，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依然大力发展军力，敢于不顾西方制裁而坚决维护安全利益，几乎参与了世界所有的安全热点问题。由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总局等十多个国家安全与司法部门组成的俄罗斯强力部门，对政府各部门都有巨大影响。普京总统及大量政府高官出身于强力部门。俄罗斯强力部门作为制定俄联邦对外政策的主导力量，在兼并克里米亚、出兵叙利亚等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其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同样权力巨大，可以否决其不放心的项目。

与俄罗斯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提出，“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到20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中俄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重视程度的差异，导致双方在双边关系和对外政策重点方向判断上出现差异，这成为影响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层次因素。中国更重视加强对俄经济合作，而俄罗斯更重视加强对华安全合作。在区域层面，中国更重视经济一体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俄罗斯更注重政治和安全一体化，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俄罗斯对组建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态度不积极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该行成为中国在上合组织扩大影响力的工具。中国有些专家因为中俄经贸关系的进展没有达到预期，且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不够积极，而对中俄战略协作信心下降；俄罗斯有些专家因为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对俄支持力度没有达到预期，且对“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态度不够积极，亦对中俄战略协作信心下降。

随着美国安全压力不断加大，中国更加重视俄罗斯抵制美国霸权的独特作用，开始加强对俄安全合作。中俄两军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在反导、叙利亚等问题上加大了对俄支持力度。中国在俄罗斯因克里米亚问题遭受国际社会孤立与西方制裁的情况下，排除西方阻力而大力发展对俄关系，使2014年成为中俄关系提升的标志性年份。2014年5月，中俄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美元贷款。俄罗斯社会对华态度大为改善，俄罗斯强力部门对华安全疑虑大大降低。同时，俄罗斯认识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将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对华经济合作变得积极，拖延多年的中俄同江铁路大桥和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的施工进度明显加快。

**第二，中俄达成了经营“共同周边”的地缘安全共识。**俄罗斯对外战略遵循实力主义，扩张成为主线。俄罗斯扩张思想源自其地理、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性。东正教和救世主义为俄罗斯推行扩张政策提供了道义支点和崇高使命感。俄罗斯身处无险可守的东欧大平原，需要通过加大战略纵深确保国家安全。然而，扩大势力范围必然加大其他大国的疑虑，乃至激化大国之间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对自身资源的消耗亦十分巨大。俄罗斯历史上两次大崩溃都是势力范围扩张、突破实力极限所致。第一次是1904年沙皇俄国在争夺东北亚的日俄战争中惨败，帝国崩溃的丧钟由此敲响。第二次是苏联出兵阿富汗后陷入泥潭，最终在与美国等大国博弈中走向解体。

在实力主义和扩张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思想根深蒂固，曾谋求在中亚国家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建立势力范围甚至合为一国。尽管俄罗斯需要利用中国抵御美国等西方势力挤占中亚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同时也警惕中国在中亚坐大，因而对中国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疑虑较大。中国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但反对划分势力范围。在美国加大战略遏制的态势下，俄罗斯为得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支持，逐渐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以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的发表为标志，中俄形成了经营“共同周边”的战略默契，即尊重域内国家主权，共同维护域内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域外大国与域内国家的合作持开放态度。

中俄在“共同周边”的战略合作符合域内所有国家的利益，“共同周边”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中俄战略默契程度。中俄将在“共同周边”合作的重点锁定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打击“三股势力”、反对美国军事渗透、防止军备竞赛等方面。在新安全关系的基础上，中俄的战略影响力产生出叠加效应，能够抵御任何外部势力在“共同周边”破坏战略稳定和威胁中俄安全利益的图谋。

**第三，中俄不断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随着科技和核武器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发展，任何世界大国都难以对其他世界大国发动战争，非传统安全成为世界大国攻防的重点。2016年发布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国家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其经济、法律、技术、信息等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增加，其为实现地缘政治利益而利用这些因素，阻碍了国际争端的调解以及在国际法基础上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普京指出：“信息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来自信息空间的威胁不断加剧，信息安全机制、通信联络的稳固和防护对国家而言具有战略意义。”中国亦重视非传统安全，2013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推进较为顺利，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举办“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训等活动，共同推进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2016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不断拓展在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战略合作，不断加强在能源、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在西方对俄加大制裁以及美国挥舞“长臂管辖”大棒的情况下，中俄在本币结算领域合作加强，共同致力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俄罗斯对人民币需求旺盛，2015年中俄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增加了250%，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互换交易额从年初起增加了11倍多，达到120亿美元，人民币信用证交易额增长了12倍。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业务额达49亿元人民币（约合7.06亿美元），较2017年同期的24亿元人民币（约合3.45亿美元）增长105%。

新安全关系对中俄战略合作极为重要，中俄彻底解决最为困难的边界问题得益于此，上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亦得益于此。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是以“新安全观”解决敏感复杂安全问题的典范。由于安全关系的提升，中俄在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将更为均衡，中国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俄罗斯远东大开发，上合组织的安全与经济作用也将更为均衡。

三、“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型合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注重引进西方经济技术，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住房、医疗、教育、国企等改革均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增加经济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房地产过热、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亦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因此，中国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独立后的俄罗斯则彻底抛弃计划经济，全盘复制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导致国家财富损失惨重，经济基础土崩瓦解，国家陷入深刻危机。所以，普京在执政后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政府在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作用。

