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法国可以换政府，但就是不能解决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6月28日，因为疫情推迟了三个月的法国第二轮市长选举举行。选后仅仅5天，当下民意支持率最高的政治人物总理菲利普辞职，马克龙-菲利普体制就此结束。

随后马克龙总统仍然任命来自右派、曾担任萨科齐总统的助理秘书长但从未担任过部长、知名度并不高的让·卡斯泰为新总理。卡斯泰是从今年4月起负责解禁防疫措施才开始为人所知。

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一个政治人物去职（免职、辞职）要么是不胜任，要么是犯了错误，或者和最高领导人路线分歧，甚至承担所谓政治责任：即总统有豁免权，政绩不佳，只好由下面充当替罪羊。

这一次，菲利普辞职首要的导火索则是马克龙的前进党在市长选举糟糕的表现。原因自然是民众对马克龙执政三年的表现不满。

法国总统马克龙（右）与总理菲利普（左）。图片来源：法新社

2017年，号称中间路线、不左不右的马克龙率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前进党赢得总统和国会选举。随后即进行以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消减福利、统一退休标准、以环保为名提高燃油税等为内容的改革。随后在2018年引发大规模的黄马甲运动、2019年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大规模罢工。

2020年2月下旬，法国爆发新冠疫情，政府应对迟缓，医疗物资短缺，其政策前后摇摆。3月12日马克龙亲自宣布第一轮市政选举按原计划于3月15日举行，但3月16日就宣布全国封城。到目前疫情造成近三万人死亡，二十多万人感染，其中死亡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养老院。

当然，除了执政不佳，马克龙政党的失败也有其他特殊原因。一是第二轮选举投票率极低。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此次的投票率仅为40.5%，与2014年市镇选举相比下降超过了20个百分点。法国第五共和国市政选举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弃权率。常规来讲，市长选举由于和选民利益最为密切，民众投票积极性最高。投票率低的主要原因还是疫情仍然持续，每天新增都在三位数以上。所以许多老年人出于安全原因没有投票。

这也意外给绿党崛起创造了条件。老年人相对保守，环保意识没有这么强，年轻人则正好相反。这也是为什么绿党不仅帮助社会党守住巴黎，他们自己还赢下了包括马赛、里昂（法国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以及波尔多、斯特拉斯堡、普瓦捷、贝桑松等重量级城市，使得整个法国政治版图迅速变绿。这是继去年欧洲议会选举绿党异军崛起后再一次取得的重大突破。

二是马克龙的执政党是第一次参加市长选举，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没有担任过或者是现任市长，因此缺少民意基础。总理菲利普之所以能够赢得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是因为他并非前进党党员，而是出身于右派的共和党，并于2010年起担任过长达六年的勒阿弗尔市长。

尽管如此，传统上只要选举遭遇挫败，总是要更换政府以示负责。更重要的是，换人不仅除了一定程度可以化解民众的不满，也还会对未来有所期待。

总理菲利普辞职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和他过于亮眼有关，三年以来他的支持率一直力压马克龙。仅以今年的民调为例，Ifop民调所5月13日为《巴黎竞赛报》的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对菲利普持积极看法，而对马克龙持积极看法的人仅有48%。再看看BVA 5月19日的调查数据，46%的受访者“看好”菲利普，而对马克龙“看好”人则仅有37%。另根据Ifop5月24日为《星期日报》所做调查，46%受访者表示对菲利普满意，而表示对马克龙满意的人仅有39%。

按说自己任命的手下表现的好，对马克龙是加分的，说明他知人善任，国家治理的好，最终功劳也是他的。但菲利普有点特殊，他至今未加入前进党。如果他继续亮眼下去，2022年总统大选万一重演当年“马克龙造反”一幕，来个逆袭，岂不是要“马失前蹄”？而且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菲利普还被认为与马克龙在接下来的改革计划立场上有分歧，菲利普民望高，有可能坚持已见，马克龙施政将会遇到阻碍。现在来一个新人，没有根基和任何班底，自然是会对他言听计从。

当然，总理民望高于总统是法国第五共和的常态，这大概也是频频更换总理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在我看来，换总理并未减少马克龙未来两年的执政难度，新任总理卜斯泰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接受法国一台采访时披露心声：“我很荣幸能够领导世界上最美丽国家之一的政府，但它可能不是最容易治理的国家”。

法国目前最重要是如何从疫情中恢复经济和降低失业率以及纠正疫情期间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比如医疗资源对外国的依赖。但由于市政选举直接影响到2022年的总统大选，这迫使马克龙于选举第二天即29日就宣布，将针对取自公民大辩论的两个最重要的环保文件举行全民公决。可以想见，未来两年，马克龙必须在环保领域投入很大的精力。

但是恢复经济与环保是有比较大的矛盾。环保政策一是有比较高的经济代价。比如提高燃油税，二是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如果未来两年经济继续恶化，失业率升高，马克龙连任就很难。如果环保没有作为，也同样会影响到选民支持。