在中俄开始市场化改革时期，由于缺少政府引导和监管，两国贸易出现低水平野蛮增长的情况。大量劣质中国商品在损害了俄罗斯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国商品的形象；由于俄罗斯营商环境欠佳，愿意在俄投资的中国企业寥寥。随着中俄政治关系提升，依靠市场机制的中俄经济合作明显滞后于政治合作，促使两国政府开始推动经济合作。两国战略合作项目由此得以顺利实施。

基于计划经济时期中苏双边经济合作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开展经济合作的经验与教训，中俄经济合作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政府引导”的特点，即经济合作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两国政府对大项目合作发挥引导作用，但归根结底要使项目具有互利共赢的效果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逻辑。为推动双边经济合作，中俄政府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的经贸沟通机制，举办了中俄地区合作友好交流年，制定了诸多合作规划。政府推动的大项目在中俄贸易额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两国在科技、金融、能源、农业等领域加强大项目合作已是大势所趋。随着大项目合作的深化，其对双方中小企业合作的带动作用将更加明显。

“市场经济+政府引导”的中俄经贸合作模式具有开放性。中俄都汲取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搞封闭式经济合作而导致传统地缘经济联系被割裂，进而造成经济活力下降的教训。中国同西方恢复经贸关系是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因此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虽然俄罗斯对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持有疑虑，但欧亚经济联盟并非封闭运行，对与其他国家建立自贸区持开放态度。欧亚经济联盟已与越南签署了建立自贸区的协议，正在与中国、伊朗、印度、以色列、新加坡、埃及、塞尔维亚开展自贸区谈判，并在2016年开始与中国进行非优惠经贸协议谈判。此外，欧亚经济联盟还将韩国、新西兰、柬埔寨、蒙古国、秘鲁和智利作为自贸区谈判的潜在对象。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区谈判对象几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全重叠。因此，普京指出，“俄罗斯将继续构建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市场，并发展对外合作，包括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序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市场经济+政府引导”的中俄经济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为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贸关系提供借鉴，也将极大促进欧亚一体化进程。

四、中俄共同价值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拥抱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不适合俄罗斯国情，造成社会思想混乱和道德沦丧。普京不得不用基于东正教的传统文化重建精神家园。**可见，俄罗斯经历了由遵循马列教条到放弃社会主义，再到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改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放弃了马列教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同时也遭遇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道德沦丧，于是开始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就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于是，中国完成了由遵循“马列教条”到放弃“马列教条”，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改造。

中俄传统文化都是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都是实践的产物，其中既有皇权思想等封建糟粕，又有经世济民的人本思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服务于垄断资本集团，而中俄都对资本势力进行了有效管控，两国因此有条件将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与国情结合，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新价值观。中俄新价值观有诸多相通之处。比如，两国都重视国家主权、集体主义、可持续发展、人民福祉等，其所派生出的国家管理模式也有相通之处。比如，两国都重视强化中央垂直权力体系和维护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中俄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基于双方在价值理念上形成的共识而酝酿更具普世性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具有整体观，早在秦朝便实现了“大一统”，具备长期治理天下的经验，在历史长河中自我展现出来的并非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农耕文明讲求和平合作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利益最大化；中华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经世济民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华文化是儒释道的有机结合，儒家讲求秩序、佛家讲求因果、道家讲求规律，三者和谐共生、包容互补。并且，中国宗教具有多元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和道教是多神教，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能够与其他宗教包容共生。中国不会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动宗教战争。因此，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能够摆脱西方文化乃至“马列教条”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或零和模式，肩负起建立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和谐发展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显现出巨大包容性，强调是世界多样性的统一，将从根本上终结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和安全观。

在中华价值体系的影响下，中国提出了针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方案：安全上由绝对安全模式变为互保模式，集中体现为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由垄断模式变为互利模式，集中体现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并尊崇“合作和平、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上由冲突模式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互鉴（互容）模式。

俄罗斯在对西方民主价值观进行深刻反思后，提出了“主权民主”理论，强调“俄罗斯首先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做强国是俄罗斯唯一的现实选择。民主应该适应俄罗斯的国情与传统”。俄罗斯战略思想界的西化派式微而本土派崛起。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杜金教授提出了多极全球化进程中的欧亚价值观。他认为，多极全球化已经来临，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变为由东向西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大陆心脏地带的地位上升，将出现多个分布式中心区。“多极全球化与单极全球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没有像自由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统一的义务性意识形态；没有单方面操控的国家间合作项目，项目的参与者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不干涉项目参与国的内政。多极全球化不是建立在大西洋价值观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欧亚价值观基础上，其特点是坚持多极全球化话语权和哲学：以多元化否定普世化；以坚持传统否定自由化后现代主义；以坚持友谊（双赢）否定恶性竞争；以坚持团结和为全体人民的福祉否定个人主义；以坚持平等发展否定垄断；以包容性否定排他性。”

中俄共同价值观符合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谋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人民统一战线。随着战略协作不断深化，中俄共同价值理念将进一步发展，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垄断利益以及解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强有力支撑。

（作者：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摘自《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2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俄协作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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