另外马克龙最为重视的2022年大选连任在新的政局下，已经非常难以预测了。

在这次选举之前，马克龙的前进党和极右的国民联盟是一直遥遥领先的两大政治力量，传统左派和右派继续萎缩。只要总统第二轮选举是这两个政党对决，马克龙连任的可能性非常高。但现在出现了四种政治力量抗衡的局面：传统左派社会党与绿党联手，右派共和党重新崛起，马克龙的前进党以及极右。在各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谁进入第二轮都不意外。但只要是绿党和社会党进入第二轮，无论对上哪一个政党，获胜的希望都很大。因为绿党的诉求是跨越党派的，再加上左派的基本盘，胜选的概率最大。

2017年，马克龙是打着“不左不右”中间派的旗号赢得选举的。当时的法国民众也确实厌倦了政党恶斗。所以当时左派和右派都明显的萎缩，中间选民大增。但经过三年的演变，在这次市政选举中可以看出，左、右选民在归队。极左和极右保持稳定，现在反而是中间选民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是继续坚持“中间立场”还是露出“右派”的真面目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不管是换总理还是换总统，都无法解决法国的问题。我2000年到法国留学，二十年间经历了四个总统，九个总理。但法国依然每况愈下，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如果是不同政党执政，其政策还会相互否定。这一次应对疫情，尽管有中国赢得的一个多月时间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再建议，法国的迟缓、前后矛盾、准备不足令人震惊。2009年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期间，法国还有充足的口罩储备，但这一次却严重短缺，甚至在疫情很严重时，有的市政府才无意中在仓库中发现过期的口罩——连家底都不清楚。

4月7日，在法国巴黎，警察检查一名男子的出行证明。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摄）

许多为西方政治制度辩护的人经常这样讲：在西方，人民不满意，可以更换政府。可是更换政府后问题解决了吗？按说更换政府本意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但现实中更换政府成了唯一的手段和目的，问题是否解决、能否解决反而无人关注。民众只要出了气，似乎就心满意足，然而再重返往复，形成了“不满意—换政府—问题不解决—再换政府”的无意义循环。

换政府之所以并不解决问题，原因有二。一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往往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萨科奇不如希拉克，奥朗德不如萨科奇，马克龙只干了三年，暂不下结论，但至少到目前，民众是相当失望的。过去我们以为小布什就是最糟糕的总统了，没想到又出来一个特朗普。只要有钱，有知名度，能吸引眼球，不管有没有经验和能力，都有可能当选。

二是因为可以更换政府，所以没有人把问题真的当问题。正如西方自己说的，我们有政治危机，有经济危机，有社会危机，但没有政权危机。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再大的危机和问题都不会导致权力危机，谁还会怕出问题呢？整个欧美面对疫情如此慢不经心，不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吗？美国现在每天增加超过五万，按5%的死亡率计算，平均每天2500人丧生，特朗普不照样稳坐钓鱼台？美国疫情爆发以来，何时看到他重视过，认真过，有压力过？

如果对比东西方政治史，可以发现有几个重大区别。西方非常重视政治体制形式，即政体，其精力主要放在如何找到一种理想的制度。他们的逻辑是只要制度好就能带来良制，是典型的形式决定内容。中国正相反，重点在于政治的目的、内容，也就是治道。孟子就提出民贵君轻。汉代贾谊主张：“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唐太宗在《贞观政要》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明方孝儒鲜明的提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

因为中国人认为同样的制度不同的人来领导效果会极为悬殊。从秦到清，制度没有多少变化，但有盛世有乱世，区别就在于人。所以中国历史上就特别重视政治人物的培养和选拔，并不断改进。除了科举制，到了清朝，更以选贤取代嫡长子继位制，同时又通过秘密立储的方式，解决了皇帝与太子接班人两个政治中心的历史问题。到后来的共和时代，最高领导人的选拔已经超越一家一姓的范围，而是长期培养下的全国选拔。

从人类的政治史来看，中国的思路更符合事实。同样的制度在路易十四手上就是法国的巅峰，在他的后代手上就是导致法国大革命。克林顿时代美国国力蒸蒸日上，到了小布什时代就迅速转衰。

这个区别可以理解何以西方很难出现胜任的领导人。

其次，中国政治有很强的道德色彩，责任导向。孔子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东汉的荀悦指出：“大道之本，仁义而矣”。秦国的吕不韦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历代先贤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者陈来就认为中国自西周以来逐步发展了一种思想，认为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之后还有一个道德法，政治运行必须合于某些道德要求。这也是为什么钱穆认为儒家的终极政治理论与其说是县长君权，毋宁说是限制君权。

西方发展到今天则是契约，制约政治人物的是法律，所以要分权要制衡，唯恐他们做坏事，可是怎样让政治人物积极的做好事却缺如。所以政治人物有很强的打工心态，而不是主人翁心态，没有把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政党利益保持一致，即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曾把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区别比喻为父母看孩子和保姆看孩子的区别。

这个区别可以解释何以中国的政治人物对国家和民族更有责任感。

东西方政治都强调人民当家做主。西方当家做主的方式就是民众可以用选票更换领导人；中国当家做主的方式是政治人物决策时以人民利益为重，积极回应民意，如果有官劣损害人民利益就要及时惩处。两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形式的区别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西方民众拥有的选票，但并不能像中国一样及时拯救众多的生命，也没有一个官员受到惩处。这一次全球应对疫情表现最好的国家还是东亚儒家文明圈——虽然各国政治制度并不相同。由此可见中国式政治理念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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